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还要以多少员工入狱为代价？

呼唤金融创新近10年，P2P、众筹、基金等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拓宽了投资渠道，激发了投资热情，放任了投资风险。

于是乎，在近三年时间里，“爆雷”成为了热词，“非法集资”成为高发犯罪。不少平台的控制人借助金融创新的话语背景，让庞氏骗局披上互联网外衣，借助高新科技的行业前景，将蠢蠢欲动的有产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投资者，最后当资金链条断裂，又使他们彻彻底底沦为投资难民……这样的惨痛事件几乎天天发生。

公权机关为维护金融秩序，为维护社会安定，为推进非法集资案件的办结，向投资者提供了追回资金的登记通道。但是有些群体，他们的利益在这些事件中被公权机关所忽略，甚至是被牺牲——他们就是平台的员工。

A君是某平台的销售人员，自己投资的数百万元血本无归，被认定为参与非吸

A君重点大学毕业，有5年银行工作经验，5年财富公司理财工作经验，负责销售某理财产品。A君入职之前已谨慎评估该公司的持证持牌情况，才决定入职并向老客户推荐备案产品，自己也投资了数百万元。但该公司的控制人通过隐蔽方式，挪取监管账户下的项目资金，最后导致资金无法偿付，平台爆雷，经侦立案。A君因投资失败，倾家荡产，但A君不忘为老客户跑腿，到经侦登记投资信息，配合经侦调查，提供证据材料。完毕后，经侦将A君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一同被抓的还有十多名员工。

B君负责某P2P平台的借贷资料收送工作，怀疑平台有非吸嫌疑后离职，仍被认定为参与非吸

B君在某P2P平台虽然有风控总监的头衔，但只负责收送借、贷款人的资料，不需要审核材料的真伪，资料审查的权力在实际控制人手上。案发的半年前，B君怀疑平台的合法性，选择离职，但依然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

以上并非个例。近三年以来，中晋系、e租宝、善林金融等平台非法集资，追究了大量员工的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在侦办非法集资案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将销售人员、参与平台运作的普通员工也纳入到刑事追责范围。而对于法律的适用，司法机关忽略主观证据的收集，不去听取员工对非法集资是否知情的辩解。尽管法律规定可以从客观行为去推定主观态度，但是仅仅以员工有金融工作从业经验，或者认识平台的实际控制人，就推定他们有帮助非法集资的故意，明显属于过度推理。2019年《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就“主观故意的认定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意见》中关于“综合分析判断”的规定，实际上仍然为司法机关认定员工共同犯罪提供了较宽的解释空间。

为什么这几年司法机关会倾向于追究更多员工的责任？

第一，平台在推广金融产品时会有雇佣支出，员工尤其是销售人员还会根据业绩计算薪酬。追究普通员工的责任，是不是基于他们的工资和奖金来源于集资款项，不将他们关押起来，他们不可能那么老实退钱？

第二，平台一旦爆雷，投资难民到公安报案，到政府部门喊冤，甚至问责金融部门。追究普通员工的责任，是不是延续“总有人要负责”的应对方法？是不是认为追究更多员工的责任，可以凸显政府保护投资者的态度？

第三，公安阶段关押的员工，检法系统可能认为不构成犯罪。但检法系统继续追究普通员工的责任，是不是为了规避国家赔偿和相关办案人员责任的追究？

第四，同一个平台，不同区域的分公司，同职称、同级别的员工在A市被作为嫌疑人追究责任，但在B市就只是证人。这是不是反映了这种追究责任的恣意？

妄下定论不可取，仅提出疑问，供诸君思考。

但是，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将普通员工纳入追责范围的代价。

被追责的员工，基本上都是有多年金融从业经验的人才，他们大部分有高等教育背景，有银行、理财公司的从业背景，而且青年居多。入狱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前程。另外，普通员工当中有不少将自己毕生的积蓄在涉案平台投资，而他们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会被认定为非法集资的工资收益，基本上不会得到保护。赔了夫人又折兵！金融创新近10年了，还在政府的放养阶段，每一个平台都是潜隐的定时炸弹，如果普通员工轻易就被追究责任，那么谁还敢投身金融创新？

笔者并不否定要追究平台控制人的责任，但在追究员工的责任时，应持有审慎的态度，不能恣意认定共同犯罪。

金融创新不应以更多员工入狱为代价，这不是金融创新必经的、可以忍受的阵痛。要做到金融安全，不能再以杀鸡儆猴的土办法，金融部门应发挥起监管职能，保护投资者的资金，保障金融工作者安稳从业。有职责的部门真正担当起来，而那些无办法知晓实际控制人背后操作的员工，就无需肩负本属于监管部门的调查职责，也不需要为监管不力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