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大丈夫：孟子与儒家的理想人格

儒家对中华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以此来达到“内圣”。这种对理想人格的铸造与追求，从孔子起即开始，至孟子而集其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书写下光辉的一页。但秦汉之后，由秦王朝开创的集权专制政体日臻成熟，基本不再给个人的人格追求留空间，一大帮顶着“孔孟之徒”的“正人君子”，卖身于集权专制政体，一本正经地从孔孟开创的儒家追求理想人格康庄大道转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邪路，成为专制政体的铁杆帮凶和忠诚的奴才。

孟子对铸造理想人格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继承孔子、曾子等儒学前贤思想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养浩然之气”说和“大丈夫”的概念，将我国古代理想人格推至光辉的顶点。孟子所养的“浩然之气”具备以下特点：“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资取了孔子对“刚”所作的新的诠释、易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和曾子之“弘毅”品格。 孔子赋予“刚”新的内涵，强调内心不能有贪欲，“见利思义”。曾子所提倡的“弘毅”品格，其核心在于“仁为己任”和“死而后已”，以极其坚韧的精神，“铁肩担道义”。孟子之“浩然之气”是对这种刚建的，自强不息的、勇担道义的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和弘扬，它以一种刚健的品格充满天地之间，立足于道义，理直则气壮，只有做到问心无愧，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充塞于身心以至天地之间。

“大丈夫”是孟子所提出的另一极其重要的理想人格概念，事情缘起于孟子的学生景春称赞公孙仪、张仪为大丈夫。公孙仪和张仪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们游走于诸侯之间，利用各国的矛盾和诸侯们蛮横、自私、愚昧的一面，施展种种手段，巧鼓三寸不烂之舌，挑动各国战争，以博取富贵。由于他们对诸侯的心理把握得到位，手段运用得巧妙，把许多诸侯玩弄于掌股之间，搅得天下大乱，一时成为国际风云人物，所谓“一怒而天下诸侯惧”。景春对于他们这类人物很是佩服，由衷地赞叹，认为人能混到这份上，也算是大丈夫了。孟子听了深不以为然，他教育景春说，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段话中的“广居”“正位”“大道”，朱熹分别解释为“仁”“礼”“义”，是有较为充分的依据的。孟子曾两次提到“居仁由义”，一处是在《离娄上》，“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另一处在《尽心上》中他与王子垫的一段对话中，“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按照孟子自己的解释，仁是“安宅”、是“居”；义是“路”、是“正路”。正路也就是大道。朱熹的解释，与孟子自己的解释相合。与景春最大的不同在于，孟子把大丈夫的标准定为内在的品格，这种品格要求人要居仁、由义、立礼，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具体而言，要心怀仁爱，信守礼仪，行合道义，并经得起外在的考验。外在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但对于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来说，这些都算不上什么。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在于内心的强大，无忧无惧，亦不被诱惑，更不假外在的功名利禄来支撑、填充自己，这才是大丈夫。只有如此，才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才能“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无怪乎孟子看不上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他们为了追求富贵，无所不用其极，正好反映的是他们内心的空虚和卑怯，亟需外在的东西来支撑。

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理想人格，其来有自，在孔子那里我们已经能看出一点模糊的影子。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多次强调“立于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学礼，无以立。” “不知礼，无以立也”这些论断，已包含着“居仁、由义、立礼”的萌芽。至于孟子大丈夫品格中所包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孔子那里也能找到源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的这些论断实际蕴含着他面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孟子吸纳了孔子的这些思想，并加以系统化熔铸，形成了他的理想人格——大丈夫。

孟子以孔子的传人自任，他留下《孟子》这本书，据说也是为了“述仲尼之意”。孟子的思想学说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孔子，学术界看法不一，但至少在理想人格的塑造方面，孟子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孟关于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东汉张纲辞刺史不就，不顾个人安危弹劾跋扈将军梁冀；赵宋包拯执法不阿权贵；林觉民牺牲自身，“为天下人谋永福”。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正是大丈夫的品格！可以说，这些仁人志士以他们的躬行践履，又将这种完美的人格发扬光大，并丰富了其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和大丈夫说，是先贤们对理想人格追求的最集中体现。也正是有这种理想人格的支撑，孟子在强权面前从不屈服畏缩，相反，一介布衣的他却发出“说大人，则藐之”的振聋发聩之强声。哪怕是在梁惠王、齐宣王这样的国际政治风云人物面前，孟子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绝不肯枉尺直寻，低头让步。有一次，孟子本来打算去朝见齐宣王，恰好齐宣王也想见孟子，却不愿屈尊，借口有寒疾，怕风，让孟子去见他。孟子对齐宣王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很不耐烦，也借口身体不适，一口回绝使者。第二天却故意去东郭氏家里吊慰，作为对齐宣王的回击。

孟子的行为，自然不是那帮以一睹领袖天颜为无尚光荣的帮闲们所能理解的，并由此引发了景丑与孟子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辩论。景丑对于孟子的做法很是不以为然，您老先生本来是准备去朝见齐王，现在齐王宣召您去见他，老先生您却装病不去，是何道理，莫不是犯神经？与礼法所说的“君命召，不俟驾”大概也不怎么合拍吧？他愤愤然引经据典，斥责孟子的不逊，以为是对齐王的大不敬。孟子闻言，对他说，事情只怕不能这么理解。并援引曾子的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这段话所讨论的，是王公大人与士孰尊孰卑、孰贵孰贱的问题。曾子认为，晋楚之君，其富贵固然无人能及，但他们有他们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们有他们的权势，我有我的道义，和他们相比，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曾子所提倡的“弘毅”品格的影子。孟子是曾子“弘毅”品格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所以他对曾子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像曾子这样天下一流的学者，又是孔门高足，肯定不会信口雌黄，他在这么讲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孟子进一步指出，为天下所公认的尊贵的有三样：爵位、年龄和道德。在朝廷论尊卑，当然要首叙爵位，乡党集会则看重年龄，至于辅佐君主平治天下，那么首先要讲求的就是道德。现在齐王所有的，不过是爵位；论年龄论道德这两样他都应尊重我。他得“达尊”质疑，我得其二，以一凌二，恐怕不太合适吧？所以，向来大有作为的国君，一定有他不宣召的大臣，想有所咨询则亲自去登门拜访他，像汤之于伊尹、齐桓公之于管仲。这才是真正“尊德乐道”，不如此也不足以有所作为，这样的君王，不见也罢。

“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孟子，是不屑于在富贵、权势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的，哪怕对方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君主，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体现在他那套颇具特色的君臣伦理关系理论，见于他对齐宣王的一段告白中：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从这段告白我们可以看出，在孟子的眼中，君臣关系是近乎平等的，臣下对于君主来说，人格是独立的，并没有无条件的义务。秦汉以降，随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及完善，给士人的人格所留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几乎接近于无。与此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打着孔孟信徒旗号的犬儒们所编造出“三纲”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下无不是之君”等谬说，与集权专制政体紧锣密鼓的配合着。此后，国人在权势面前，尤其是权势的总代表君王面前，便只有奴格，再无人格。孟子的地位被抬上去了，其思想尤其是他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却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篡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