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助贷会被杀死吗？

在消费金融行业，助贷大名鼎鼎，也麻烦不断。

助贷作为业内主流的连接资金与流量（资产）的桥梁，某种意义上，消费金融生态已经离不开它，但监管对助贷的关注从未停止。先是在2017年底的现金贷新规中明确了助贷的业务边界（不准碰核心风控），后又在2018年流传于网络的联合贷款征求意见稿中，限制助贷的地理边界（不许跨区域经营）。

看上去似乎矛盾，一边在鼓励消费升级，为消费金融发展创造宽松的条件；一边又对消费金融的发动机——助贷——设置障碍，不断削弱助贷跨机构、跨区域的连接性，让飞鸟失去了翅膀，一副要“杀死”助贷的样子。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助贷错了吗？

直白地理解，助贷就是为放贷机构的贷款业务提供支持和帮助，助贷的各方，以流量平台、贷款超市和各类风控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主，大多没有放贷牌照。

在讲究专业分工的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能够显著优化资源配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比如在制造业领域，无数家小微企业组成产业集群，各自专注生产一个部件，彼此之间相互配套、重组，构成强大的集群能力，实现高效率和高弹性的完美统一，成为中国制造不可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在金融领域，专业分工不奏效吗？自然不是。在产业链高度细分的背景下，没有一家金融机构可以大包大揽，大包大揽的金融机构也做不好金融业务。

以消费金融为例，无论是横向业务流程层面的场景嵌入、平台引流、反欺诈、征信、信用评估、资金接入、贷后管理、逾期催收，还是纵向支撑层面的系统底层、数据中台、风控中台、运营、财务、业务，都是多方协作的产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巨头与传统金融机构牵手合作，成为行业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可见，站在产业分工的视角看助贷，助贷不过是一种深化产业分工的工具。常识告诉我们，工具不会有错，错用工具才是错。比如枪可杀人，亦可救人，全看谁在用，怎么用。

不过若站在工具的视角看助贷，错用工具的现象也的确比比皆是，该禁、该罚。

比如一家城商行，在属地化经营原则下，只能做本地的业务，借助助贷，变相经营全国的业务；

比如一家现金贷平台，没有放贷资质，借助助贷引入银行资金，变相做了放贷的业务；

再比如一家大数据服务公司，没有征信牌照，却以助贷的名义做着征信的事情；

……

这些都是典型的监管套利，消除监管套利，是监管的职责所在。

针对这类行为，监管的对象并非助贷，而是错用工具的机构。无论是现金贷新规还是网传的联合贷款征求意见稿，着眼点都是对金融机构滥用助贷的纠偏，而非一刀切地禁止助贷。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工具没有错，但有些工具的应用注定会改变行业趋势，造成新旧势力的更迭和现有格局的洗牌。

就行业发展规律而言，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渠道的发掘，甚至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会创造新的需求，带来新的客群，并对现有的替代品造成致命威胁。苹果之于诺基亚、摩托罗拉，是最典型的例子，其背后，还涉及到整个产业链的调整与重塑。

助贷之于金融行业，类似的影响也在发酵，且对监管的影响最大。

助贷的工具属性，会加速金融行业的深化分工，而分工的细化与合作的深化，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模糊所有权的边界，对现有基于机构和牌照的监管体系构成致命挑战。

先思考一个问题，当你90%的业务来源于单一客户时，你究竟在为老板打工，还是在为这个客户打工，还有区别吗？正如《在平的世界中竞争》这本书中提到的一句话，“如果你购买一个工厂100%的产品，那么你在法律上是否拥有这家工厂还有任何意义吗？”

金融业也在经历一个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过程，巨头在搭建开放平台、为银行获客导流的过程中，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当开放平台为某家银行供应90%以上的客户时，银行牌照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巨头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拥有一家银行牌照，反倒不再重要。

