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人为什么有强烈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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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公开地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对手。

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近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充满着各种美国衰落、中国挑战美国的“危机论”。但是，美国到底有危机吗？实际上，相比全世界各国，美国可以说是一个最没有危机的国家。经济上，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先进的技术及最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美国还有仍然无可取代的美元霸权。正是因为这些，很少有发达的经济体能够离开美国经济。

在军事上，美国仍然第一，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能够和美国竞争。这一点看看美国每年的军事预算就非常清楚了。在政治上，美国这些年来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党派政治分裂，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两党之间互相否决，大大影响了政府运作的效率。不过，美国人应当庆幸，因为美国政治制度仍然健全。特朗普总统那么具有破坏能力，处处和建制派作对，但结果也不过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社会仍然能够自行运作。托克维尔在著《美国民主》时已经充分看到了这一现象，今天“强社会”这种局面依然如故。

但另一方面，自从其卷入世界事务、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者之后，美国就一直充满着危机感。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集团斗争，无论用怎样的名义，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军事扩张等，一直视苏联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直到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美国在和自己的“威胁”（敌人）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不过，美国的“威胁”显然不局限于像苏联集团那样公开称自已为美国的“敌人”的国家，也包括美国的“盟友”。1980年代之后，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美国感觉到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和德国、日本进行贸易战。尽管这两个国家是美国的同盟国，但美国和它们斗争起来，也毫不留情，什么方法都使用。最终，美国在和盟友的这场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

现在美国转向了中国。近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公开地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不过，对美国人来说，俄罗斯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往日的苏联和苏联集团，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仅仅是中国的广东省。因此，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这些年里，美国国内盛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指的是中美关系，各种“中美战争”的论著充斥着美国的话语市场。

但中国真的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了吗？显然没有。从经济上看，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并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会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但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中国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拿中美两国的各种经济数据来比较，在大多数方面，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所具有的经济竞争力不仅仅是和中国比较而言，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也是独领风骚。

这里不说别的，单拿经济竞争力来说就足以说明问题。根据最近《日经新闻》的报道，2018年度全球净利润约40%由美国企业创造，而美企的净利润10年间增至3.8倍。2018年全球企业的销售额为35万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19%，净利润大幅增长2.5倍，达到2.8万亿美元。

从净利润来看，美国企业的表现最好，10年前美国的“全球份额”占25%，如今大幅提高到39%。今天支撑美国增长的产业，已从制造业和零售业等实体产业，转换成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可以通过调查美国企业持有的资产看出，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及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达到4.4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以上。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是获益最大的国家。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就是说，在全球获得利益，但没有解决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问题。今天美国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美国政府把内部问题转化成为外部危机感而已。

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制度体系。过去的经验表明，这个体系具有巨大的变化能力来适应新环境，同时又不会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因为各方面的成功，尤其是经济上的成功，这一体系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对美国和西方的制度并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中国也不像苏联那样，没有向外“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既强调不简单地输入模式，也强调不简单地输出模式。美国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世界构成威胁，显然是夸大其词。

即使在有关安全的军事上，五角大楼也是为了自私利益不断夸大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以图更大的国防预算。尽管中美两国为了自身的安全都继续会发展军事，但在这个核武器互相威慑的时代，很难想象中美之间的热战。即使在美国内部，军事研究专家也意识到中美两国军事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差距。

危机感来自何处

美国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或者说，其危机感来自何处呢？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其一，美国的国家使命感。从文化上说，美国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国家，既表现在宗教文化上，也表现在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上，并且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互相强化。自从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花那么巨大的人财物力把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推销到世界各地。一旦遇到外在的阻力，就会产生沮丧感，从而也是危机感。

其二，美国的征服感。与其使命感相适应，从独立战争赢得胜利立国之后，美国越来越具有征服感。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之前，算是美国的“孤立”时期。但“孤立”是很大的误解，因为美国在1890年代之前聚焦在美洲的扩征和征服，美国人把欧洲人赶出了美洲，宣称“美洲是美国的美洲”。这种征服感也表现在内部各方面，包括西部开发、进步社会等。一战期间美国开始卷入世界事务，之后通过不断征服，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

