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看见的劳动：人类学家为什么要研究垃圾回收

社会学家韦恩布雷克哈斯也许会将环卫工作作为日常生活中无标记元素的例证。如果我们经常找寻那些不起眼的现象，我们周围的世界将被更全面地理解和认知——他称之为“不突显”——因此，这些现象也尚未被研究。据布雷克哈斯说，它们与那些突显标记的事情、关系、身份和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它们收集许多注意力，通常被用作描述更大范围现实的例子，但是仅仅认识突出的现象将扭曲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布雷克哈斯陈述道，重要的真理寄居在未被标记、未被关注的现象之中。

市政垃圾回收项目就是一个好例证。它们对遍布世界的城市垃圾管理策略至关重要，并且它们通常伴随着垃圾回收如何帮助拯救地球的言论。这是一种不幸的宣言。尽管这一项目有许多好处，它们并没有在维护全球环境健康上完全身体力行。尽管路边垃圾回收——这一被认为对生态管理负有责任的重要构成，赢得了真正的资源和支持。然而，其他并不显著的、更复杂的、有潜力大有可为的选择，例如一个更具政治参与性、抵制大量污染的市民和政府激励措施，而这些中的大部分正是未被标记的，因而是被忽略的。
环卫工人意识到他们从事的是不被标记的劳动，因此他们自己就是不记名的劳动力。一个下午有一位环卫工被动地听着上司为某事嘶吼的训话。当这咆哮平息下来，这位环卫工叹了口气说道，“得了，艾迪，你那么生气干什么呢？这不过是垃圾。”这措辞似乎稀松见惯。继卫生局的资源被调动去应对大暴风雪之后，大伙儿面临着“找寻垃圾”的艰难时刻，这位地区清洁负责人从卫生局上级那里得到了垃圾清理工作的差评。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因为每天连续工作12到13个小时而筋疲力尽。他郑重地担负起责任，然而受到的批评令人刺痛。但是接着，他也不屑地摇摇头，叹息道，“这不过是垃圾。”
处理垃圾的劳动不被注意，这在情理之中，但是环卫工人的肉身却不是隐形的。当哈弗福德学院的约翰科尔曼捡垃圾时，他并没有穿上神奇的隐身装置。同样的，当纽约的环卫工人们驻守在街道时，他们也并不是透明的，更确切地说，他们一直以来“不在场”的即视感是大文化赋予他们的一种状态。当环卫工忙碌着处理日常琐事时，他们被大众有意识地无视了。
垃圾本身就是繁荣消费型经济文化的一大产物，它未被标记且被故意无视。垃圾清理工作更加被无视和忽略，因为它在物理和认知层面同时存在。一位环卫工人的事业集中在被他人断定为不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物件和残余上，并且这些残余正被转移到另一个“最终”的安居之所。他们占据了中间性的物理空间——街道，对，但是具体来说是街边、小巷和车道尽头。他们将垃圾这一最不被爱戴的物体移往具有工业用途的地方。他们每天从事的垃圾工作通常都是在社区边缘开始和结束的。他们是介于个人垃圾令人不悦的“此时此刻”和它即将奇迹般抵达的“将来时”之间的调解者。
但是还有更多。他们的工作是预防性的，不是被动反应的，因此只有当它没有被完成时才会被人注意。一个在环卫工人中不言自明的笑话是：他们只在很少的场合才得到关注，其中一个就是漏掉收垃圾的时候。系统化的垃圾收集制度在纽约建立不足120年，但是从建立伊始，公众就开始依赖这一服务，并将其视为普通和常规性的工作。不管什么情况——即便是足以摧毁垃圾场的暴风雨、恐怖袭击、大停电或是火灾——垃圾收集工作依然在垃圾场进行着。环卫工像每天早上都会升起的太阳那样一定会来到垃圾场。
目前为止还在听我讲述的读者中可能有一批感到有些不耐烦了。“嘿，”我想他会说，“所以垃圾人，呃，‘环卫工’没有得到很多关注。那又怎样？许多不同工种的工人们也没受到足够关注。为什么我应该关注环卫工人呢？”
很棒的问题。简单回答这个让许多做这份工作的人也惊愕的问题：因为环卫工人们是街道上最重要的齐整队伍。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繁荣，如果它缺少一个可操作的固体垃圾管理方案的话。如果环卫工人不在那里，这个城市将很快变得不宜居。在垃圾和街道清洁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纽约大部分地方都以污秽不堪而臭名昭著。数以千万计的人们没有选择只能忍受街道上堆满各种形式的垃圾残余，他们家中的房间不通风、地下室不透光，他们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即便在那时大多数疾病也是可以预防的。有许多渠道来应对这些交织的恐惧，但是有效的垃圾收集是改革得以建立的一大基石。当然，警察和消防员、监狱劳教和交通运输、儿童福利和教育都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必需要素，但是纽约的历史证明：当供人们游览的城市街道和人们赖以工作生活的社区被垃圾淹没时，不论是警察还是消防员或是教师，总的来说，都无法再为这个城市的运转有效地工作。
