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股市、房市与中国非典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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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图源:中新社

  这么多年来,苦恼着中国政界、学界、商界和普通民众的,莫过于“股市”和“房市”了。各界不知动用了多少人财物力来应付这两市,但大多都是事倍功半,两市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给人越来越糟糕的感觉。直到今天,人们连这两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甚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两市所呈现出来的局面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非典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界的窘境与难堪。

  在很多治理有效的国家,一般说来,政策领域的决策和政策研究是相对分离开来的。这种分离保证了政策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尽管政策研究者也避免不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因为研究是开放的,各方的利益都可以先表达出来,再经过正式的讨论程序,基本上可以知晓各类政策会导致的结果和对各方的影响。政策研究者当然决定不了决策者会接受哪一个方案,因为接受哪一个方案又是另外一个政治过程。决策者(一般都是政治人物)最终接受的方案,可能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的综合方案。

  不过,也有一些强势政治人物可能会接受比较极端的方案,一意孤行,但这种决策行为往往会导致精英层的分裂,反而使得政策的通过或者执行受到巨大的阻力。这个过程尽管漫长一些(即低效率),但也在减少错误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决策和执行的效率。

  与之不同,中国政策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决策者既是政策研究者,也是决策者。这个政策模式的优势在于决策效率高,但其劣势也是存在的,即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论证过程,政策往往缺失科学性,要不产生负面的政策效果,要不就执行不下去。很显然,当决策者也是政策研究者的时候,研究者肯定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决策,而这个论证过程往往选择对决策有利的证据,而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对决策不利的证据。

  中国的房市和股市就是这种决策模式的产物。先说股市。早期股市是内部操作和腐败的象征。但这可以视为是“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很多国家的股市早期也是这样的,规制化之后才规范起来。即使到了今天,股市领域的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腐败是人性所致,人们总是想办法来逃避规制以获取“不义之财”。中国也是一样。在这个领域,一旦有新领导人到位,就必然会在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这些方面下功夫,以求股市的复苏和正常运作。但问题在于,股市领域的反腐败已经持续那么多年了,但股市仍然不见好。人们就不能简单地把股市的现状归之于内部操作和腐败了。

  其实,股市的好坏反映了一个社会对经济前景的预判。如果人们对经济前景预判正面,那么就会“投资”于股市,因为人们相信“投资”股市会有好的回报;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股市不好表明社会对经济前景预判不好

  整治房地产毫无效果

  再说房市。在任何国家,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支柱,对一个社会的稳定至为关键。因为人人都需要看医生、接受教育和居住,这三个领域的进步也被视为是国家乃至人类进步的标志。但进步来之不易,很多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早期这三个领域也被高度市场化,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这三个领域才不再视为典型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即使具有经济性,也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经济领域。

  正因为如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往往投入巨大,承担着很大的责任。西方民主从早期的少数人民主转型到“一人一票”民主,对这三个领域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需要选票,政治人物具有巨大的动力在这些领域花钱。在西方之后,东亚经济体(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在这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教训,政府主动在这些方面做社会建设,避免了欧洲式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那些曾经沦落为西方殖民地,到今天为止经济发展仍然落后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也不敢过于市场化。在这些国家,因为经济不发展,政府也难有作为,但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理论上)责任仍然存在。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些社会领域里实现的基本上就是在西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很多其他领域,例如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部门和政治领域的官员特权部门(反映在住房、医疗甚至教育的“特供系统”上),新自由主义则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无法进入。这造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则市场化了,或者过度市场化。

  到今天,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波主要的社会领域产业化或者市场化。1990年代末开启了医疗的产业化;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启了教育的产业化;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启了住房的产业化。并且,一旦产业化,马上就造成了这些领域的“暴富”现象。“暴富”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是人人都需要的领域。同时也容易理解,随“暴富”而来的则是社会的“抱怨”。这么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些领域越赚钱,社会的抱怨就越大,因为这些领域越赚钱,表明这些领域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

  

  具体就住房来说,改革开放之前在城市是计划经济,城市住房实行单位(国家)分配制度。这造成了该领域的“短缺经济”现象,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没有经济动机投资这个领域,投资只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块也没有大动作;尽管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改革开放早的地方,开始了探索新的住房政策,但在国家层面基本上维持原来的制度。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房地产开始全面产业化,因为决策者希望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抵御金融危机。

