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油画里的清代广州：来看看中西交融的城市生活

独占海外贸易的广州城

1757年至1842年间，清政府实行海禁，仅保留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史称“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成为18世纪重要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唯一口岸（澳门仅为葡萄牙租借地）。当时，西方社会大多通过来华使节、商人、传教士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出使报告、游记、著作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章节都与广州相关。在他们眼里，广州（Canton）就是中国的缩影，透过广州可以了解那个神秘而富庶的国度——中国。

然而，文字毕竟需要意会，究竟中国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住的房子如何？穿什么款式的衣服？引发了远隔重洋的欧洲人无尽的想象。在摄影术未发明之前，绘画是唯一以直观的视觉形式记录地域风光和人们生活状态的途径，外销画就是具有这一特质的外销商品，极大地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心。同时，外销画也留存了18、19世纪中国社会的丰富图像，是今天我们了解已经消逝的历史的重要实物，因此具有一般艺术绘画无法比拟的历史价值。

毫无疑问，广州景物是最受中外画家喜爱的外销画题材，因为广州是大部分外国人唯一被准许抵达并短暂居住的中国城市，也是他们获取丰厚利润、发家致富的地方。他们喜欢携带绘有广州景象的外销画回家，向他们的亲友、商业伙伴甚至皇室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在广州见到的趣闻轶事、冒险之旅、商业奇闻。传奇式的语言和生动的画作，更增添了广州这座淘金城市的吸引力，令许多冒险家趋之若鹜。让我们随着这些外销画，回到那个充满商机和活力的年代，回到清代广州城。

川流不息的水上浮城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穿城而过，再朝东奔流入海。外国商人要抵达广州城，必须从珠江口经珠江前航道溯江而上。珠江河口宽阔，虎门是进入珠江的第一道门户。过了虎门，河道逐渐收窄。沿江而上便是黄埔岛，被清代来华外国人称为“中途岛”，因为此地距离虎门和广州城都是18里。黄埔港是广州外港，清代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必须在此碇泊，办理关税手续，再由中方船只引导抵达广州。自清廷1685年开放海禁，1757年更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各国来华商船大都经黄埔港入广州，黄埔港成为中国最繁忙的港口。

图一：珠江口虎门的帆船，通草画，绘于19世纪，现藏广州博物馆。

图二：黄埔锚地，象牙油画，约绘于1810年，现藏广州博物馆。

各国商船依次停泊在黄埔岛，由中国海关官员登船丈量船只，收取关税。岛上设有税馆，还有船坞可供修理船只。外商必须雇佣中国小船将货物运往广州贸易。

从黄埔到广州的水道两岸景色如画，附近河道纵横，散布的村落和川流不息的船只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的岭南山水图画，让外国商旅十分沉醉。1769年游览广州城的威廉·希基将清代珠江河道景色与伦敦泰晤士河作了比较：

（广州）河道景色，就如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般繁盛，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有的是不同大小的横帆船，而你们有的是中国帆船对刚抵广州的新访客来说，长河上绵延千里的无数大大小小的船艇景貌，令人叹为观止。

巍巍三城标

从黄埔岛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水上航行，便可抵达广州城。这是一座令无数淘金者向往的城市，它被高耸坚固的城墙环绕，城墙之外的珠江上各式帆船穿梭往来，满载着货物忙碌不停。美国旗昌洋行合伙人、1825-1844年一直生活在广州的威廉·亨特这样描写江面繁华景象：

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此外，还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即珠江南岸）的渡船，还有一些剃头艇和出售各种食物、衣服、玩具及岸上店铺所出售的日用品的艇等；另外还有算命和耍把戏的艇——总而言之，简直是一座水上浮城。这条江（即珠江）给人一种极好的感觉——毫不停息的活动，低微的噪音，生机勃发和愉快欢畅。

这座犹如威尼斯一样的水上浮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让漂洋过海而来的船长、水手、商人们兴奋不已。