当一家家互联网非持牌机构，以助贷的方式，成为一家家中小银行最核心的客户、风控和科技供应商时，非持牌机构不持牌却胜似持牌，基于机构和牌照的监管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监管而言，这显然是个值得警惕的新变化，某种意义上甚至可称之为“心腹大患”。本能的反应，或许应该将趋势扼杀在襁褓中，杀死助贷，以维系现有监管体系的稳定性，但这种做法值得鼓励吗？

行业形势的突然变化，如水流突然转向，有数不清的机构因为不能适应变化而消亡，于监管而言，可以以有形之手疏通河道，以空间换时间，降低影响，但难以改变水流的方向。典型的如金融科技的崛起，监管只能以监管科技应对之，而非反其道行之。

事实上，从金融史的角度看，行业在发展，监管也一直在随之进化。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案例。

案例：监管的进化

20世纪30年代，为根治银行业恶性竞争乱象，美国推出了“Q条例”，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定期存款利率也不得超过2.5%。

“Q条例”有效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对于大萧条后重建以及战后经济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1940年之后，美国CPI开始飙升，CPI与存款利率的倒挂，使得银行存款步入负利率时代。储户开始用脚投票，银行业则持续面临资金流出压力。数据显示，1946年-1960年，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中，活期存款占比从29%降至16%；1951年-1960年间，银行存款增速环比上个十年下降近50个百分点。

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下，1961年，花旗银行推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实现了定期存款的活期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活期资金的计息问题，变相绕开了Q条例，引发同行纷纷效仿。

顺应市场变化趋势，监管机构不得不放松存款账户管制。1970年，监管当局正式取消对10万美元以上大额存单的利率限制，1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存款依旧实施利率上限管制，结果又导致对小额存款人的利率歧视。

存款不到10万元，就不能享受高利率吗？这个时候，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创建了一只基金，以100美元为单位卖给投资者，专门投资于大额定期存单，变相消解了对小额存款人的利率歧视，受到市场追捧，史上第一支货币市场基金就这么诞生了。

渐进的创新容易得到监管的认可，但当金融机构高歌猛进地直接冲击监管规则时，矛盾就出现了。1970年，马塞诸塞州一家互助银行创设了一种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 account），本质上属于一种可计息的活期账户，直接挑战Q条例关于不准对活期存款账户付息的规定。监管机构出手制止，银行则选择对簿公堂，1976年，法院判定监管机构败诉，其他商业银行纷纷效仿；1980年，《放松存款机构管制和火币控制法令》生效，NOW account被监管机构正式认可。

之后，美国存款账户管制放松开始加速，1986年，美联储取消了对非活期账户的利率上限管制；2011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出台，取消了不得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限制，彻底废除了Q条例。

以上，是美国银行业与Q条例的斗争过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美国银行业依靠产品创新，逐步消减了Q条例的约束，成为推动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

最大的启发就是，没有什么是恒古不变的。监管制度并非不可挑战，制度的兴废取决于趋势的变化，还是那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助贷会被杀死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CDO、CDS等复杂衍生品被视作罪魁祸首，反对金融创新成为国际和国内金融界主流的声音，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却在公开场合提到，“今后还是要鼓励金融产品创新，但同时要考虑这种创新是否能为实体经济服务，为资源配置、价格发现、风险管理提供服务”。

以助贷为标志，金融产业链在不断深化，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说是一脚踏入了监管空白地带，也可以说会给现有监管体系带来难以应对的挑战。但从监管与金融机构漫长的博弈史中不难发现，只要创新有助于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金融基础功能的实现，监管终究会向创新“妥协”。

助贷是消费金融产业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现，能有效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属于金融行业发展中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对监管机构而言，要禁止助贷很容易，但要扭转这种趋势很难。趋势之所以是趋势，就在于趋势向来不可逆转，禁了一个助贷，必然有更多的“助贷”变种冒出来。

所以，中短期来看，正确的做法或许是，把助贷视作中性的工具，不禁用工具但禁止错用工具。长期来看，趋势消解的是牌照监管的有效性，顺应趋势的前提，是尽快从牌照监管的框架中解脱出来。

回到开头的问题，助贷会被杀死吗？我希望不会。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薛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