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以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打破区域间壁垒

来源：金融界网站

“希望以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来打破区域间的壁垒，消除种种的行政体制的约束，来推动都市圈的发展。”3月27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中国区域发展的都市圈时代”分论坛上如此表示。

谈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李迅雷认为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有16个地方，现在有一半的城市欣欣向荣，还有一半的城市已经走下坡路了。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有一些城市的繁荣，会带来另外一批城市的没落。所以我还是认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及时的来修正，我们在哪一些方面做的不是很好。”

李迅雷强调，现在很多的企业的研发在上海，企业就在江苏浙江，因为没有了地，导致了成本居高不下，这对都市圈的形陈是不利的。

他还表示，我们不用太担心所谓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人口的自然流动来慢慢的流动，上海虽然是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但是上海的GDP和人均收入都比杭州、宁波要低，因为它的福利多了，很多的人来上海，不是为了要更高的工资，而是为了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一些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出之后，当地的人口减少了，但是人均可以获得的公共服务也可以相应的增加。

以下是发言实录：

《财经》智库总裁、《财经》杂志执行总编张燕冬博士：好的，李迅雷老师也是一位经济学家，请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整个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您有什么想法？

李迅雷：如果说都市圈的话，肯定是希望越来越大，越大可以吸纳更多的资源，可以把资源优化配置，从80年代初推行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分别经历了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接下来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到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等，这些我也是认可的，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反思地方？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一些城市的繁荣，会带来另外一批城市的没落，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不否认大规划的重要性，但还是要及时的来修正，比如粤港澳和长三角在吸纳人流上有一定的效应，18年的数据，广州省增加了80万的人，浙江增加了50万的人口，更有可能形成上海和杭州相连的都市圈，北京的虹吸的作用肯定是具备的，但是北京的辐射力到底有多大呢？人的流动说明了一些，我们是不是要有太多的限制，前面说的规划都没有错，但是这需要相关的制度做配套，如果是要形成一个都市圈，但是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样子的话，都市圈是不是可以建立起来。比如说东京的人口占到了整个人口的1/3，首尔占到了整个韩国的1/4，巴黎的话，可能要占到整个法国的1/5。

而纽约大概要占到美国的城市人口8％到9％，但是上海的话人口只占到了我国城市人口的3％，2035年上海的人口不能超过2500万，如此，都市圈怎么形成，上海的辐射和吸纳的作用怎么产生呢，我觉得是要有更多的配套的措施，一说我们人口多，没有了地，没有了房，这么多的农业用地，难道这个红线不能破吗，或者是上海的农业用地要减少，别的地方的农业用地要增加，现在很多的企业的研发在上海，企业就在江苏浙江，因为没有了地，导致了成本居高不下，这对都市圈的形陈是不利的。

上海的都市圈的人口的密度，上海和东京，纽约比还是比较低的，所以用更多的市场的机制去自然的形成，需要相关的制度去放宽，一旦有了一个国家发改委的宏观规划，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它会和你有冲突，这样子的话，实际的执行效果并不好，所以通过大的战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然的形成我们的都市圈。比如说像广东的话是做的比较好的，广州和佛山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区域了，北京要更加的反思城市规划，都市圈的设计上，怎么样可以做的更加的合理，因为从自然条件来说，长三角的自然条件是最优的，它是长江的出海口更容易辐射，东京的条件不如上海，但是已经吸纳了这么多的人口，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人口已经负增加，但是东京的都市圈的人口还在增长。

《财经》智库总裁、《财经》杂志执行总编张燕冬博士：谢谢李老师，您一方面强调要按照市场化的方向来走，政府不要干预的太多，另外一方面您提到了政府不能过多的干预，公共的服务也很重要，您怎么解释，一方面不需要政府做的太多，一方面又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呢？

李迅雷：政府在转移支付上要更现实一点，贫困地区的人口已经都往东部、南部流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用太担心所谓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人口的自然流动来慢慢的流动，上海虽然是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但是上海的GDP和人均收入都比杭州、宁波要低，因为它的福利多了，很多的人来上海，不是为了要更高的工资，而是为了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一些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出之后，当地的人口减少了，但是人均可以获得的公共服务也可以相应的增加，比说德国的话，有一些地区的GDP的差异有十倍之差，但是人均收入就没有很大的差异，服务就没有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