图三：中国帆船，通草水彩画，新呱绘于十九世纪，现藏广州博物馆。

船上的外国人对广州城充满了好奇，但是清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入城，他们只能望城兴叹。即使被高大的城墙阻隔，城内色彩斑斓的六榕花塔和参天银笔般的怀圣寺光塔还是深深地吸引了远在数里之外的西方来客的视线。光塔相传兴建于唐代，是唐代来广州经商的阿拉伯人修建的怀圣寺内一座白色光身尖塔，高36米。六榕花塔是广州城北一座著名的佛塔，最初为六世纪时昙裕法师所建木塔，供奉海外带回的佛舍利，后木塔被焚毁。今塔呈平面八角形，外九层、内十七层，高57.6米，整塔朱栏碧瓦，丹柱粉壁，如冲霄花柱，因此得名。还有北面城墙上矗立的镇海楼，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复檐五层，高28米，红墙绿瓦，雄伟壮观，位于全城最高点，清代登楼还可远眺珠江口美景，是清代来华外国人过目难忘的标志建筑。这三座城标建筑是描绘清代广州城全貌必不可少的元素，时常一同出现在外销画上。

图四：广州珠江北岸风景，油画，绘于清末，现藏广州博物馆。

图中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法国人设计、中国人建造、1888年落成的圣心大教堂，还有外国蒸汽船。教堂左侧的光塔、右侧的六榕花塔以及画面右后方山上的镇海楼作为广州地标式建筑，构成了描绘广州城全景的外销画必不可少的景物。

图五：广州六榕花塔，水彩画，1859年英国画家R. S. Moseley绘制，现藏广州博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外国人得以进入广州城游览。该画构图简洁，画面写实，再现了150年多前的广州城内建筑及花塔景色。

商馆区风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只许在广州旧城以南城墙以外沿岸一带地方活动，全长只有四分一里，曾有外国人形容这是“大清皇帝赐予夷人的一小片土地”，并称之为“广州商馆区”（Canton Foreign Factory）。威廉·亨特这样描述1820年代的广州商馆区：

这一幅外国人占用的地区，离近珠江堤岸约三百尺，距澳门八十里、伶仃岛六十里、虎门四十里及黄埔港约十里。由东至西此地约占一千尺宽，上建有商馆，供给外商作居住及贸易之用……下层作会计室及货仓，亦设有主管、其助手、仆人和纤夫的房间，此外另有一间以花岗岩建成的钱库，装上铁闸，以充替当时仍未设立的银行。二楼设有饭厅及客厅，三楼则是卧房。

这里就是清代到广州经商的外国人最核心的活动地区。一幅珍贵的玻璃画描绘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十三行商馆区，画面正中是一排整齐的外国商馆建筑，根据商馆前悬挂的国旗，由左至右依次为丹麦、西班牙、美国、瑞典、英国、荷兰的商馆。在这些国家中，英国最早于1685在广州建立商馆，而后起之秀美国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驶抵广州开通中美贸易，亦立即在广州开设商馆。商馆后方清晰可见光塔、六榕花塔、镇海楼三座城标。画面最左前方有一艘花艇，装饰华丽；画面正前方是两艘典型的广船，俗称“大眼鸡”，因其船头绘有一个大大的黑眼珠辟邪以保水上航行顺利而得名。画中可见商馆前至珠江堤岸边的空地用木栅栏分隔各国商馆，1822年商馆区大火后，这些木栅栏随即被拆掉，以便发生意外时更好地疏散人员和货物。由此，可以判断此玻璃画约绘于1785-1822年之间，为我们呈现了广州商馆区早期的历史风貌。

图六：广州商馆区，玻璃画，约绘于1785-1822年间，现藏广州博物馆。

商馆区的建筑最初都是中国行商的物业，在贸易季节租借给外国商人或商行，来华的船长、营运主管及一些官员都居住在此。每年有六个月的贸易期，大多数外国公司都会继续租用同一座建筑，并在商馆外悬挂自己国家的国旗，让人一目了然。1822年和1856年，这些商馆经历了两次大火，第一次大火后立即在原址重建商馆，第二次大火熄灭后，外国商人搬到珠江南岸的货仓区暂住。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两国在广州获得沙面岛作为租界区，外国商人便在沙面岛自己建造欧式楼房作为贸易建筑。

图七：广州商馆区，油画，约绘于19世纪中叶，现藏广州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商馆区建筑，呈现出明显的欧洲风格。