关键不只是公共卫生，环卫工作之所以重要还有第二个原因，包含两个重要因素。环卫工人是维护资本主义最基本节奏的重要参与者。物质消费总是包含丢弃的必然性，尽管这很少被承认。如果消费产品不能被丢弃，那么它被占用的空间就不能腾出来让新的产品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因为环卫工人带走了家庭垃圾，我们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引擎才不会运行不畅。尽管这是对一套厚重复杂过程的简单化描述，基本现实却是明确的：用过的东西必须丢弃，为新东西腾出空间。
现代消费和丢弃习惯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对时间的利用。我们依赖于快速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假定自己与咖啡杯、购物袋、各种包装之间最短暂的关系，我们必须快速甩掉这些累赘以维持可称之为常规的、必不可少的“每日频率”。这种频率与我们的身份相联系，这身份从来没有这么富有可塑性；消费是我们此刻赖以传播、认知和区分阶级、教育、政治觉悟和宗教信仰的机制。
在这一逻辑下，作为大都市的居民，环卫工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具有绝对中心的影响地位，对我们在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里塑造恰如其分的公民身份感也具有重要意义，即便是环卫工作停留在纯粹的体力层面上。尽管技术空前的成熟精良，垃圾处理的工作确确实实地落在那些我们习惯蒙之以污名的男男女女身上。约会服务的广播广告发问，“当你可以拥有一名股票经纪人时，为什么去迁就一个环卫工呢？”一位女士送给一位环卫工当天的报纸，当他感谢她时，这位女士犹豫地问道，“你识字，对吗？”卡通连环画中一对夫妇在一家高档餐厅面带忧虑地指给一位女士，并解释给她的约会对象，“当我说我想要一个穿制服的人时，我最初所想的不是这位。”这位男士，被苍蝇包围着，穿着来自“乔伊垃圾服务”字样的夹克。一家报纸报道了一个关于校园足球丑闻的故事，故事援引一位行政人员为校园运动员伪造成绩辩驳的话，并解释道，他希望他的运动员能在邮局找到工作，而不是成为环卫工。遍布纽约市的游客商店里销售着山寨的“纽约消防局”（FDNY）、“纽约警察局”（NYPD）装备，但是几乎没有销售“纽约卫生局”字样的东西。连锁商店、其他零售直销店、甚至是纽约地区的一些学校都会给予警察和消防员折扣，但是环卫工人却没有这种待遇。每一个到了一定年纪的环卫工人都仍旧会记得老师大声疾呼，如果你得不到高分，你就会沦为环卫工。
这一污名让人感到刺痛，但是格外扰人心绪的是，据联邦劳工统计局称，环卫工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每工时的受伤和死亡率比警察和消防员高得多。
有挚爱的家人成为环卫工人时，人们总认为没有枪炮明火就该为这份工作感到庆幸了。“我并不想某天被枪击中。”一位新晋环卫工告诉我，他将此作为拒绝成为警察的理由。诚然，如同这个环卫工说的那样，他不太可能遇到某人架着枪指向他的情况（尽管这曾经也发生过），但是他很有可能被击中头部、踹中肚子或者腿被杂乱无章的钝物、利器或锯齿状的东西刮伤。他正在处理的垃圾释放的各种有毒物质可能会致残甚至杀死他。同时，由于他在街道上工作，他被痛打、冲撞或被车撞倒的几率极其高。
纽约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晚上出去倒垃圾，”老环卫工戏谑道，“他们认为垃圾仙人会把垃圾都变走。”这个城市的垃圾仙人就是那些穿着深绿色制服、开着喧哗的白色卡车、在某些街区每天拎起20吨垃圾的人们；他们的家人一定需要调整日程以使他们能够每隔五周连续休息两天；当他们还是新晋职员时，他们只有在结束了一次班的时候才能知晓他们下一个班在哪儿、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他们才可以弹跳而起、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时是连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操作着笨重的机械、在车流中进进出出，他们承受着一系列使人身体衰弱、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伤痛，不管他们有多小心翼翼。粗略统计，他们中的四分之一是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人占比稍少于五分之一，一半以上的是白人，在白人中又明显以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居多。