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回望莲塘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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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塘谁家谈笑间，垂泪感慨青梅缘。晨风敲窗惊落月，方知梦在离恨天。——夜梦已故发小，醒来唏嘘成句。

我和我的这帮小学同学，总共有40多人，都出生于50年代，绝大部分年纪相差在三岁之内，我属马，不大不小居中。屈指算来，现在都已是“昂首阔步”奔七之人。

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小时就在了一起，最初的记忆甚至可以追溯到幼儿园，打闹追逐的“青梅竹马”情缘，延续了60多年。其实，我们是典型的“五湖四海”。当年，父辈为了修建铁路的共同目标，进入同一个单位，而我们也就跟随父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一起。先是福建南平黄垱，后是江西南昌莲塘，成了发小，成了同学，成了朋友。文革中期，十四五岁又被一锅端，以小学四五年级的文化水平，荣升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懵懵懂懂地成了仅仅换了一块“冠冕堂皇”牌子的“监狱工厂”的工友。

随后漫长的岁月里，多半人曾发生过这种那种变动，但是，靠着“莲塘八年级”这根神奇的核心磁柱，我们始终粘连在一起。相互呼应，不离不弃，凝结下近60年的不是兄弟姊妹胜似兄弟姊妹的厚重情谊。

不是兄弟姊妹胜似兄弟姊妹

家住前后楼，东西院中间也不过隔了一条也就几米宽的人工溪流，且出门几步就是桥，连通成一体。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在一起玩烟盒、滚铁环、摔泥泡、游泳跳水、钓鱼摸虾、采桑养蚕、相约闲逛的几个男同学。那时，我们的年纪都到了男女有别的朦胧期，再加上多多少少有些“封建思想”，跟女同学同桌，还要用尺比划好之后，在桌子中间划上一道“三八线”，甚至用刀刻。然后，会“恶作剧”地因为过线而相互怼胳膊肘，所以，跟女同学在一起玩得不多，除非集体游戏或排练节目。例如，文革初期的跳“忠字舞”，演“样板戏”，以及排练“滚、滚、滚，滚她妈的蛋”之类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节目等。

那时的我们也不过十二三岁，正处于容易被指使、被塑造、被忽悠的年纪，一些同学神气地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标”，成了小小“革命者”。我很不幸，因为母亲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的第一档，是无法改变的“硬伤”，长期被排除在“红小兵”之外。心里有段时间忿忿不平，甚至暗暗埋怨母亲，当初为什么不换一家，非得要生在这样的姥爷家！欲宣示赤诚之心，天地却始终无门。

无奈之下，只得脱下妈妈特地给我做的“绿军装”，天天与钓鱼竿、鱼篓为伍，以“红色革命钓鱼者”的身份，奔波在更广阔的民生“五业”之一的天地。那时，我最喜欢的衣服是军装，那种斜纹布的真军装，包括军帽、解放鞋以及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却弄不到。妈妈为了安慰我羡慕他人穿军装的眼神，扯来一块现在做笼屉布的那种平纹粗棉布，买来染料，用家里的饭锅把布染成军绿色，然后，按军装的样式给我裁剪、缝制了一件貌似“军装”。就这也让我喜欢得不得了，几乎天天穿，感觉很威武。

感觉很威武

那时，家住莲塘家属区六栋最高层、把东头的四楼，对门是一户响当当的“领导阶级”家庭。男户主是一位跟父亲年纪相仿的瘦高个，姓吴，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吴声松”，在家属基地的维修班工作，像我们家以及当时很多家庭一样，他的那份工资，是一家日常开销的唯一来源。女户主姓朱，似乎叫“朱？珍”，我们都喊她“朱阿姨”。

吴伯伯、朱阿姨都是善良、温和、慈祥之人，待人接物从不失礼节、文雅，对我们一直很亲切，很关爱。说起来，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他们走路的模样，吴伯伯骨架大，但很瘦，爱笑，话不多，背微驼。朱阿姨则显得麻利许多，走路都带风，说话语速也快，印象最深的是她趴在窗口，拿腔拿调喊大女儿“华——仔——恰、饭、呔——”的声音，40多年过去，犹在耳畔。

我跟他们的大女儿吴淑华是同学。记得淑华的下面还有“黑子”、“娥子”和一个相差10来岁的小弟弟。对吴淑华的印象是性格偏静，不张扬，也许因为在家是孩子老大，是弟妹们大姐，抑或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时常见她帮妈妈干这干那，包括采买东西，种地浇水，带弟妹等，显成熟，少像我们贪玩，在外面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参加工作后，我和她虽然在一个工厂做事，但在不同的车间、工班，加上三班倒，各忙各的，相互谋面并不多。后来，我们离开那家又改回真正“监狱”的“监狱工厂”，好像她跟不多的几个同学留了下来，并且，不久听说她谈了一个对象。男孩我认识，但印象不是太深，也在原来那家“监狱工厂”做事。高高的个子，年纪好像比她小两三岁，是福州部队的一个军干家庭子弟。

再后来，听说她跟丈夫一起调走了。多年后，在南昌的莲塘同学会上再见面，都已是华发渐生的半百之人，多年不见，相对，唯有感叹岁月不饶人的唏嘘声。再再后来的前几年，竟然接二连三地传来她和李淮民、田树学同学病故的噩耗，让我伤感不已。

淮民同学，记得他家住在莲塘家属区的河东片，是我直到现在已经住了40多年的安徽人。那时给我的印象是有人说他们老家安徽是个要饭的穷地方，作为同学，听了深感同情。因为，那时我们家也很穷，已经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父亲一场差点要命的大病，导致长期吃劳保，收入低得连给他吃喝买营养品的钱都不够，家里动不动就揭不开锅，只得采取“要饭”方式度日（难定还期地借钱买米，向父亲单位乞求救济，母亲有时在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等）。

淮民同学平日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说话慢悠悠、文绉绉，动不动还喜欢咬文嚼字地来几句。不过，他的确是一个爱读书，爱博览，爱思索，有才华，有志向的人。可惜，那场大运动剥夺了他深造成器的机会，最终，只落得当了一辈子用手而不是用脑工作的人。人生，有时真是不由你不信“命运”二字。有时，我傻傻地想，如果我们那一代早生或晚生十年，得到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不管后来怎样，起码不负自己人生最美好的黄金阶段。

不负人生最美好的黄金阶段

跟树学同学，那时在学校和后来的工作时期玩和接触都不太多，隐约记得他家好像跟我家一样，是东北人。记忆中，树学是个实打实的老实人，就像大多数的高个子那样，营养都送去长个去了（当然，不包括法国的戴高乐总统，美国的林肯总统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为人诚恳、憨厚、爽直，一是一，二是二，连笑起来也是憨憨的那种，绝没有弯弯绕一类人的小心眼和言不由衷。

有段时期听说树学身体不太好，行动都有些不便，却没往坏处想。因为虽然有几年没见面，但以往包括李淮民、吴淑华前些年见面，身体、气色都很不错。然而，万万没料到，都是说走就走。包括跟我们分手早，离去也早的贾科，似乎也就三四十岁的年纪。说起来，在一起嬉笑玩闹十年，分手几十年，竟不意离去，此后再也见不到面。想与不想，都有一种恍入梦境又恍出梦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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