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荒野保护，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图文：刁鲲鹏

10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坐在电脑前看着海豚湾里血红粘稠的海水后背拔凉，立下此生要做自然守护者的人生目标。7年前的夏天，我结束了玉泉路的学习，拖着一整箱子奇怪的物件从北京只身前往秦岭深处的佛坪保护区开展野外研究，雄心勃勃的希望通过科学研究为动物保护和社会进步寻找出路。5年前的秋天，我摘下中科院的光环，前往遥远的川北大山，在保护区深处当了一名基层保护站站长，想看看真实的荒野和荒野保护应该做成啥样。这一干，就是5年。

这个电影是刺激很多人走上自然保护之路的源头

1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十年前举国上下都在庆祝建国60周年，十年前奥巴马来到中国，十年前三鹿奶粉宣告破产。

我用了10年的时间来窥探自然保护的大门，也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想通怎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自然。10年来，我走过了很多荒野，也见过了很多以守护荒野为职业的人。10年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自然保护区工作。毫无疑问，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工作的主力军。经历了60多年的建设，我们已经建设了2700多个保护区，这些自然保护区保护的是我国现存最美丽、保存状况最好的荒野。好的地方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就来单说一说这些年我所看到的保护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保护区从业人员老龄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一、保护区缺年轻人。

就如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一样，对保护区工作这个行业来说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我曾见过一张保护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拍的照片，里面的几个小伙子是当时野外工作的骨干力量，眨眼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老伙子，然而令人惊诧的是，这群老伙子现在依旧是野外工作的骨干。为什么呢？因为基层保护站缺人，缺年轻人，缺喜欢野外工作又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

保护区缺的是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愿意在一线开展工作的年轻人

当站长的这几年，除了深耕白熊坪保护站，我也努力争取在不同保护区内开展工作和走访的机会，几十个保护区走下来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几乎所有保护区都在抱怨“缺人”、“缺年轻人”。为什么呢？思来想去最后总结出几个原因：条件艰苦、社交面狭窄、上升空间有限、所做工作价值实现感低。

一线保护区很难留住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了解年轻人的真实需求

大部分保护区为了留住年轻人才费尽心思，然而在现行体制下，保护区能采取的解决办法无非是给年轻人加薪和升职。但是就像一个保护区局长说的“给再多钱也没用，给升官也没用，就是把局长让给他当也没用。外面的花花世界多好，现在的年轻人啊，吃不了这份苦咯”然而事实如此么？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是我见过的最能“吃苦”的人群了，川藏线上那一个个重重行囊下的稚嫩脸孔，健身房里那嗷嗷喊着的半大小子，自习室里那一遍又一遍猛啃2万词汇的女孩，很难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吃苦了。问题真的就出在面对当前的工作，愿不愿意为之吃苦。

如果感觉到所做的工作足够有意义，新时代的年轻人将不会惧怕任何困难前往深山

此外，现在的年轻人，对价值感的需求远高于对职位和薪酬的期待。即便是有的年轻人可以为了职位和薪酬留下来，在工作了几年之后，顺理成章的升职加薪，但终究还是要离开基层保护站，成为坐在办公室里的一名“机关人员”。因为“干得好”而再次与荒野剥离，想想也是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与薪资和职位相比，现在的年轻人考虑更多的是价值感和上升空间

问题二、科研与保护工作者知识不对称

知识不对称是当今的自然保护中非常突出而又常被忽视的问题。虽说当年由秉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陈焕镛等老一辈科学家提出九十二号提案建立第一个保护区的时候是要“保护天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但是在发展了六十多年并且已经发展到2700多个保护区规模后的今天，几乎所有在保护区内开展的科学研究都已经在标榜自己致力于“物种保护”、“生态保护”的初衷。在保护区里，“保护”——成了科研工作的第一价值。保护区为科学界贡献了大量的数据，为科学家贡献了n多评职称和晋升的机会，但是，研究成果真正反哺了保护工作的能有多少？这恐怕是需要保护区还有科学家一起来好好反思的事情。一些学术界早已是共识的知识甚至是一些在工业、商业领域已经淘汰的技术在保护区管理领域却还是新鲜事