其三，霸权本身所具有的危机感。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但独霸产生其自身的危机感，即总是会感到自己的霸权地位要被他国所取代。寻找这个要取代自己的“他国”，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很自然，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中国俨然成为美国所界定的“他国”了。上述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在美国盛行并非毫无道理。说穿了，这是美国人的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四，保持经济力量最高端所带来的危机感。这点和上述美国霸权有关联，但又有区别。如果说霸权地位的担忧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那么经济力量的变化是实在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经济，其经济影响力深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是最了解世界经济形势的。一旦发现哪个国家的哪个经济领域对美国构成竞争力或者有可能构成竞争力，美国就会产生危机感，就会去超越或者遏制。对德国、日本等国的贸易战就是如此。今天，美国的焦点是控制世界经济的“脑袋”，即知识和智慧经济，不难理解这次和中国贸易战的核心，就是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

其五，把外界的假威胁感有效转化成为危机感。一般来说，大国很难出现来自外部的危机感，但美国是例外。经验地看，美国非常善于利用外在的威胁感，把外部威胁感转化成为自身的危机感。二战以来，美苏全面竞争，但两国的表现不同，苏联方面拼命夸大自己的成就，而美国方面则拼命夸大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不同的表现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苏联要通过夸大成就来获取政治合法性，而美国媒体不在政府手里，“不是负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的美国媒体，自然夸大美国所面临的威胁。

而无论是苏联的夸大式的宣传，还是美国媒体的过度负面报道，都是符合美国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事实上，美国有效利用苏联的过度夸大成就，不仅在美国各社会阶层之间造成了“团结感”，而且巩固了美国和其盟友之间的“团结感”。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美苏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尽管如上所述，中国各方面并没有在实际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但美国已经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中国一些方面的过度宣传，把此转化成为美国本身的“危机感”。近年来美国国内各阶层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感和危机感前所未有。

中美之间的危机差异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那么中国则可以说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两国之间的危机差异是巨大的。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可能是一个最没有危机感的国家。没有危机感，也是有诸多理由的。中国是世俗文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个体层面，大家都安于生活，安于现状，很多人得过且过。中国文化只有“变化”的观念，但从来不具有“进步”的观点。“变化”和“进步”不同，前者是适应外在环境，后者则是改变环境。例如，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诸多技术发明的，但这种发明并不为各方所重视。进而，即是一项发明被重视，中国社会也是把此用来“生活化”，而不是用来做各方面的改进。

因此，火药被用来放烟花，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在一定程度上说，到了今天，这种现象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例如美国人把互联网技术用来征服太空，中国很多人则把互联网用于生活（外卖、网购等）。再者，对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即使在生活层面，只要过得去，就没有去“折腾”的动力。

中国国家大，消化危机的能力也强，一般小的危机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因为个别危机影响不到整个国家，因此也不会得到重视，任其存在和发展，直到演变成为大的危机。

此外，和美国比较，中国也往往没有有效表达“危机感”的机制。美国人是最没有承受感的，一旦感觉到了危机，就表达出来，通过媒体等方面的宣扬和夸大就成了真的危机感。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大家对一般的危机感不表达出来，而对真正的危机感也无以表达，而是被遏制下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和美国相反，对中国媒体来说，“不是正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

但正因为没有危机感，就最容易发生大的危机。人们说，在中国，没有危机就没有变化，小危机小变化，大危机则大变化。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韧性，但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致命弱点。直到大危机来了，人们才回应，但为时已晚，因为大危机对整体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尽管如人们所言，危机也是机会，但这个机会所带来的成本实在太大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可以从“危机驱动型社会”转化成为“危机感驱动型社会”吗？如果要避免大危机及其大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做这种转型是值得的，尽管转型的困难也是可以预期的。

★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2月19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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