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海子及其时代;日本向“平成”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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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海子及其时代
距离海子卧轨山海关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正如他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中预言:“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每年的3月26日成了海子与诗歌的节日,他会在人们的凭吊中重返人间,一如4月1日朋友圈满屏都是对“哥哥”张国荣的召唤。
海子
然而,2019年的凭吊仪式,似乎比以往来得更加疲软一些,寥寥的纪念文章重复地诉说着海子的生平、诗歌与死亡,人们仪式性地转发着2018年、2017年、2009年乃至更早的悼念文章,按照固定的脚本吟诵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经历三十年不断地被阐释之后,海子的能量似乎正在耗散,热爱逐渐失语,纪念变得词穷,以至于三十周年的“大祭”几乎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祭文”。海子以及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狂野的年代,在时间维度和经验层面上似乎都在离我们远去。
专栏作家刘原在《1989年,一个叫海子的人决定去死》中数笔勾勒了海子及其时代的自相矛盾乃至精神分裂:“从他诗歌中的意象,以及他死时身边的《新旧约全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浸淫在西方文明中的人。但诡异的是,他同时又在练气功。据说开了小周天,但在开大周天时出了毛病,出现幻听和幻觉。”
柯小刚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海子:现代中国的山海关》中,阐释了海子的死亡地点中蕴含的寓言性:“诗人海子从中华帝国的古老首都来到这个‘亚细亚’的山和‘太平洋’的海之间的位置……把自己变成了‘无头战士’。”山海关在空间上是连接又阻隔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隘,也因为近代历史成为古老中国被彻底卷入世界历史和全球性“诸神之争”的地理象征。而到了80年代,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撞,“在那已被‘世界历史的普遍不安的进程’所荒蛮化、边缘化了的巨大的山海之间,‘中国’或中央之国的幻象和史诗早已被碾得粉碎。‘我丢失了一切 / 面前只有大海’。” 而这种价值失序的痛苦最终在这个背负民族诗歌之天命的诗人身上表现出来。海子的伟大壮举恰恰在于,他不仅参与到这场世界各民族“诸神”之间的殊死较量中,还以其诗歌天才将西方语言元素改写成真正属于汉语的元素,这是一场壮烈的吞食和分娩。
三十年倏忽而过,海子的时代与痛苦离我们远去。今天人们纪念海子,记住的往往是那个吟哦着“以梦为马”的抒情诗人,却常常遗忘了徘徊在“亚细亚”和“太平洋”之间的史诗诗人,遗忘了海子也曾写过:“当前,有一小批年轻的诗人开始走向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揭开黄色的皮肤,看一看古老的沉积着流水和暗红色血块的心脏,看一看河流的含沙量和冲击力。他们提出了警告,也提出了希望。虽然他们的诗带有比较文化的痕迹,但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站起来歌唱自身了。我决心用自己的诗的方式加入这支队伍。我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的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这段话出自海子长诗《河流》的序言。
在刘原看来:“80年代是一个吊诡的、一言难尽的时代。与世界接轨的各种思潮,与最保守的势力抗争;禁锢多年后的精神解放,与人们追求物欲的天性并存。”1980年代的许多文化症候,比如“气功热”、“UFO热”,像是现代精神与古老迷信交媾,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杂糅,在当时却是许多人迷狂而真切的生命体验。抛弃传统束缚回归本真的生存状态,加之古今中西多种文化的对撞与合流,酒神式的迷狂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壮丽的时代诗歌。
海子练气功,在今天看来充满了猎奇的趣味,但我们与海子及其时代的隔膜,并不意味着这个年代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精神与价值上的危机。“朝阳三十万仁波切”、“印度灵修大师”、“周易大师培训班”……只不过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不再发生在山与海之间的辽阔时空,而退缩回个体化的神秘主义修行中,当然背后还有发达的商业模式加以护持和文饰。
