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6年末,北京金融街具有我国四成的金融财物。图/视觉我国
国家金融办理中心呼之欲出
《我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苇 文/王宇
本文首发于总第887期《我国新闻周刊》
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谁能成为我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出题一直广受社会重视。
近两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连续提出建造金融中心的战略设想,其间争辩最多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中心争夺战。
最近,《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展开规划(2018年-2022年)》(以下简称《金融科技规划》)文件悄悄下发。在业内人士看来,该文件对于北京未来的金融展开定位可谓意义严重。
“从现有格式看,北京作为监管安排集聚的金融中枢,已经是事实上的国家金融办理中心。未来则是进一步夯实这一中心的资源根底,完成进一步升华。”北京市金融局研讨室主任赵维久在承受《我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北京这一国家级金融中枢的树立,不仅将给京津冀区域营造更为坚实的金融环境,还将在国家金融展开体系中扮演“办理者”和“效劳者”的角色,在全国金融业格式中发挥危险管控和金融演示的功用。
如果把目光放远,则会发现“国家金融办理中心”的概念早已与北京紧密结合。以北京金融街为中心发散,覆盖整个北京的城市区域规划,“国家金融办理中心”不仅着眼于优化首都功用,更意在托起北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位置。
突出新金融
《金融科技规划》内容不仅包含规划布景、全体思路,还包含怎么推进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立异和使用,催生领先前沿技术、加快培养金融科技工业链,打造立异生态系统等九大部分。
其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规划》提出了全体展开目标:力争到2022年末,涌现5~10家国际闻名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构成3~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立异集群,展开10~15个严重演示使用项目,构成良好工业生态,为首都“四个中心”建造供给重要支撑。
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立异中心。大力展开金融科技正是建造科技立异中心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
在优化金融科技空间布局方面,《金融科技规划》提出,依据《北京城市全体规划(2016年-2035年)》,结合金融科技工业展开根底和重点区资源禀赋,北京将打造构成“一区一核、多点支撑”的空间布局,支撑金融科技企业在特定区域和楼宇集合,加强全面监管,构成“各具特征、互动协同”的北京市金融科技展开格式。
其间“一区一核”是指建造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效劳立异演示区及中心区(西城区、海淀区);“多点支撑”是指打造各具特征的金融科技立异与工业集群,包含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立异集群(海淀区)、银行稳妥科技工业集群(石景山区)、金融科技安全工业集群(房山区)、财富办理工业集群(通州区)。
在2018年中举行的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北京市长陈吉宁透露,2017年北京金融业占北京市经济的比重到达17%,已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支柱工业。未来,首都金融业将成为国家金融全面敞开的前沿,构成国际高端金融人才集合区,北京作为国家金融办理中心的功用将日益完善。
在大数据、云核算等新科技的风潮下,怎么建造国家金融办理中心?《金融科技规划》给出的展开逻辑是:以西城区为中心,布下联合北京各城区金融、科技、监管资源优势的多点棋局,旨在打造一个国家金融办理中心。
北京金融街集中了多家银行和稳妥公司的总部。
始于金融街
在金融街广场中心,立着一座“古币·金融”雕塑,颇有金融街寸土寸金的意味。走过二十多年的北京金融街,成为北京金融业的重镇。
金融街的最早酝酿可追溯至1985年3月,时任西城区委书记陈元安排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西城区经济社会展开战略研讨会”,提出推进西城“旧城改造”,并活跃考虑“以公建促危改”的方式。
彼时,北京市和西城区就提出,在复兴门内大街到阜城门内大街一带,“主要安排金融单位工作用房和配套的商业效劳业高大型建造项目”。
