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关门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要求拨款50亿美元,以便开始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他起初承诺这笔钱让墨西哥人掏,现在却要求美国纳税人来支付。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都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耗资筑墙并不足以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
隐藏在此次政府关门背后的真正问题,却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恶化和政府债务率的的不断提升,而且这两个问题不单是美国一国的问题,它们是全球很多经济体的共同问题,有点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
全球贫富差距急剧恶化
经济全球化可以推动全球经济更快地发展,有益于人民的福祉,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利,但这必须以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为基础。终归有能力跨境投资(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是少数人尤其是富人,他们才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受益者。一旦一国财政不能有效承担转移支付的作用(目的是均衡财富分配),就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恶化。
比如,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一般制造业不断外迁,然后很多产品又进行返销,虽然有利于企业主和企业的利益,但却损害了美国一般劳动者的利益,再加上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央行奉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贬值),让一般劳动者的收入购买力下降,日趋贫穷。
2018年6月4日,联合国极端贫困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统计显示,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占有全国38.6%的财富,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里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美联储在去年的报告中也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上世纪爆发大萧条之前水平。而且,这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根据2017年11月15日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在全球财富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的42.5%上升到2017年的50.1%,即14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1%人群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贫富差距越来越恶化之后,当穷人的日子难以为继时,就会爆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
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
经济全球化需要以美元扩张为基础,当美元扩张之后,以美元作为货币发行保证金实现非美货币的扩张,形成全球信用膨胀的环境,支撑全球贸易的不断扩张。但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国国债、金银、高级商业债券作为保证金的,美元的扩张就需要美国政府的债务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需要巨额成本的,那就是美国必须压制住全球的地缘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美国大兵在世界站岗,虽然很风光,但需要巨额财政支出,这进一步拉升了美国政府的债务率。此外,自上世纪中期美国、大陆原油产量下降之后,美国还需要大量从海外购买原油,为了维持原油产地和航线的稳定,也极大程度上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
美国制造业不断外迁,压制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同样加大了美国政府的债务压力。制造业外迁之后,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恶化,这大大压制了需求的增长,打压了企业扩张的空间,拉低了经济增长的天花板。
不仅如此,贫富差距恶化还进一步计划了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增收乏力,另一方面支出日多,债务问题进一步凸显。更严重的是,次贷危机之后,那些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思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却希望摄取最后的利益,以QE的方式拯救危机,更让美国政府的债务率加速上升。最终,让美国政府的债务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不足40%上升到了今天106%的危险水平。
不止美国,在政府债务这个问题上,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去。日本、意大利这些高政府债务率的国家自不必说,那些看起来还处于安全线以内的国家就真的安全吗?不是。尽管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国的政府债务率并不高,但这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这些国家都是不断通过超发货币、征收大量的铸币税来实现政府增收的结果。
整个世界都在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未来,随着贫富差距恶化所导致的消费低迷不断深入,企业开工率下降,政府的税收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甚至步入萎缩,财政危机会不断深入!而要解决财政危机,就必须提升消费水平,因为只有消费水平提高,才可以给企业带来扩张的空间,最后实现财政增收,所以特朗普政府减税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减税也在短期内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债务压力,在这样的时期,任何财政支出都需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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