不管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赖以生存的家人、他们承担的各项任务、他们忍受的身体疼痛或者是他们在城市福利中的关键性作用，当这些垃圾仙人穿上制服，他们就仿佛停止了存在。这一点已经困扰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这件事发生在我10岁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一个森林野营，那个地方太过原始以至于我几乎觉得我们是第一批拜访它的人类，直到我们发现，就在我们营地的后面有一个大约40平方英尺的露天垃圾堆。肥硕的苍蝇在腐烂的橘子皮上嗡嗡直转，空汤罐锈迹斑斑，旁边散落着一只运动鞋，几个皱巴巴的铝箔卷在废弃的中式包装盒旁闪闪发亮。这里还散发着标志性的恶臭。
我被惊呆了。我的野营伙伴们怎么能这么没有分寸？显然，他们让自己的垃圾成为别人的麻烦，这本没有问题，但是这究竟成为了谁的麻烦呢？难道他们以为这是一次特殊的“护林员垃圾之旅”服务？难道会有辆垃圾车按预定从我们未曾注意到的路上出现吗？
这段记忆非常鲜活，因为这是我的童年记忆中，某件确定的事情被揭露为谎言的一个糟糕瞬间。我曾设想大人们关心和尊重野生森林，但是森林中的垃圾堆证明有些人甚至是那些看起来喜欢野营的人也根本毫不在乎。这一认识让我感到愤慨和困惑，时至今日都纠结于此。
这一小撮粗心野营者的行为仅仅是我们大多数人司空见惯的行为缩影，在更大层面上说，我们早已习惯如此对待不再需要和不再渴望的东西。我们将垃圾投向垃圾袋、街边的垃圾桶、屋后的垃圾箱或者公寓楼的滑槽，开车扔进当地的垃圾堆亦或是从车窗扔进去，就让它飘落在街面上，然后从此不再想这回事儿。
这样随性的不经考虑，在英语“throw” our garbage “away”（“扔掉”我们的垃圾）的奇怪构造上表露无遗，这是一种既显性又模糊的行为。我们不是“放掉”它（这暗示着保存它）或者“放置”它（这表明小心地处理它）。我们是“扔掉”它，因此把它置于远离我们的地方，置于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远方。在当今的发达国家，“away”（远方）意味着垃圾掩埋场、垃圾回收厂或者焚烧发电厂（一种新型的焚化炉，以前被称作焚毁器，再之前即是我们熟知的火葬场）。
在纽约，“远方”是指这个城市的海岸线，沼泽、溪谷和外围建筑的尽头，或者翻滚的海洋。这些选择使得垃圾远离视线，但是也离我们很近：今天大都市百分之二十的区域，整个曼哈顿下区百分之三十三的地方都建立在填充物之上，而这些填充物大多数是垃圾制成的。就像世界上的许多城市一样，当今的纽约屹立在那些被掩埋的历史之上。
20世纪上半叶，“远方”是指几十个仓促建立的焚化炉和简陋的垃圾掩埋场。他们被罗伯特莫斯布置妥当，他是这个城市所谓的“建造大师”。这些都是莫斯长期固体垃圾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持续了几十年的光景。当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停止运转时，更大数量的市政垃圾被分流到斯塔顿岛西岸的一个垃圾掩埋场。它1948年建设于一个叫做“弗莱斯科尔斯”的有潮汐涨落的湿地。莫斯承诺它将仅仅使用3年，但是随着垃圾不断增长，它的足迹持续扩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它还是纽约市唯一的垃圾处理场地。这个垃圾掩埋场最终于2001年关闭。如今“哥潭镇”的垃圾远跨俄亥俄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才能到达它的“远方”（这个地方将使未来一代代的考古学家陷入困惑）。
当我离开家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自谋生路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对垃圾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是我认为我的问题有些古怪，因为我从未听任何其他人问过这些。直到我搬到纽约市，我就习惯了对自己的冥想保持沉默。因为它们让人发笑；它们让我显得很奇葩。
……
人类学是一门有着复杂混乱历史的学科，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却触及人类与生俱来的创意潜能。一位人类学家想要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时，她会尝试去辨别这些观点中的哪些部分是特殊的，哪些是可以在其他社会中发现的。聚焦于文化实践和遍布全球大大小小社群的社会结构，人类学揭示了：我们人类跨越时间的局限，创造出纷繁复杂的政治结构、经济实践、计时系统、婚姻规则、宗教教义、亲缘模式，令人叹为观止。传统与习惯通过假设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世界里各种关系应该怎样被构建来给真理赋予权重。对我来说，人类学最重大的揭示是：绝大部分的真理，尤其那些适应社会情境的真理都是人的发明创造。我们制造了它们。也许是无意识地，但是我们绝不是在真空中制造的，因为我们的习俗惯例和文化倾向是永续的。因此，这些真理是可以被改变的。