1986年末,阜成门桥东南角一幢新完工的办公楼竣工,称为阜成门内大街410号(现我国东方财物大厦)。这是当时北京最“牛”的办公楼,20层高,总建筑面积27000平方米,由我国银行占用七成,我国人民稳妥公司占用三成。大楼完工当天,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为大楼剪彩。
1987年,时任我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向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提出,学习国外经验,在北京市西二环一带,建造金融安排集合区,即金融街的设想。后因1988年9月国务院紧缩基建项目,此事暂缓启动。
转机来自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这年5月,西城区委区政府提出“昌盛西单,展开西城”,明确提出建造金融街。6月1日,西城区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康复西二环东侧(金融街)开发建造的请示》。经市政府赞同后,国务院正式同意金融街规划。这一年发布的《北京城市全体规划》明确指出:“在西二环路东侧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造国家级金融办理中心。”紧接着,北京金融街建造开发公司开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树立北京金融街建造开发指挥部办公室。这一办公室也是1996年成立的北京金融街出资集团的前身。
至此,北京金融街的展开大幕正式摆开。
1993年到2003年是我国改革敞开以来展开速度最快的十年,也是北京金融街从无到有,从建造到展开的关键十年。
按照1990年代初期规划,北京金融街南起复兴门内大街,北至阜成门内大街,西抵西二环路,东临太平桥大街,规划用地103公顷。其间建造用地约44公顷,道路用地约32公顷,绿化率超越30%。全体规划建筑面积为402万平方米。
规划尽管落地,但前期的金融街建造却依然面临重重困难。作为国内第一个定向开发的高端工业功用区,北京金融街缺少专业的建造经验和坚实的资金支撑。一起,因为1994~1995年中心严控固定财物出资规模,北京金融街也经历了方针调整曲折。
1994年8月,金融街开工建造的第一个项目——金龙大厦(现金阳大厦)奠基。同年,通泰大厦、出资广场、平安大厦、建行大厦连续开工。这是北京金融街第一批建造的楼宇,均在1999年前竣工。
第一波金融资源的潜力在两年间被迅速发掘,金融街也自此迎来高速展开期。2001~2003年间,金融街有21个项目立项,其间的20个项目在2004~2006年间竣工,包含我国人寿双子大楼、英蓝大厦、网通大厦、鑫茂大厦等地标建筑。按照规划,金融街区域依广宁伯街和武定侯街划分为南区、中区和北区。而在2006年几大区均开端建成时,金融街中心区建筑面积已达455万平方米,比初期规划增加了约53万平方米。
开端落定的金融街表现出强壮的资源凝聚力,新增金融安排对办公面积的需求日益旺盛,金融街的拓宽建造势在必行。
25年间,金融街作为“国家金融办理中心”的位置被多次重申。直至《北京城市全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金融街被明确界说为“集中了国家金融方针、货币方针的办理部门和监管安排,集聚了大量金融安排总部,是国家金融办理中心”。
在方针因素之外,首都北京与金融安排的历史渊源则早早为当代北京的金融格式埋下了伏笔。
“我国现代金融体系和晚清时期的官办金融安排都有一定的历史沿袭联系。” 北京市金融局研讨室主任赵维久通知《我国新闻周刊》,受到晚清资本主义萌发影响,我国最早具有金融安排雏形的大清户部银行之类的金融安排大多集合于北京。
20世纪后,跟着沿海城市的贸易兴起,计划经济体系之下的金融安排像是处于财政部门出纳的辅佐位置,致使北京金融业的位置开端下降。
改革敞开后,计划经济向商场经济转轨,又有很多金融安排为了寻求最新财政信息和方针扶持而涌入北京。自此,北京逐渐构成监管安排与金融安排相生相长的格式,也逐渐堆集起雄厚的金融资源。
早在2003年之前,北京就已经喊出打造金融中心的标语。但彼时,总部原本在北京的一些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安排纷纷迁往了一起正在打造金融中心的上海。
200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陈述提出,要充分利用首都财政金融等经济决议计划和信息途径的一起优势,发挥商务中心区、金融街的集合效应和效劳功用,吸引国内外企业和各类金融、效劳贸易安排来京出资展开。
随后,北京市相继成立了北京金融顾问团、组建北京金融街商会、举行京港金融协作论坛等活动,目的旨在提升北京金融实力。
“现在北京东边的CBD就是从改革敞开时兴起的,由早年进驻的外资安排和一些大型民营安排组成。” 赵维久以为,尽管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定位更家喻户晓,但作为首都,北京的经济功用不应该“瘸腿”。
2007年10月,北京市发改委《关于对金融街区域拓宽和展开功用完善的意见》经市长办公会原则通过,赞同拓宽中心区规模,以原金融街规划面积1.18平方公里为根底,向东(太平桥大街以东)拓宽0.59平方公里,向西(至南礼士路)拓宽0.53平方公里,向南(长安街路南沿线)拓宽0.29平方公里,算计拓宽1.41平方公里,拓宽后的金融街占地面积到达2.59平方公里(大约是对标伦敦金融城的占地面积)。依据拓宽建造规划,北京金融街的新增建筑面积约200多万平方米。
