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下尉迟
1978年，在广州灰暗破旧的街道上，27岁的王石无精打采地走着。
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人生的前路确定般漫长，但他有些等不及了。
王石脚下的广州，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广州，在此后三十年间，这座城市在舞台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它的潮起潮落，几乎就是中国发展的一道缩影。
如果回首往事，王石应该感到庆幸：
当他被很不情愿地分配到了南方，一个来自郑州的北方汉子，注定要忍受广州的湿热时，人生的惊喜也暗藏其中。
当然，78年的王石感受到的只是迷茫。
迷茫，是年轻人的主旋律。
01
广州铁路局工程段的工作，没有太多的挑战，日复一日的单调节奏，耗散着王同学的精力。因为对工作缺乏太大兴趣，满身的焦躁都在寻找出口。
“王石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业余学习上”，这是一本王石传记中的描述。只是，作者有意回避了一件事。
在广州初期的3年里，王石继续着大学里对英语的执着。
只要周末没有特殊工作安排，他一定会到大学里开设的补习班学习英语。面对乏味的工作，王石也想过考研究生，想过出国，但在70、80年代的中国，这一切实现起来又过于遥远。
人生的机会在哪？这是一个想探究又不可得的问题。
在一个血脉贲张的周期来临前，王石能做的，也是唯一的，就是尽量多读书。
在多数大佬的成长中，都曾提及读书，这其中就包括海尔的张瑞敏、新东方的俞敏洪、微软的比尔·盖茨、特斯拉的马斯克等等。
但，既然是大佬的传记，就不免会夸大自己读书的刻苦与艰辛，也会迎合社会主流论调，超乎一致地归纳出读书与成才的正比关系。
读书确实有用，但不是唯一。
市面上的王石传记，版本很多，但几乎都没有披露多少他在广州经历的感情故事。作为一个荷尔蒙充沛的男性，漫长又现实的生活中，总归不全是工作和读书吧。
02
对于自己的婚姻，王石嘴巴一直很牢。
按照王石的说法，他不愿将妻子和家庭带到世人面前。
这样的结果就是，王石到底在哪年结的婚，都众说纷纭，网上的版本也不一致。
一个版本是，他在1977到1980年之间结了婚；一说是，他在1983年结的婚。1951年出生的王石，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32岁才结婚的概率极低。根据目前搜集的资料判断，王石大体是1978年与妻子王江穗结婚，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女儿。
在工作的前三年，王石从一个男生成为男人，继而担起了“爸爸”的责任。
现在看来，王石和王江穗的结合，更像是老一辈战友情义的延续，也有着父辈联姻的考量。
王石很早就听父亲王辉说过，自己的战友王宁，在广州主管政法工作。估计，在广州的王石没少去王宁家做客。
王石第一眼看到王宁的女儿王江穗时，到底是何种眼神、何种心境，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王江穗的父亲对王石还是很满意的，况且还是战友的儿子。
当两位新人走向婚姻殿堂时，55岁的王宁正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省委政法委书记。
日后成为企业家的王石，一直对这种关系三缄其口。王石肯定明白，在中国社会，只要嗅到一丝权力的气息，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
不说，本来就是对自己和企业的保护，他也不想让自己的成功和老丈人绑在一起，作为一个男人，他更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在中国这片土地，实在不乏一些掮客商人——即便“朝中无人”，也要想尽各种办法，时不时向外界释放“后台很硬”的信号。
王宁老爷子日后的影响力如何，从其2013年病重、逝世（享年91岁）就可见一斑：凡是你在新闻联播上听过的领导，几乎都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表示了深切慰问。
简单介绍下王老爷子：
王宁，生于山西襄汾，15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6岁入了党，17岁在延安学习，25岁担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副主任，33岁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文革中一度遭受迫害。1976年10月至1982年12月，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省委政法委书记。1982年12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1988年5月至1993年5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王老爷子的一生，几乎是在动荡的岁月里，靠着自我奋斗成为共和国的一大功臣。
作为中国企业界中极为特立独行的人，王石的话还是有可信度的。照着一般外界的看法，真要彻底发挥王老爷子的威力，恐怕房地产是远远不够的。
03
但不可否认，王石日后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岳父的影响。
起码，他可以偶尔听到一些新的消息，关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批。这一天，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日子。
春江水暖鸭先知，王石在这一年积极参加招聘，告别了铁路系统，正式进入广东省外经委。他的工作是招商引资。
外经委，应该算是开放的广东中，最开放的单位了。这里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外部信息，更为关键的是，这是一个掌握着财富流动的实权部门。
改革开放的广州，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1981年，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第一批日本铃木牌摩托车，很快，王石也有了一辆。工作之余的他，总要出去兜兜风，摩托车疾驰的快感，让他第一次有了人生起飞的错觉。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王石可能真要“上天”。
没多久，一种久违的压抑感再次降临。
1982年，在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一场宴请在东方宾馆举行。
为了调动气氛，王石主动制造话题，而且牢牢把握着风向，外商们也纷纷夸赞王先生的干练，筵席上一副宾主尽欢的景象。
没曾想，宴请刚结束，科长就严肃提醒王石，说他抢了主任的风头，还有其他处长、科长的风头。批评了王石骄傲自满的做法。
体制中的论资排辈、上下级关系，排山倒海般朝干劲十足的王石涌来。一直极为灿烂的王同学，顿时没有了兴奋感。
年轻人最怕打压，结果往往是，对工作的热情全无。
王同学开始实行新的作息表：
每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只把本职工作做好，绝不多做一点儿，而且把其他时间一律投入到摩托车兜风、打乒乓球、下棋当中。
年轻人的倔强一览无余，他可以极度投入工作，每天叫外卖也乐此不疲；也可能180°转弯，开始把生活玩得五光十色。
即便工作再次陷入无感，王石的回忆中也没有过多提及自己的家庭。
当工作困顿时，家庭不是一道最好的慰藉吗？
王石和王江穗，也算是同道中人，两个人都热爱学习，还一起到夜校读书。那样的时光，应该是王石为数不多的广州爱情故事。
在广州的六年里，王石3年在铁路系统度过，过得日复一日；3年在体制内寻求平衡，过得不遂人愿。
不论是婚姻，还是工作，家庭的差异也罢，体制的弊端也罢，一种压抑的感觉，总是间歇性地在王石的人生出现。
他极力想寻找喘息的机会，也极力想改善家庭条件，特别是看到女儿一天天长大，这样的需求就会更迫切。
当人生已经30出头时，王石的理想到底还需要多久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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