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建筑，作为清代来华西方人最早居住和贸易的场所，以其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吸引了国人的眼光，成为珠江河畔一道独特的风景。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通过各种手段开始抢占地盘，建立租界。广州沙面岛是其中之一，上海外滩也同样沦为英法租界，摇身变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这里洋行林立、贸易繁荣。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外资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有“东方华尔街”之称。外滩的建筑大多经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建，各国建筑师在这里大显身手。外滩全长约1.5公里，南起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东临黄浦江，西面是由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壁式等52幢风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所组成的金融中心、外贸机构建筑群，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独特的一页。

行商花园竞奢华

十三行时期，尤其自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2年）的85年间，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十三行商人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他们受官方委派，以亦官亦商的身份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中不少人跻身为世界级富商，闻名中外。

在叱咤商场之余，行商们纷纷耗费财力和物力经营自家园林，行商花园堪称广州一景。尽管外商不得进入广州城，清政府对他们在广州的活动也作出诸多限制，如“夷人不得在省河划船游乐，……只有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日三天方可外出‘兜风’。”但又规定“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日三天，夷人可到花园和河南寺游玩。”因此，每个月有三天能到行商花园游玩，这对暂住广州的外国商人而言，是让他们最开心的消遣活动之一，而且还可以感受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实在弥足珍贵。

图八：广州十三行街街景，铜版画，19世纪，现藏广州博物馆。

与广州商馆区相邻的十三行街，是外国商人最爱游览和购物的场所。此画描绘了十三行街极具中国风情的各式店铺和街头叫卖的小贩。

十三行行商以潘、卢、伍、叶四大姓在清代广州对外贸易中名列前茅。威廉·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述了外国商人游览潘家花园的欣喜心情：

外国朋友们认为，得到许可到潘启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这里到处分布着美丽的古树，有各式各样的花卉果树。

有一位十三行行商，以约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被誉为世界首富，他就是怡和行行商伍秉鉴，而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白银。伍秉鉴是个商业奇才，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散商、美商之间左右逢源，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关于伍秉鉴的趣闻轶事在外商中流传甚广，那么伍家花园又是如等奢华呢？多少人好奇不已，让我们看看这幅油画描绘的伍家花园美景：这是清代岭南园林建筑的典范，园内花草树木遍植，楼房、鱼池、游廊、凉亭错落有致，清静幽雅。家眷在园中游玩赏景，闲坐品茗，女仆随侍左右，怡然自得。

图九：伍家花园，油画，约绘于19世纪，现藏广州博物馆。

迄今可见保存下来的描绘行商花园的外销画，除了潘启官和伍秉鉴的花园，还有丽泉行的创始人潘长耀花园最常见于各式绘画中。清朝嘉庆元年（1796），潘长耀（外国人称之为“昆水官”）取得洋行执照，开设丽泉洋行，当时尚居洋行商人之末。嘉庆十四年（1809）开始跃居行商第五位。但到了嘉庆二十三年（1818），丽泉行却成为各行商中负债最重者。道光三年（1823），丽泉行已陷于艰困，潘长耀也在此年于穷困之中去世，丽泉行遂于翌年破产倒闭，只存在了28年。行商的破产也是清朝对外贸易走向衰败的缩影。

潘长耀一生热衷修建奢华庭院，其花园景象曾出现在铜版画、水彩画甚至是中国垦业银行1931年印制的英国华德路版一元券上。他于19世纪初期在广州西关一带营造了自己的园林，园址大抵在今龙津西路以西、逢源大街以北，紧靠原有的荔湾涌，占地1公顷左右。从现存外销画可见庭院的部分风貌，整个园林由较高的围墙围护，园内以较矮的围墙或镂空花墙分隔，又划分为若干部分。围墙或花墙之内是庭院，仿佛园中之园，外边则是较为开放的水庭园景。水面上有景石、珍禽，有雕饰的游艇；花园中有假山，临水的凉亭塑荷叶为盖，至为罕见。在整个庭园建筑中，两层楼房占有较大比例，楼上有敞厅、游廊或露台，往来相通，建筑装修雅致精美。丽泉行倒闭后，潘长耀花园亦没落了。与行商命运相仿，行商花园成就了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凋敝衰败也成了行商花园的历史命运。

图十：广州十三行商人潘长耀花园，铜版画，约绘于19世纪下半叶，现藏广州博物馆

清代广州城的西风东渐，迥异文化，都跃然画中。这批趣味盎然的外销画成为时代的见证，为后人探究、了解清代广州城的历史和中西交融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活生生的图像资料，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