如今,北京金融街区域内楼宇面积已到达700多万平方米,其间商务办公面积到达75%以上。在这一区域规模内,集聚了以国家金融办理部门和大型商业银行、稳妥集团、券商、基金以及重要商场安排为代表的1800多家金融安排和大型国有企业总部,涉及全国90%的信贷资金。
《我国新闻周刊》从北京金融街效劳局获悉,到2017年末,金融街区域内共有各类金融安排1800余家,财物总规模到达99.5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财物总规模的近40%。一起,西城区具有境内上市企业34家,境外上市企业25家,上市企业总值超越8万亿元,全体企业财物总额超越97万亿元。全国四大财物办理公司也均在金融街展开。
由此,金融街作为国家金融办理中心的位置进一步稳固,根本确立了在国内的中心位置。可以说,在这条全长1700多米的大街上,每走几步就有一家金融安排。到2016年末,北京金融街具有整个我国接近一半的金融财物,更是用2%的占地,贡献了西城区83.4%的税收。
金融野心
在冲刺金融中心城市的布局上,北京握有的不是只要金融街一颗棋子。从城市规划到工业布局,处处显露着北京金融业的野心。
在7月11日发布的“新华国际金融中心展开指数(2017)”陈述中,2017年全球金融中心展开评价排定显现,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包含香港、上海和北京。其间,北京位列第十。
在2018年CB Insights发布的《全球科技中心陈述》( Global Tech Hubs Report)显现,在全球规模遴选的25座“全球科技中心”城市里,我国仅有北京和上海当选。
在过去六年中,北京的科技公司总融资额度高达72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大约是坐落第四名的上海的三倍多。
依据CB Insights数据,六年间,北京一共诞生了包含小米、滴滴、美团等29家独角兽公司,并在2017年迎来井喷,总数位列全球第二,纽约和上海甚至不及其一半。在科技独角兽的孵化力上,北京排名全国第一,其科技独角兽占比36%,远超上海的25%。在五家亚洲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中,四家都来自北京。
“我们在做研讨的时分发现,在全国际规模内,上市传统金融安排、证券、稳妥等总市值最高的城市是北京。”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讨院院长贲圣林在承受《我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包含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大型海外安排和跨国安排都在北京驻守,也从旁边面印证了北京作为国家金融办理中心所具有的优势。
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在金融监管方面同样具有优势。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机关——“一委一行两会”,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我国前5大金融安排,我国四大财物办理公司,我国20%的国际500强企业总部,高盛、安盛、摩根大通,新三板商场,“亚投行”的总部,均驻守在北京。
当下的北京,集中了全国金融业的优势资源,集合了国家金融决议计划和监管安排,还集合了我国银行业协会、我国证券业协会、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我国上市公司协会等10家国家级金融行业协会和安排,构成了我国金融决议计划、方针信息发布中心。
在各项资源优势的加持之外,北京近年来多点联动展开的金融格式也是培养国家金融监管功用的重要因素。
从市长陈吉宁对北京市金融工业布局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北京各区域在金融工业展开中扮演不同角色,在区位和定位上各有所重。其间,强化国家金融办理中心功用的主体为北京金融街,重在聚焦金融监管、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和危险办理,承接国家严重金融改革展开任务。一起,强化国家科技金融立异中心功用的主体则为海淀中关村,重在展开天使出资、创业出资、股权出资。此外,朝阳和东城CBD也将强化国际金融功用,以建造国际一流的商务效劳环境和配套设施为目标,作为金融业敞开成果首先落区域域。
“未来,主导科技的中关村和主导金融的西城区会完成资源对接,金融科技工业是连接两者的纽带。”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工业处长王爱军通知《我国新闻周刊》。
北京提出“一核两翼”的展开格式,也可以用来理解北京各个金融区域的联系。赵维久举例,除西城、海淀、朝阳等老牌金融区域外,新式的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也是中心区的一部分,旨在打造新型金融功用区,重点展开专业性金融安排和效劳,与金融街完成一体化展开。
而作为城市副中心,通州运河商务区则着力建造金融敞开的改革立异试验区,鼓励在财富办理等方面展开试点演示。一起,雄安新区也将展开金融科技等领域扩大敞开试点,顺义、大兴临空经济区则将活跃展开离岸金融和贸易金融。