一些工业领域应用比较成熟的技术对保护区来说还是新鲜事，图为保护站的年轻人制作实时图传设备

保护区不应该只是一个实验场，保护区员工也不应该只是个挣补助的苦劳力。在保护区开展科学研究，不应该是一个偏利的行为，而是应该互利互惠，既能满足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和论文指标，又能真正的帮助和提高保护区工作的业务能力。

保护区管理者和科学家都应该反思科研活动对提升保护工作的成效如何

问题三、保护区管理中必要的调查研究没人做

2018年下半年，非洲猪瘟开始在我国肆虐，一旦非洲猪瘟病毒在野猪种群中广泛传播，将对该疫情的控制造成巨大的困难，于是各保护区纷纷开始制定野猪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管理办法。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的保护区根本没法说出本保护区内有多少野猪。为什么呢？为什么做野生动物保护的单位竟然说不出自己地盘上有多少只野生动物？问题很简单：外部专家不屑于做——因为发不了大文章；本单位员工做不了——因为不懂必要的调查方法。这就造成这类在保护区管理中非常有必要的调查研究没人做，保护区工作没有一个科学的、有时效性的、准确的数据来支持。好多地方的指导性数据往往陈旧过时，根本无法指导现有的保护工作。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暴露出很多基础研究的数据短板，外部专家不愿做，本地员工做不了

问题四、保护区公众教育宣传效果欠佳

保护区的另外一个职能是对公众的科普教育。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保护区开始投较多的精力在宣传上。与前几年的流水账式的罗列本单位工作内容不同，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看到很多保护区开始做关于介绍本保护区内物种、环境、生态类型的科普教育。但是，对坐拥物种宝库的保护区来说，大部分保护区的科普宣传、公众教育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普通公众不仅能够在参与保护区工作过程中受到教育，还可以为保护区的科研巡护工作收集数据

随着自然教育行业的兴起，保护区也开始开展相应的活动，但是单纯的感受自然和在自然中嬉戏玩耍并不能很好的体现保护区的价值。保护区天生具备开展深层次自然教育的条件和优势，还有一个宝库尚待挖掘——那就是科研工作的转化解读。大部分保护区都开展过系统的科学研究，然而一些在本保护区内开展的研究除了专业人员能看懂外，少有人能够读到或者读懂。这部分科研工作的研究过程和成果非常有必要进行科普解读，这将会为大众深度了解保护区工作，了解最美丽的荒野提供非常好的帮助。

保护区的自然教育，重点应该放在科研、巡护工作的解读和展示

十年的经历，我们也在反复思索最适合自己的荒野保护之路。

荒野十年，相信我们不会满足于看到美丽的风景和止步于阔论高谈。既然选择了将守护荒野和大自然作为人生职业，那就要以最高效尤其是最能说服自己的方式去努力。上述沉疴四则，足以需要我们为之奋斗下个十年。

感谢过去的十年里为我的自然保护之路提供支持的人和机构，感谢临沂大学、感谢中科院、感谢北大，感谢那些接纳我们开展过工作的大大小小几十个保护区，感谢默默支持我们的神秘Doner卢映华女士。尤其感谢我为之工作了5年并且将我们白熊坪团队整体孵化出来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我们将以一种新的方式投入到荒野保护尤其是自然保护区的工作当中，专心复制推广我们这些年在荒野、尤其是在白熊坪保护站积累的经验。我们将在保护区一线人才培养输送、应用型研究与巡护监测优化、自然教育等领域开展一系列的创新工作。大家拭目以待。

也希望新的一年能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我们，相信我们，在我们的帮助下，你的这段经历值得用一辈子去回忆。

走！

让我们一起去荒野！

去保护区！

去实现浪漫青春的不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