人类学贯穿我的学生时代，但是其间我并没有研究垃圾，我错过了它。在我完成学位后，我想是时候再次将垃圾作为我的关注对象了，所以我组织了一个叫做“哥谭市垃圾：垃圾的人类学”研讨会。我的学生和我都把事物的演进看做价值的变化无常。我们思考人们对时间的理解是怎样在最近这一两个世纪被改变的，这与我们和“物品”的联系有什么关系，如果“物品”变质又会发生什么。我们衡量鼓励浪费和激励节俭的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我们观察那些区别于随意话语的思想范畴——这一范畴几乎要求包罗万象，比如说，就像死亡或者垃圾——来探索这种隔离中隐含的深意。我们阅读到，厌恶的原理和道德的结构也许紧密相连； 我们研究出，其他人是怎样理解和面对废弃物的；我们解读出，秩序的定义和神圣的定义之间的联系。与废弃物管理相联系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在城市，展现了城市历史的方方面面，这些知识对我的大部分学生来说都是陌生的。以各种方式呈现的个人、企业和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社会责任的难题显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但是这学期最令人难忘的部分莫过于我们去斯塔顿岛的“弗莱斯科尔斯”垃圾掩埋场了。一位环卫主管带我们去往卸货区，那里吊车司机正挖掘着溢满成千上万吨垃圾的驳船。环卫主管向我们展示了“佩豪勒斯”，这一巨大的垃圾卡车有着两倍于我们高度的车轮，它的前端装载机有着汽车大小的铲斗。参观尾声，我们前往垃圾掩埋场的露天场地，在那里我们看到大到可以推倒整栋大楼的聚合型挖掘机在一批批大型新鲜垃圾间穿梭移动。或者，我们试着去观察它们；成群的秃鹰大小的海鸥俯冲下降，偷袭这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在这个垃圾场这是很难看到的。
我的学生们在亲眼见证之前就知道这个垃圾掩埋场十分巨大——据坊间传言，它大到甚至可以从太空上看到——但是他们还是对这无边无际的大毫无准备。这凸起的垃圾山似乎要永远绵延下去，它暗示着这曾经是人力而造，但是现在也许是自动的地理式绵延了。“弗莱斯科尔斯”是一个巨大物质力量的集中展示——一个伟大城市的废弃物转型成为了山峰和峡谷，同时有着非同寻常的物流胆量——在这座城市工作的人们怎能不被这永恒的垃圾巨浪而震慑？垃圾用行业里所称的“垃圾流”的方式移动着，但是这庞然大物的扩展似乎是为一次巨大的垃圾洪流而建。看上去它大到足够承接整个国家的废弃物，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
也许纽约正不知不觉地模仿来自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部落人群，他们以奢侈的宴席著称，宴席上摆满了积蓄多年的不计其数的东西，毯子、打猎工具、食物、烹饪锅和巨大的铜块。然而，这些都明目张胆地被破坏了。这一称为“夸富宴”的仪式，其目的在于通过毁灭更多竞争者无法企及的财产来证明个人实力。但是如果“弗莱斯科尔斯”代表的是我们的“夸富宴”，那谁是我们的竞争者，他又在哪儿呢？
纵观我们的研究，最能激发我想象力的问题也是那些让我的学生们饶有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加鲜明地反映在垃圾掩埋场里。就像物体被赋予价值，劳动力亦然。环卫工人的现状如何？哪些人在从事这份职业？他们的工作是怎样的，是在街上还是在垃圾堆旁？
一位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了解与他不同群体的人们的生活。和早先规则塑造的那样，田野调查要求一个叫做“参与者观察”的实践。这一主张是将某一个人融入到一个特定群体或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尽量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世界观并与更广阔的世界来分享这些洞见。我和我的学生越多地探索垃圾劳动力，我就越多地意识到，是时候和同样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们开始通力合作了，是时候进入这个领域了。

《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美]罗宾·内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本文选摘自《捡垃圾的人类学家》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