  当时国家意在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四万亿”,大多流向了最容易“暴富”的房地产。之前,房地产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民营领域,但“四万亿”导致了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进入房地产领域。无论是民企、国企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以钱为本”,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尽管政府多年尽心尽力地整治房地产,但毫无效果。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付这三大既得利益。

  回到两市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它们之间已经进入了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两市关联性极高,几乎为一体。房市好(价格高),资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股市不好,资金流向房市,房市肯定难以控制和治理;房市治理不好,其泡沫就越大,而泡沫越大,经济风险就越高;经济风险越大,决策者就越没有动机去治理,因为谁也不想在自己任内房市泡沫破灭,决策者所做的只是尽力推迟泡沫晚点破灭。尽管这些从经验上很容易观察得到,但如何去逃避这个恶性循环呢?

  

  图源:网络

  这里面反映出个体(家庭和企业)和社会国家整体利益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就个体而言,入房市而避股市表现为理性。进入房市的原因很多,但如下三个极其重要,影响人们的决策。第一,巨额利润。多年来,房地产是最赚钱、最容易赚钱、赚快钱的领域,甚至出现实体经济领域辛辛苦苦数十载,还不如倒卖一两套房子的情况。第二,城市化大潮下的“刚性需求”。大量人口进入城市,需要住房。尤其是堆砌了大量优质资源的一线城市,因为就业、就学、医疗机会等因素,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阻止人口的进入。第三,对未来的“投资”,上述两个因素也促成人们把对未来的预期放在房市,而非股市。

  但对社会和国家整体来说,入房市而避股市则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房市泡沫已经过度,只有一线城市还存在刚性需求,很多三线、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在烂掉,出现大量空置房。一线城市“刚性需求”的形成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是经济规律所致。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在往大城市集中,例如日本的东京,因为资源自然地会集中在大城市。中国更加如此,因为城市的行政级别,往往把最大量的优质资源放在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优质资源远远不足,不能吸引人口,更不用说是人才了。

  但泡沫总会有破灭的一天,破灭的那一天,不仅是对经济的最大伤害,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开始。股市反映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中国到今天为止人均国民所得也不到1万美元,无论是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都需要发展实体经济。而股市上不去,表明人们对实体经济预期不好。

  为何入房市而避股市

  入房市而避股市,说穿了就是钱的流向问题,即钱流向了房市,而没有去实体经济。社会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财富要通过再投资而保值和升值。那么,为什么钱流向房市,而非股市?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社会领域的“市场化”,人人需要的社会领域一旦市场化,肯定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盈利。

  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入股市?这里的原因也不难找,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投资空间不足。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市场潜能也大。但为什么投资空间不足?一是企业家精神不足,创新能力低下。二是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一些领域是效率低下,更多的领域是毫无作为,白白占据空间,浪费了空间。在理论上,人们明白国有企业会占据自然垄断领域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因而需要把竞争性领域开放给民营经济。在胡温时期甚至提出了,即使是被视为敏感的军工部门也可以开放给民营企业。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国企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不作为但到处“与民争利”的局面。

  第二,财富增长机制不足。房市被视为是财富增长的领域,但包括基金制度在内的金融制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并且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要不放任自由,要不一刀切地控制。基金等机制的不发达自然影响股市。在发达国家,基金是股市的一个主力军。

  第三,财富保护机制不足,主要表现在法治不足。首先是财富保护机制,无论是私人财富还是国有财富都应当得到同样的保护。中国已经制定了《物权法》,现在人们期待民法典的出台。这里,发展的关键是法治。但在现实生活中,法治进步不大,而意识形态则处于回归状态。在法治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必然影响财富拥有者的信心。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把法治应用到企业家或者商人的人身安全方面。企业一旦出现事情,政治和行政解决仍然占据着主体,而非法治,企业家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要理顺两市,就要掌控钱的流向,即把资金从房市导向股市。因此,既需要大力控制房市,避免房市泡沫的破灭,更需要通过解决上述问题,大力开拓股市。如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预期同时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目标,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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