在过去一周,当代的精神饥渴最好的注脚,莫过于对“流浪大师”沈巍的围堵。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与学富五车的大师,两重身份之间的错位与耦合,给予了现代理性化与科层制社会牢笼中的人们以无限的遐想。为了满足人们对“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渴望,各路记者和网红齐聚上海,用直播镜头贪婪地分食互联网时代的流量,如秃鹫一般,让人想到上一个被这样分食的网红余秀华,恰好也是个诗人。只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流浪大师的读书智慧,或者民间诗人的雄词丽句,而是将理性社会所不具有的迷狂制作成商品,贩卖给饥渴而枯竭的当代心灵。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极端理性的利益驱动,最终物极必反地赋予了自身迷狂的特质,正应了《新京报》的报道标题:“大师去流浪,留下疯子在直播。”从这点上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比80年代更加怪力乱神的时代,记录迷狂的短视频也是一种当代诗歌。
如果25岁的海子选择活下去,是否有幸或不幸成为网红的一员,绣口一吐浓痰,供流量媒体咀嚼品味;还是会成为权威的一员,出席各种诗歌评奖活动,提携后进?可惜,三十年前,一个叫海子的人决定去死,然后顽皮地在每年春天复活。我们也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1987年,当时的皇太子与皇太子妃出访美国,这是明仁即位前以皇太子身份做的最后一次出访。
【国际】再见平成
保留着天皇制的日本,如今在纪年法上还习惯于年号纪年,2019年则是天皇明仁在位的第31年,也就是平成31年。在明仁天皇宣布将提前退任之后,平成这个年号也将于2019年的四月走到尽头。一时间,各种“平成最后”的字眼充斥在日本的媒体和网络,例如前不久日本男足在友谊赛中获胜,也被冠以了日本队平成时代的最后胜利。另一方面,即将继任天皇的德仁皇太子的新年号也将在4月1日公布,各方也开始猜测新年号会是哪两个字,互联网上更是有将新年号公布仪式玩成“梗”的趋势。
平成时代就要结束了,日本媒体也开始对这个历时三十年有余的年代进行总结。朝日新闻推出了平成时代三十一年来的种种回顾: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说起“平成”,那就是从举着牌子公布年号的时任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到海湾战争,再到自民党下台、细川内阁成立,以及阪神大地震,再有是奥姆真理教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平成”时代则伴随着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两位平成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首相陆续登场掌权,国际多地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再到东日本大地震和熊本地震等灾害。共同社则更是专门推出了平成的自然灾害纪事,这个取自中国古籍《史记》“内平外成”、《尚书》“地平天成”,意在天地内外保持和平的年号,却也见证了颇多的天灾人祸。
日本经济新闻则在此前发表了一篇报道,列举哪些四字词是最能代表平成时代的关键词。这些四字词多取自日语汉字词成语,又借谐音,用以概括平成时代每一年的世相。排名第一的是“天威无法”(日语为てんいむほう,ten i mu ho,和天衣无缝读音相同),这是2011年,也就是平成23年,东日本大地震爆发当年的年度四字词。排名第二的“震伤膨大”(しんしょうぼうだい,shin sho bo dai,和日语成语针小棒大同音)同样是自然灾害的伤痛记忆,即平成7年(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排名第三、四位的虽非天灾,也堪称“人祸”。泡沫经济的破裂甚至让日本社会直到今天还沉浸在“不景气”的惆怅与悲观之中,“泡年万削”在读音上和“丰年满作”(ほうねんまんさく,ho nen man saku)相同,意义却截然相反,也多了几分讽刺;而大本营位于富士山下的奥姆真理教,在头目麻原彰晃的引导下发动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重创了日本社会和不少日本人的心灵,对应的关键词“富士骚然”(ふじそうぜん,fu ji so zen,和“父子相传”同音)也被媒体列入名单中,而麻原彰晃也在平成30年,也就是去年被正式执行死刑。另外,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以及美国911恐怖袭击等国际事件,其对应的关键词也在榜单前列。
