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大丈夫:孟子与儒家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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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对中华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以此来达到“内圣”。这种对理想人格的铸造与追求,从孔子起即开始,至孟子而集其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书写下光辉的一页。但秦汉之后,由秦王朝开创的集权专制政体日臻成熟,基本不再给个人的人格追求留空间,一大帮顶着“孔孟之徒”的“正人君子”,卖身于集权专制政体,一本正经地从孔孟开创的儒家追求理想人格康庄大道转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邪路,成为专制政体的铁杆帮凶和忠诚的奴才。

  

  孟子对铸造理想人格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继承孔子、曾子等儒学前贤思想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养浩然之气”说和“大丈夫”的概念,将我国古代理想人格推至光辉的顶点。孟子所养的“浩然之气”具备以下特点:“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资取了孔子对“刚”所作的新的诠释、易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和曾子之“弘毅”品格。 孔子赋予“刚”新的内涵,强调内心不能有贪欲,“见利思义”。曾子所提倡的“弘毅”品格,其核心在于“仁为己任”和“死而后已”,以极其坚韧的精神,“铁肩担道义”。孟子之“浩然之气”是对这种刚建的,自强不息的、勇担道义的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和弘扬,它以一种刚健的品格充满天地之间,立足于道义,理直则气壮,只有做到问心无愧,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充塞于身心以至天地之间。

  

   “大丈夫”是孟子所提出的另一极其重要的理想人格概念,事情缘起于孟子的学生景春称赞公孙仪、张仪为大丈夫。公孙仪和张仪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们游走于诸侯之间,利用各国的矛盾和诸侯们蛮横、自私、愚昧的一面,施展种种手段,巧鼓三寸不烂之舌,挑动各国战争,以博取富贵。由于他们对诸侯的心理把握得到位,手段运用得巧妙,把许多诸侯玩弄于掌股之间,搅得天下大乱,一时成为国际风云人物,所谓“一怒而天下诸侯惧”。景春对于他们这类人物很是佩服,由衷地赞叹,认为人能混到这份上,也算是大丈夫了。孟子听了深不以为然,他教育景春说,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段话中的“广居”“正位”“大道”,朱熹分别解释为“仁”“礼”“义”,是有较为充分的依据的。孟子曾两次提到“居仁由义”,一处是在《离娄上》,“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另一处在《尽心上》中他与王子垫的一段对话中,“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按照孟子自己的解释,仁是“安宅”、是“居”;义是“路”、是“正路”。正路也就是大道。朱熹的解释,与孟子自己的解释相合。与景春最大的不同在于,孟子把大丈夫的标准定为内在的品格,这种品格要求人要居仁、由义、立礼,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具体而言,要心怀仁爱,信守礼仪,行合道义,并经得起外在的考验。外在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但对于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来说,这些都算不上什么。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在于内心的强大,无忧无惧,亦不被诱惑,更不假外在的功名利禄来支撑、填充自己,这才是大丈夫。只有如此,才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才能“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无怪乎孟子看不上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他们为了追求富贵,无所不用其极,正好反映的是他们内心的空虚和卑怯,亟需外在的东西来支撑。

  

  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其来有自,在孔子那里我们已经能看出一点模糊的影子。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多次强调“立于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学礼,无以立。” “不知礼,无以立也”这些论断,已包含着“居仁、由义、立礼”的萌芽。至于孟子大丈夫品格中所包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孔子那里也能找到源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的这些论断实际蕴含着他面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孟子吸纳了孔子的这些思想,并加以系统化熔铸,形成了他的理想人格——大丈夫。

  孟子以孔子的传人自任,他留下《孟子》这本书,据说也是为了“述仲尼之意”。孟子的思想学说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孔子,学术界看法不一,但至少在理想人格的塑造方面,孟子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孟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东汉张纲辞刺史不就,不顾个人安危弹劾跋扈将军梁冀;赵宋包拯执法不阿权贵;林觉民牺牲自身,“为天下人谋永福”。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大丈夫的品格!可以说,这些仁人志士以他们的躬行践履,又将这种完美的人格发扬光大,并丰富了其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和大丈夫说,是先贤们对理想人格追求的最集中体现。也正是有这种理想人格的支撑,孟子在强权面前从不屈服畏缩,相反,一介布衣的他却发出“说大人,则藐之”的振聋发聩之强声。哪怕是在梁惠王、齐宣王这样的国际政治风云人物面前,孟子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绝不肯枉尺直寻,低头让步。有一次,孟子本来打算去朝见齐宣王,恰好齐宣王也想见孟子,却不愿屈尊,借口有寒疾,怕风,让孟子去见他。孟子对齐宣王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很不耐烦,也借口身体不适,一口回绝使者。第二天却故意去东郭氏家里吊慰,作为对齐宣王的回击。

  孟子的行为,自然不是那帮以一睹领袖天颜为无尚光荣的帮闲们所能理解的,并由此引发了景丑与孟子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辩论。景丑对于孟子的做法很是不以为然,您老先生本来是准备去朝见齐王,现在齐王宣召您去见他,老先生您却装病不去,是何道理,莫不是犯神经?与礼法所说的“君命召,不俟驾”大概也不怎么合拍吧?他愤愤然引经据典,斥责孟子的不逊,以为是对齐王的大不敬。孟子闻言,对他说,事情只怕不能这么理解。并援引曾子的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这段话所讨论的,是王公大人与士孰尊孰卑、孰贵孰贱的问题。曾子认为,晋楚之君,其富贵固然无人能及,但他们有他们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们有他们的权势,我有我的道义,和他们相比,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曾子所提倡的“弘毅”品格的影子。孟子是曾子“弘毅”品格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所以他对曾子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像曾子这样天下一流的学者,又是孔门高足,肯定不会信口雌黄,他在这么讲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孟子进一步指出,为天下所公认的尊贵的有三样:爵位、年龄和道德。在朝廷论尊卑,当然要首叙爵位,乡党集会则看重年龄,至于辅佐君主平治天下,那么首先要讲求的就是道德。现在齐王所有的,不过是爵位;论年龄论道德这两样他都应尊重我。他得“达尊”质疑,我得其二,以一凌二,恐怕不太合适吧?所以,向来大有作为的国君,一定有他不宣召的大臣,想有所咨询则亲自去登门拜访他,像汤之于伊尹、齐桓公之于管仲。这才是真正“尊德乐道”,不如此也不足以有所作为,这样的君王,不见也罢。

  

  “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孟子,是不屑于在富贵、权势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的,哪怕对方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君主,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体现在他那套颇具特色的君臣伦理关系理论,见于他对齐宣王的一段告白中: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从这段告白我们可以看出,在孟子的眼中,君臣关系是近乎平等的,臣下对于君主来说,人格是独立的,并没有无条件的义务。秦汉以降,随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及完善,给士人的人格所留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几乎接近于无。与此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打着孔孟信徒旗号的犬儒们所编造出“三纲”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下无不是之君”等谬说,与集权专制政体紧锣密鼓的配合着。此后,国人在权势面前,尤其是权势的总代表君王面前,便只有奴格,再无人格。孟子的地位被抬上去了,其思想尤其是他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却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篡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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