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制优化与税负合理成为助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推进剂
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特征是创新发展。1994 年之后,我们全面探索的优化税制结构找到了一个基本目标和检验标准——那就是新的税制能否有利于创新。当然,筹集收入的基本功能不能忽视。具体来看,税制改革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推进剂,有三个准备工作: 第一,正确理解税制改革对创新转型的积极作用。创新转型是国家战略。税制改革是所有推动力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减税有利于推动创新转型。但要凸显税制改革的作用,必须在其他外部条件大致一样的情况下才会有效。第二,准确核算政府收入规模并重视税收负担人的变化。政府收入体系不应该是一个制度严苛、执法弹性的模式。随着税制的执行能力增强,制定合理的政府收入规模有利于兼顾税收的三大功能。税收负担人的转变是信息化征管条件下的产物。税务机关逐步具备弄清楚谁承担了税负的能力,调整税制的针对性也会更强。第三,重视税制改革的总体效果,不过分偏重于某一些具体问题。税制改革的全局均衡效应往往大于局部均衡。善于向各方说明和解释税制改革能做和不能做的内容。注重研究并有效减少税制变动的负外部性。
(二)税制改革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影响
税制改革的影响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愈加深入(张斌,2018)。很多公共领域的问题将与税制改革紧密关联起来。税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执行方案或许要经受更多考验。应对挑战,有一些基本的做法:第一,将明确税制改革的具体影响机制及最终结果作为新的工作重点。税制改革要发挥更大作用,不应只关注制度调整。如能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变革,展示出自己可靠的影响方式和确定的影响结果,将十分有助于税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升。第二,税收政策调控功能会逐步加强,税制改革的福利效应将被更多提及。税收政策调控功能在此次美国减税中充分显现,其对经济现实和预期的影响不输给任何政策。中美两国的发展阶段虽有不同,但税制改革的影响大致无异。各项税制改革影响不容低估,比如,我们面向自然人的税制建设逐步加快,个人福利随税制调整的变化将从间接到直接。第三,一些看起来属于税收的问题可能根源不在税制,解决办法要拓宽思路。热议中的房地产税兼顾了太多目标。实现地方增收、平抑房价、稳定住房和土地市场等功能都不太可能短期实现,但冲击显而易见。类似的,指向收入分配调节的个人所得税综合制改革也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果。怎样走好这两步棋,扎实研究的过程或许比争执更紧要。
(三)全球化及后工业化时代的现代税收制度设计加速
全球化不仅令地球变平了,也使得税制的差异化减小。后工业化时代的消费与投资变化正在发生,税收进入的角度需要重新思考(何代欣,2018)。考虑上述变化,我们总结了一些具有研究性的论断,供未来改革选用:第一,减税大趋势很可能刚刚开始,支出领域的改革不能忽视。全球税收竞争正在加快。不少国家和地区对本国(地区)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都比较迫切,体现在支持创新活动和争夺先进产能。财政收入减少之后,政府支出的覆盖能力减弱将是一个难题。第二,逃避税活动呈现出新形态,国际间税收合作步入常态化。除了生产和收入信息,金融机构掌管的资本账户信息可能成为税收征管的关注重点。一些避税天堂和重点金融机构如何与国际社会合作,亟待各方积极参与。第三,回归对收入和财产征税。全球价值链下的流转税面临空前压力。不同产业形态的税负差异导致投资偏向于低税负的行业。流转税为大多数国家筹集收入提供了便利,但恶化了产业构成和收入分配。当实体生产更多流向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负担也会相应加重。南北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回归到收入与财产税能够在经济层面消除一部分不平等,进而缓解一些系统性矛盾。
本文来源:国际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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