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与古代中国王朝制度

本次介绍的几篇包括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制度，其中有监督官吏、地方上计、编户齐民（上文《境内篇》）、教化（宣讲法令）百姓。

以上制度并非全然商君和秦国创立，编户齐民制度在西周时即出现，战国时各国沿用；地方上计在战国时期各国均已实行；齐威王对官吏的考核；法令宣示于民众，可追溯至郑国子产作“刑书”。

这并非在否定秦朝作用，秦王朝在“壹言、壹民”理论（更接近韩非子学说）主导下整合制度，成为后世中央集权式王朝效法的制度雏形，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

以下为《商君书》剩余的三篇内容：

《禁使》：本篇仍是围绕“赏功罚过”展开，前部分是一些借喻举例来证明理论逻辑的合理性，而中后部分，则是涉及古代王朝的官员监察、地方上计制度，并提出了利益相关回避原则（相比举贤不避亲，确实这种观念更加客观合理）。

《商君书》中的律法制度并不相信“个人品格”，只以制度、规范来约束各行政环节中存在的“渎职”“贪腐”现象，虽然在实际情况下属于理想状态，但其理念并无问题。

这里需要吐槽一下，后世各王朝均采用这套模式，被后世的我们认为仍属“人治”（但相对同时期的其他文明，这种制度性的行政模式已经是制度化、规范化），其原因除了大家都能想到的“儒家思想”对行政体系中官僚“道德层面”更看重些，还有重要的一点，即君王权力影响，这套体系太过于依赖君王本身，即使有些王朝在制度上避免君王肆意妄为，但是历朝的君王只要肯做，都可以绕开臣子做任何事。

《慎法》：本篇主要内容为：国家应该以功劳选拔人才，以制度提拔人才，不因“贤”（道德）、“名”（名望）而直接选拔、任用……

然而，历代秦王任用人才颇为“随意”，商君在惠文王继位初就被诬告谋反，甚至身死后被分尸；张仪、范雎、李斯等人是在秦王“面试”之后，才获得重用机会，勉强可以认为合乎《商君书》中制度；昭襄王听闻孟尝君的“贤名”，请他到秦国做“相”，后又因别人谗言取消任命、抓捕他，秦王政先是下令驱逐六国客卿，后因李斯的《谏逐客书》而收回成命……实在是看不到《慎法》的体现。

《定分》：该篇核心为“定名分”，“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无论其中严格法令载体标准，设立御史成为监察官员，置三法官，还是“置法官吏为之师”，其根本目的就是确立严丝合缝、无懈可击的管理制度下君王的名位。

初看本篇，或许有人会被其中的“条例”所吸引，如“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但以整篇和整本书的思想理念分析，这些条例本质是保持臣民间的“静态”关系，禁止“出格”举动。也因此，秦律中的条例繁多苛细——有机会的话，我会介绍下“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和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