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张建明：民营酒店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时代

27日凌晨，张建明从成都匆匆赶至北京。当天上午，雅高旗下奢华酒店品牌“索菲特”正式换牌北京长安街天府尊雅酒店。前者是在巴黎泛欧交易所和美国场外交易市场上市的国际知名酒店集团，而换牌后的实际主要经营权责承担者，正是由张建明掌舵的明宇集团。

川派民营企业早已颠覆以往“小富即安”的形象。除“交手”西部市场之外，他们正在征战全国甚至全球市场，天府尊雅酒店的换牌显然是一次大胆尝试。

两天后，张建明再次赴京。但这一次，他的身份是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今年，张建明呼吁关注全球竞争下的酒店行业发展。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现有近千家五星级酒店，它们的数量和质量究竟是否对等？民营酒店又如何在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寻找机会？

△张建明

今天，红星新闻记者和全国政协委员张建明，一起探讨了全国上千家五星酒店的发展方向。

红星新闻：2011年后，星级酒店营业增长速度“输”给了GDP，并在2013年出现负增长。请问背后有何原因？

张建明：这一现象很普遍。国内高端豪华酒店长期处于亏损、低效状态，在国有高端豪华酒店中尤其明显，这就是“低效资产”，即投入和产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不对等情况。

其实要追溯低效能的原因很简单。从我的从业经验来看，国有酒店一般选择国际酒店品牌再代理，正是有这样的非理性刚需，国际品牌采取完全有别于其本土及其他区域的选择性管理模式。

例如在美国，五星级酒店普遍采用的是“特许经营”或“特许经营+第三方管理”的模式。具体而言，若是特许经营，业主有经营自主权；若是特许+第三方管理，则通常第三方公司需要以业绩承诺来承接管理。

但实际上，当前国有酒店往往采用全权委托管理的模式，且多缺乏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就承接了经营管理再代理权。也就是说，国际品牌拥有了酒店建设标准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收取名目繁多的大量管理费后，却不对经营成果、投资回报承担责任。

一个简单的例子即是，一个五万平方米的酒店，国有酒店通常会规划300间左右的客房规模，但出于盈利考虑，海外酒店往往会超过500间。

红星新闻：对于这些酒店，如何破解现有困境？

张建明：如果要出让这些低效资产，现在的情况是要受到长达20年以上委托管理合同的“束缚”，成为优化处置的瓶颈。我建议，国有高端豪华酒店要在经营模式上进行转变。例如，受国有出资人的委托，以宾馆酒店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国有企业，原则上不应通过对外再委托等形式，再进行经营权的代理转移。

而非宾馆酒店主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选择酒店经营权的对外代理转移时，亦应严格执行招投标管理的相关制度和程序选择代理人，权责对等缔结契约，克服受托代理的管理公司行使前期投资标准决策权、后期经营管理权，而由国有出资人完全承担财务风险责任的不良现状。

红星新闻：在国有酒店和海外酒店的双重竞争下，民营高端酒店行业还有机会吗？

张建明：在业内，酒店的生意被称作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如果宏观形势好，经济、商务活动频繁举行，作为活动载体，酒店业会显示很高的活力。同时，市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将加快酒店营收的增长。

民营企业在酒店业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至少从数量上，民营酒店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多，而且规模正在越做越大。尤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的营商环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和融资条件明显改变。

这就是民营酒店的机会。实际上，企业需要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公平竞争的环境 ，以及在法治面前进行平等的资源获取。很显然，我们正在面临最好的发展时代。

红星新闻：民营酒店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如何乘胜追击？

张建明：我在20年前入行，当时中国五星级酒店的消费客群里，内资消费不到一半，而到今天已经达到90%以上的比例。我一直相信，中国还是需要这些五星级酒店，但注意是高质量、高效能的酒店。

什么是高质量、高效能？我的建议是，首先要在管理水平上要对标国际标准。我在去年就提出“国内民族酒店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今年来看我们已经有所进步。例如，我们将雅高旗下奢华酒店品牌“索菲特”正式换牌北京长安街天府尊雅酒店，以及2018年早些时候战略结盟凯悦集团，明宇成为中国首家获得凯悦授权许可的特许经营酒店第三方管理公司，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影响力的证明。

竞争是相对的。我的观点是，市场既需要民营酒店，国有和外资酒店同样不可或缺。目前中国本土民营酒店的重要任务，不仅是打下国内的“江山”，还要“敢往外走”，在建立自身品牌、培养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之上出击海外市场，在全球生态下的进行更好的成长。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编辑 刘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