如何提高大城市治理能力?潘维新书《士者弘毅》提出六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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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者弘毅》书封“如果治理成本高于治理收益,这事就不能办,禁令就不能推出。不可持续的禁令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北京曾推出行人闯红灯过街罚款10元的规定。违规者不肯给这10元怎么办?派3个执法者对1个违规者实施‘行政拘留’,成本是10元?管理理性的城市居民要靠政府有理性。精细和透明的成本收益核算就是城市管理的理性和人民性,反之则是官僚主义。”在新书《士者弘毅》中,政治学者潘维谈及都市治理六大原则之一的“精细计算治理成本”时这样举例。潘维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和中国政治,其著作包括《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当代中华体制》《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等。在《士者弘毅》一书中,潘维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观、直击人心的语言风格回答上述问题。其中,书中收录的《都市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一文回答了“如何提高大城市的治理能力”这一问题。该文是潘维2018年9月在北京市某干部培训班的讲课整理稿。在潘维看来,大都市的治理要遵循“精细计算治理成本”“把都市执法的重心放在居民区内”“用沉重罚则支撑所有禁令”“治理体系主要在惩恶,而非锦上添花”“要把基层执法队伍管成纪律严格、能协同作战的部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等六大原则,“六大原则环环相扣,构成一整套大都市的治理体系,给不断改善治理能力提供标准和空间。”譬如,在精细计算治理成本方面,书中写道:“不精细算账,满街贴标语,抽风似地‘搞运动’,是非常‘乡下’的管理方式,成本高到不可持续,而且经常出现违法行为,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执政党的死敌,市民们会怀疑官员能力低下而且滥用公币。违章停车成本是零,政府雇人看着街道给违章车拍照贴罚单的成本是多少?管理大都市,须精算每个执法者每分钟的成本。治理成本应当对市民透明,不仅显示 政府管理的理性,让新闻界监督政府算账,而且让公民们了解: 治理违法的成本须由违法者承担,不能让全体市民分担。”六大原则中,潘维认为,“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城市居民自治的决定性作用”最重要。“我国的社区自治不仅传统深厚,更有建政早年的辉煌成就:一夜间将大都市的社会之恶一扫而空,并持续了一代人三十年。那时的社会治理没钱,更没高科技,党员也很少,却把城市治理得很出色。为什么?因为居民区有党的出色领导,党的身边围绕着妇联、共青团、少先队里的众多群众‘积极分子’。那时一个‘居委会’只负责几十户人家,还有不拿一分钱政府补贴的居委会主任大妈。那是‘民治、民享’、社会生活有公正的时代。那时城市管理的精髓是‘走群众路线’,党领导人民自己给自己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那个时代的京城居民高度信赖党和政府。直到那个时代的末期,当北京城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沿线村民们还自发去给工人送茶水,而不是当‘钉子户’。”潘维在书中分析指出,“党在基本性质上是扁平组织,其基本任务是组织动员居民,把‘群众’组织为‘人民’,维护人民的权力和权益,让公正和公平主导居民区的社会秩序,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让人民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自己去奋斗。而今,我国有9000万共产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有1个,但我国都市居民区里却没有共产党的支部。我国不断派员去新加坡学习社区管理,让那里的官员们十分吃惊,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社区管理效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社区管理。”“公共生活的宏观大事由科层体系办,公共生活的微观小事由社区组织办,居民的私事自己办。把小事当大事,视基层组织重于科层组织,我国能迅速建立都市的社会文明秩序。”潘维在书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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