朝日新闻则在3月份公布了一份“平成书单”,这份特别企划意在选出最能够代表平成这个时代的出版书籍。村上春树的《1Q84》被列在榜首,紧随其后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除了村上和石黑一雄等人的文学作品之外,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也榜上有名,例如东浩纪的《观光客的哲学》,小熊英二的《“民主”与“爱国”》,柄谷行人的《跨越性批判》以及半藤一利的《昭和史》等,都堪称是相当有分量的严肃读物。与半藤一利的《昭和史》类似的,小熊英二等人也在2012年出版了《平成史》一书,并在2014年出了增订版。在这部书中,小熊英二坦承“平成”作为历史,确实存在离世人“太近”的问题,但《平成史》的写作会直接讨论东日本大地震等看起来仍未远去的事件,并将其“历史化”。在小熊英二等人看来,“平成”的到来,意味着“昭和”和裕仁天皇这个领导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存彻底消亡,但与此同时,平成年代的开启却对应上了冷战的终结以及泡沫经济的破裂,而泡沫经济恰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冷战带给日本经济的“福利”,从国际国内各方面情况来看,平成都是战后日本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也让对这段经历的历史化阐述变得极为必要。
《文艺春秋》也推出了“四月特别号”,以纪念即将完结的平成时代。其中有平成31人名录,被称为“创造了31年平成时代的31人(平成31年を作った31人)”。31位铸就平成的名人里,政界人士有笑称“人们会记住我的名字,但却会记住小渊惠三的脸”的平成元年时任首相竹下登,以及小泉纯一郎、桥下彻、鸠山由纪夫、安倍晋三、小池百合子等人;文体领域,足坛常青树三浦知良、将棋大师羽生善治,还有浅田真央、大阪直美等体育选手也位列其中,导演宫崎骏、搞笑艺人松本人志、国民偶像木村拓哉,还有从搞笑艺人转型作家的又吉直树等人也榜上有名;皇后美智子作为“照亮平成的灯”也被列入其中;此外,31人里还包括软银的孙正义、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等知名人士。
不过对于如何评价平成时代,日本各界倒是有着不同的意见。相比于长达64年并经历了二战的昭和时代,平成相对显得短暂,但又始终处在低迷之中。日本经济同友会干事小林喜光就表示“平成是失败的30年”,在他看来,日本在平成时代,经济上完全赶不上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步伐,除了丰田以外,日本几乎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企业能和谷歌、苹果、阿里巴巴或腾讯相提并论;在政治上,他也把矛头对准了当下“缺乏危机感”的政界,认为沉浸在安倍“稳定的”统治中的一代人,终将面临温水煮青蛙的下场,另外官僚主义在安倍长期执政之后也开始抬头。《朝日新闻》三浦俊章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则把目标对准了下一个时代,称平成的结束意味着“战后”这个时代的结束,对于日本来说,“战后”既是一种伦理重负,也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二战之后日本的重建和发展。三浦认为,对于“战后”价值的恪守,既包括对和平的尊重和对战争的拒斥,同时也包括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福利与自信,但平成并不能再继续一味地守护昭和时代遗留下的价值成果,随着平成结束、世代更迭,“战后”的记忆会逐渐淡去,作为正面价值观念的“战后”也可能不复存在,那么平成终结的一个意义就在于,提醒日本社会去寻觅下一个能够作为社会共识的正面价值,为新的时代创造新的价值观念。
日经的亚洲评论同样把目光放在了新天皇和新时代可能带来的“新的可能性”。经历30年的平成时代,日本从追求“日本第一”跌落到不景气、少子化、老龄化社会,而在政治上,非自民党的执政者接二连三地向国民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多么配不上大位,又让日本的民主制度和政党竞争陷入停滞,自民党的一家独大,甚至安倍晋三的长期执政都让如今的日本更像是在做一场“政治噩梦”。另一方面,这篇报道也注意到了日本影响颇大的文化和娱乐行业的变化,以木村拓哉为首的偶像团体SMAP在天皇宣布退位前夕宣告解散,似乎已经开始昭示平成的完结;另一个国民偶像团体岚也在今年初宣布,将在2020年底停掉一切活动,踩在平成的声明尾巴让这种完结感更加强烈。
从维新富强的明治,到“浪漫”与“民主”的大正,再到先后经历过战争癫狂、核战争、战后重建与飞速繁荣的昭和,及至如今的平成,在年号纪年法的习惯下,一个年号的终结多少让人产生一种与时代脉搏同步的奇妙感,生于、长于平成时代的日本人,无论其年龄阅历如何,在新年号揭晓之后,身上多少都带着历史的气息,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了。这种心境和时代的变迁,在日本人独特细腻的剖析式回顾或解读中,又再一次增强了平成最后的惆怅与时代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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