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天下”中的特别地域及作为历史的三代

当我们翻查战国时代的史书回顾历史时，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各国撰写自己的史书时，都会在书中强调自己国家的正统性和对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主张总是用一种很难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如前文所述，汉朝以后的史书及其注释是造成这种晦涩难懂现象的元凶。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常识就是建立在这些元凶的基础上。
例如，如果提及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这一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天下统一”。而在该常识的背后有一种设定，即天下自形成之初就一直在等待有人来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天下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统一的状态，因此这种设定好像也颇有些道理。

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与天下这一概念相匹配的广大领域从未被统一过。换而言之，数千年来，天下从未苦苦等待谁来统一。 本书讲述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因此我也不能以天下统一为前提进行说明。 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形势也初见端倪。不过这也是后话了。即使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局势初见端倪的时代，对于秦国以外的其他诸国而言，天下统一也并非讨论问题的前提。 战国时代列国林立，许多领土国家都是建立在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之上。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地域使得各国必然强调其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文化圈成形，战国时代以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建立。这些领土国家都把包括本国领土在内的地域定义为特定地域，除此之外的天下皆为野蛮之地。

人们用诸如“中国”或“夏”的词汇表示这一特别地域。“中国”一词最初指周王朝的王都一带。而其他国家也用这个词来表示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因此不同国家话语中的“中国”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夏”则是来源于夏王朝的一种称呼。战国时代不同国家所称之“夏”，其具体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导致了后世无法确定夏王朝到底曾在何处。

“中国”一词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在历史上也被广泛理解为汉族人居住地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追溯到战国时代就会发现，“中国”一词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它指的是“天下”中的某个特定地域。
“夏”与“华”可通用，将“中国”与“夏”融合后便有了“中华”一词。在本书所涉及的时代，“中华”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广泛流传。

战国时代，虽然领土国家都用“中国”一词来界定沿袭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但各国的领土或控制范围也并未局限在这一文化地域中。
就像西周灭商，从中原西部将东部也纳入其版图之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的关注度也非同一般。

为什么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如此关注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因为将邻接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意味着物资调配水平可以取得长足进步。迁都雒邑（洛阳）后的周王朝就具备较高的物资调配水平，同时传承了汉字文化的魅力。周王朝从商王朝继承汉字文化，并将其传播到天下各诸侯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因缘，周朝在迁都雒邑后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周王朝所在地河南也是一个物资汇集的场所。诸侯各国皆需仰仗周王朝丰富的物资和繁荣的文化积淀，于是各国给予周特别的定位。
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区威慑力较强。周王朝定都镐京（又称宗周，今西安），影响陕西一带，而后迁都雒邑（成周，今洛阳），对商朝故地影响力较大。殷商灭夏的传说也流传于世。

文书行政正式始于战国时代，施行该文书行政制度的大领域称为“天下”。其中各国将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定义为特别的地域。而留下汉字记录的商朝和周朝，以及传说中的夏朝皆在“大国”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此，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定位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形式让自己的历史与夏、商、周三朝相关联。

正因如此，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中正好有夏王朝或商王朝的故地，该国就给这些故地进行历史定位，然后主张自己对这个特别的地域享有正当的统治权。此外，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正好与这些王朝的故地接壤，该国就会想方设法把其接壤的先朝故地纳入包含自己国家领域的特别地域中。如果本国与先朝故地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他们就会将该地区定位成比包含自己国家领域在内的特别地域略低一等的地区。例如，楚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评价就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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