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平台经济可能是扩大内需的一把钥匙

（作者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报告中还提出要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成长。
促进平台经济已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则是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通常的解读是把这两种分开，因为内需潜力和平台经济似乎是风马牛两不相及的事：前者是通过消除各种行政分割形成统一市场，更多关注政府端，而平台经济则是有关供给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互联网领域被关注。不过在我看来，在中国，平台经济可能是扩大内需的一把钥匙。
此前我曾在《为什么电商平台的连带责任是错的》一文中指出，电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兴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线上市场的兴起突破了线下市场的行政分割，使得统一市场成为可能。复旦大学寇宗来教授在《当“数字化生存”遇到“城市的胜利”》一文中曾经指出过这样一个数字经济时代迥异于传统经济形态的现象：“传统社会中，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很高，人们因此被局限在许许多多相互分割的小市场中。这意味着，每个人只需要应对其所在小市场的竞争压力，但也因此，即便他做到优秀，所得收益也不会太大。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空间距离在信息意义上不再重要，众多本来相互分割的小市场将不可逆转地整合为一个相互联通的大市场。”
是的，在数字经济时代，跨越空间的成本不再显得那么高昂，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平台的诞生。在前数字经济时代，交易双方必须依赖于一个实体门店，于是距离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的重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而同期全国网上零售额90065亿元，比上年增长23.9%。
为什么网上零售额能以2倍多的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网上零售额的基数还是远低于传统线下门店，因此有较高的增长空间；即便这么多年来电子商务一路以两位数的增速狂奔，但是到目前为止网络零售只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3.64%。考虑到中国还有广大地区未形成网络购物的习惯，这意味着网络零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从去年以来，很多以“用户下沉”而著称的公司，比如拼多多，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而零售王者阿里巴巴也通过“电商下乡”等方式来扶植农村电商的发展。如果说传统的“淘宝村”或者“淘宝乡”主要是着眼于将农村特产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为更广大的消费者所认识，那么现在的电商下乡已经不止于此，而是要让更多的农村用户也获得质优价廉的网络服务。两者的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语，把农村从此前的最早作为产品提供地变成现在产品的销售地，无形中扩大了网络零售的市场规模。
第二个原因是网络零售的结构越来越多元，推动其总量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关于网络零售的数据特意区分了“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言下之意就是存在着非实物的商品零售。这是因为互联通拓展了消费的边界，用户的消费越来越多元，平台不只是提供买和卖，或者说买卖之间的撮合，同时还提供其它服务，而这一块的规模也在增长。2017年非实物零售商品销售额为16945亿元，2018年的规模达到了19867亿元，增速为17.24%。
通常认为，互联网对零售的影响主要是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交易半径，线下的交易半径是由商家所处的位置决定，但是在线上交易距离已经不是问题，除了生鲜的要求稍高外，绝大多数的商品都可以快递到达。二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有的线下交易只能靠口碑相传，这个口碑没有文字记录只能在小范围内流传，但是网站交易却通过顾客点评等方式让所有的消费者都知悉，而且任何交易环节都可以追溯，极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在我看来，中国这几年网络零售额迅猛扩张的主要原因就是，以阿里为首的网络平台通过建立支付信任、构建声誉机制和搭建纠纷解决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增加了用户的消费信心，增强了用户体验。那么，接下来网络平台还能为增进消费者体验做些什么？
我们注意到的，迄今为止以“实物销售”为主的网络零售已经获得了用户的认可，但是消费并非仅限于零售，还有更广的范围。比如说近几年备受争议的共享经济浪潮，很大程度上就是瞄准了市场的相关痛点，才会引来资本的关注。不过与网络购物备受赞誉相比，共享经济则是备受争议，甚至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最为典型的就属于共享单车的押金风波，很多用户就此从粉转黑。我们不妨以共享经济为例，探究下平台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所谓的共享经济究其本质还是租赁，只不过随着技术进步，原先需要有人值守的物品租赁变成了无人租赁，最为典型的当属共享单车，从有桩自行车到无桩。此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1月份发布的《新租赁报告》中分析了制约传统租赁行业发展的两大软肋：交易成本和渠道成本。由于消费者和租赁商家之间缺乏互信、存在信息不对称，现实中商家往往会采用押金的形式来制约用户滥用租赁物，但是在现实中押金泛化甚至成为商家的一种盈利模式：不仅在租赁的时候要收取押金，同时还会在结束的时候以各种理由克扣部分或全部的押金。但现实中押金又不可或缺，否则就无法保障商家的利益，租赁交易也就无从谈起。
同时还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耐用消费品租赁市场的渠道成本太高，缺乏有效的市场能匹配零散的租赁客和商家，只能从事高价值、使用覆盖面广的品类的租赁，租赁的品类严重受限，同时坐店经营的模式，能辐射的客户也有限，出租商户只能是小本经营，很难做大规模以降低经营成本，制约了租赁市场的规模。不能发挥规模效应也意味着中介成本较高，这些成本转嫁在消费者和出租方的身上，同时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意愿。
怎样降低租赁成本提升租赁体验？我们觉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可以发挥作用。首先，电商平台长时段的大数据积累，使得准确描绘消费者画像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广泛的信用消费或信用担保交易。信用免押机制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大降低了交易的门槛。其次，在互联网时代，在电商和第三方支付的基础上形成的电商平台，直接覆盖全国统一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粘性高，历史数据对消费者也有很多的预测、分类，解决了传统租赁企业流量和服务顾客的范围受限的问题，降低了渠道成本。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租赁经济”的概念，指的是闲置商品、服务资源的所有者和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以信用机制作担保，有偿转让使用权。在此模式下，通过“信用免押机制”、“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租赁将会受到市场的关注。
其实这并非是我们在理论上的一厢情愿，而是对现实观察的结果。迄今为止，支付宝这个App上活跃着为数众多的租赁企业，依赖于芝麻信用向用户提供包括诸如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和家用医疗器械等物品，只需要用户的“芝麻信用分”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通过免押金的方式获得租赁物的使用权，然后经营租赁的公司通过快递将物品送达到用户处。这种租赁活动不只是在支付宝上存在，其他诸如携程等运营多年的平台上都有类似的业务，近一年来我出境旅游时的WiFi服务都是以免押金的方式获得。
为什么这些商家和平台会从事类似活动？逻辑也不难，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电商平台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很多数据可以用来测算用户的信用，以信用做担保向商户和消费者提供信用公共品，促成交易，电商平台本身的市场规模和范围也可以让商户直接面对全国市场，只要模式和产品有吸引力，企业前景的想象力远胜传统租赁经济中的企业。
如果说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是通过技术手段破除了线下市场存在的行政分割，促进了商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流通；那么根植于支付宝等平台的新租赁经济则是把物的租赁扩大到了全国范围，而这种租赁形式是以往没有发生过的。这正应验了马克思说的那个论断: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内需市场会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展开。或许，这也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两年提及“平台经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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