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重建 传承文明的火种|北京幸福家公益服务中心秘书长覃研

【本文由北京幸福家公益服务中心秘书长、北京市民革祖国统一专委会委员覃研所作。】

2018年，北京幸福家公益服务中心在梨园镇社会办的支持下，作为第三方社会组织，结合当地村民需求，进行了大胆的实践。通过“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理念，以提升村民文化自信为目的去探索社区“精微”治理模式创新。机构对农村社区“精微”治理模式的创新引起了《农民日报》、《中国商报》等媒体的关注报道。期待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农村社区“精微”治理，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融合，共建和谐社会。

北京幸福家公益服务中心秘书长、瑷瑅空间联合创始人 覃研

西方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因受到巨大挤压而活力衰退，尤其是2012年城市化率达52.6%，中国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出现历史性拐点。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承载着中国传统文明的乡村具有高度契合性，为我们认识和解读乡村文明的功能和价值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和思维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文明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也为乡村文明建设规定了鲜明的生态主题。新时代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生态文明的视野重新认识和定位乡村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功能。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重建乡村的机遇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而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就是村落。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和农耕历史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乡土社会，也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形态的村落。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逐渐瓦解，结构不断解体，这种趋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变得愈发明显和不可扭转。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将广大村落的乡土根基慢慢拔出，农业的凋敝、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而生的乡村衰落似乎宣告着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

村落的消失表面上是农田、建筑和农业人口的消失，而从深层看，是存续上千年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是乡土文化、传统伦理的消失，这些被认为不适应工业文明、不适合现代化的元素正在以“落后”之名被遗弃和遗忘。

在不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在人们眼中不能提供诱人的物质收益，对推动GDP增加效果并不显著。在刺激物欲，拉动消费的生活方式下，乡村不能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最佳场域。于是，农村精英进城，农村人财物进城，农村因此出现了空心化，在崇尚工业文明的时代，乡村似乎没有了存在的价值，逐步被城市取代。

然而，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以资本的无限扩张为手段，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工业文明，却在带来生产大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之后，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面对无法摆脱的危机，人类开始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以可持续理念为发展宗旨达成“绿色共识”，都在用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大原则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把天、地、人作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在这一时期人与自然联系紧密，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些思想与当今生态文明理念惊人地吻合。数千年来，我们的文化理念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伦理与制度充满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生活方式实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牢牢地在乡土社会中扎根。

今天，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待乡村，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乡村文化等各个方面无一例外地体现着生态文明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理念，敬畏自然的信仰，顺应、利用自然的智慧，在乡村的生产生活中都体现得十分充分。曾经我们以为落后、贫穷、愚昧的乡村，在文明跃迁过程中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将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的源泉，而生态文明理念也将为乡村振兴的内容与途径提供理想模板。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乡村价值

生产价值。数千年传承的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的农耕方式，对目前探索生态农业之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农业生产只有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进行。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蕴含生态智慧的农业技术和文化，对拯救现代农业危机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迪。在便捷的交通设施、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撑下，在文化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的推动下，乡村逐渐具备了承载现代产业经济的条件和市场，生态有机农业、乡村旅游业、乡村手工业、乡村新能源产业等具有成长性的乡村新兴产业，将成为支持乡村文明复兴的经济基础。

生活价值。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来看乡村生活时，恰恰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幸福生活模式。被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所捆绑和刺激起来的高消费、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病态生活。生态文明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而乡村生活突出的特点是自我服务、自给自足，恰恰符合了生态文明价值的低能耗、低成本、健康安全的文明生活方式。大自然赐予乡村的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使农民拥有了城市市民不能获得的身心健康和生态财富，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下，显得非常珍贵。

生态价值。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村落区别于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环境污染严重的今天，乡村特有的自然风光、清新空气、安全食品成为了最难得的奢侈品。在“大城市病”凸显的中国，医治的解药就在被遗忘的村落中。村落既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也是人工生态的结果，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生态文化和生态理念，渗透在村落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城市社区所不具备的。因此，认识乡村生态价值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价值。中国的乡村文化不仅表现在山水风情自成一体，特色院落、村落、农田相得益彰，更表现在乡村所具有的信仰、道德，所保存的习俗，所形成的品质和性格上。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并传承的古代乡村文明，本质上是“耕读”文明。即通过“耕”来满足物质需求，通过“读”来满足精神提升。正是在耕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均衡互动，成为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秘密所在。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村落属于“野”的范畴，却是立国之本，“礼失求诸野”，乡村文化中蕴含的尊重自然、长幼有序、尊师重道等伦理价值观于国家或社会的维稳作用无可替代。

重建乡村 守护文明的火种

在中国百年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在衰落。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生态文明为乡村重建带来了契机，时代在呼唤具有家国情怀的仁人志士，共同守护文明的火种，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之路。

保护乡村文明的守护者

我们应关注留守在乡村的三类群体，他们是留守在乡村的老人、乡村中的贫困家庭和依然在乡村从事农业、手工劳动的农民。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来看，这三类人群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是选择在生态文明导向下走乡村文明发展的道路，这三类弱势群体，不仅是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农业、手工业的守护者和载体，也是对乡村乡土情结最重的群体。保护他们、保证他们的生存与权益是乡村文明复兴的希望。

我们还应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目前萧条的村庄，保护空心化村落，为乡民、游子留下回归的巢。目前在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苗头，未来，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回乡的高潮。在逆城市化中出现的回乡高潮，将是一个社会资源从城市向乡村回流的过程，这也将是中国乡村文明复生的高潮期。

重新认识与定位乡村价值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在生态文明视野下，乡村文明的价值功能应依据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基本方略，根据乡村自身发展需要和城乡互补、产业协同的原则进行定位和设计。我们要立足中国本土，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符合中国乡村文明的新理论体系。在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中，要重新认识与定位中国乡村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功能，提升中国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的城市化不能以瓦解五千年乡村文明为代价，而复兴乡村文明也不意味着城市化进程就地止步。我们应探索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城市化模式，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推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城乡要素双向融合互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构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享共富、共生共荣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城乡关系。

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之间共同向往的一种人类的高级文明形态。中国的生态文化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合理因素和永恒价值，中国的乡村传承着千年的生态智慧，是生态文明的宝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表现出诸多社会功能。传承“仁义礼智信”伦理道德和“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乡村文明，曾维系着村落的价值取向和有序运行，潜移默化强化人们的行为规范，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中华民族文脉永续。

期待，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让乡村重现新生，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生态良好、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