“在金融立异方面,北京仍然需要尽力。要削减行政资源的干预,让企业家和商场爆发更多的生机,一起推出更多的金融敞开举措。” 我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讨所副所长向松祚在承受《我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北京金融科技工业的根底很强壮,一旦发力,远景非常光亮。”
错位展开
长期以来,提起我国金融业,人们总会把目光放向黄浦江东侧。而跟着北京提出建造“国家金融办理中心”,国内多个金融中心的定位与差异再次引起重视。作为后来兴起的金融中心城市,错位展开是北京的必然选择。
“退一步看,要防止各大金融城市间发生晦气全局的资源竞赛问题;进一步看,要促使各大金融城市构成良性的错位协作效应。”赵维久指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一起的资源优势,不同类型的金融企业也会在各个城市中出现分解集合的格式。
坐落敞开前沿的上海,因早早抢占金融工业展开先机,凭仗密集的金融企业集群和雄厚的金融贸易根底,成为金融企业的“必争之地”,稳居国际金融中心之位。而香港金融业则是以汇丰集团、中银集团及外资银行为中心,构成银行和金融中介安排运营和运转相结合的格式,被视作国际银行业的中心之一。
在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我国经济学家巴曙松看来,香港和上海亦存在明显的定位差异和优势差异:“香港以国际竞赛为主,是代表亚洲和我国需求参与国际竞赛和国际规矩制定的一个金融中心;而上海以协作为主,优势在于巨大的本乡需求,重在效劳实体经济,是规矩的试错和先行探究的空间。”
不管上海还是香港,其金融业展开一起优势都包含优越的临海地理位置,并由此催生了昌盛的外贸金融。反观深处内陆的北京,在缺少口岸优势的情况下,科技资源则成为金融业展开的支柱。
赵维久通知《我国新闻周刊》,北京作为全国科技立异中心,具有西城区金融资源和中关村与高校科研资源的两层集合,这是北京一起的优势。
值得留意的是,城市地域特征不仅会引导一个城市的金融定位,也会对其工业格式影响深远。
因为北京是围绕紫禁城走的圈层式展开途径,城市规划也出现出“摊大饼”的格式。赵维久以为,不同于上海陆家嘴和香港中环的高度集中,北京的金融业从一开端的展开就出现多点散布的局势,从长期来看,这也有利于北京分区展开多种类型的金融工业,构成区域联动效应。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讨院院长贲圣林以为,金融科技工业是未来金融行业改变的一个重要方向,北京以新式金融科技工业为发力点,远景可期。“现在上海、香港仍然以传统金融业为主导,和北京比较,沪港的金融工业类型略偏传统。”
“跟着国家金融办理中心的建造,未来北京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枢城市。”赵维久通知《我国新闻周刊》,未来我国几大中心金融城市会各司其职,错位协作。
打造金融监管中心
跟着我国金融敞开程度加深,加强金融监管和效劳工作的需求日益迫切。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金融监管才能尚不足以支撑进一步的金融敞开。在此布景下,北京作为国家金融办理中心的监管力亟需强化。
2018年10月22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印发《关于首都金融科技立异展开的辅导意见》显现:推进在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效劳立异演示区探究“沙盒机制”和“金融危险办理试验区”,完善金融科技监管协同机制和沟通途径,树立金融科技监管国际协作机制。
“金融稳、经济稳,首都稳、全国稳,坚持首都金融安全安稳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陈吉宁以为,首都金融业将成为国家金融全面敞开的前沿,尽管外地的金融危险简单向北京传导,全国性的金融危险简单在北京集聚,但这也为北京提升监管中心的演示作用供给了关键。
《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展开规划(2018年-2022年)》指出,北京作为国家金融办理中心,面对金融危险的实际性、复杂性,活跃引领新技术使用于危险办理与安全防备,能够为国家现代化金融办理制度建造供给重要支撑。
“在北京树立国家金融办理中心,是国家在金融行业探究中的一个平衡点。”赵维久以为,现在我国的金融中心和监管中心还相对分离,而在全国际规模内,监管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同一个城市兼并才是常态。但因为我国特殊的金融展开历史和原始样态,照搬任何一个别国的金融中心展开形式都不大实际。
“北京打造国家金融办理中心,正是基于国际其他国家金融中心展开的共性,再将我国实情融汇其间,最终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金融展开途径。”赵维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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