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趋势性转折 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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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如何控制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问题,但如今,这种担忧开始发生了逆转。进入2019年,有两份关于人口的重磅报告,引发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报告提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这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1月3日发布的最新《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提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42亿的峰值,并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恒大研究院也在1月2日发布一份《中国生育报告》,提出中国人口将在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此外,该报告称,2018 年中国出生人口或降至1500 万以下,比2017年的1723万有明显减少。预计2030 年出生人口将降至 1100 多万,较 2017 年减少 1/3。育龄妇女规模也已见顶下滑,2030 年 20-35 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 年减少 31%。报告还称,中国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0 年达到峰值,20-50 岁主力购房人群在 2013 年见顶。两份相关报告提出的人口趋势变化引发关注。社科院绿皮书提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何时到来?

  张媛:人口负增长这个趋势已经势不可当了,虽然报告指出的时间有所不同,但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是否同意这个判断?

  赵忠:我基本上同意这两份研究报告的判断,我们2016年做了一个预测,2017年发表了,基本总的趋势是一样的。最早2025年,最晚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数量会出现下降趋势。

  

  苏剑:我们也做了一个报告,我们判断中国2018年人口其实已经到拐点了,2019年中国人口开始减少。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第一年,2017年人口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估计比2017年会减少出生250万,如果2019年接着减少的话,两三年减少下来,中国的人口拐点最晚在2019年就到了,就快到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平衡的这个点上了。

  

   人口数量变化对宏观经济有哪些影响?

  张媛:人口总量到顶对于国家与社会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

  赵忠:首先,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大国,人口必须保持适度的规模,这不管对国家的安全,还是社会经济发展都十分重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和资本一样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话,会对经济的发展,以后的养老,以后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很多影响。

  张媛:虽然总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具体指标中,比如说劳动力人口数量,新增人口数量,学者会关心什么?

  苏剑:最关心两个指标,一个是劳动力总量,一个是人口总量。人口总量决定了需求,人越多,需求量越大,包括对普通消费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房子、汽车等产品的需求,甚至包括对能源的需求。决定需求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口总量。劳动力总量决定了供给,人口总量决定了需求,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对任何一个经济的需求和供给的决定都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还有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它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是一个老龄化严重的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就像一头大象一样,大象的腿变得越来越细,但是身子基本上没有动,如果出生人口继续减少,腿就撑不起大象了。

  赵忠:除了总量和新增人口外,人口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做了一项研究,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长很快,即使在二胎政策最乐观的情况下,也会势不可当地达到老龄化,甚至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的地步。

  

  表格中的0.3、0.5、0.7代表二孩政策实施以后,30%、50%、70%的家庭愿意生二孩。但是,实际上0.7不可能达到的,不可能有70%的家庭会受这个政策的影响生二孩。0.3到0.5之间是一个学界比较公认的区间。中国老龄化加深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5%增到10%,意大利花了100年,日本花了35年,中国花了30年,是最快的。

   人口数量哪些重要变化值得关注?

  苏剑:应该关注三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12年,劳动力见顶,开始减少。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人口拐点到来,从需求上开始抑制经济。第三个时间节点,如果退休年龄依然不能快速调整,按60岁算退休年龄的话,2022年将是一个时间节点。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每年劳动力人口会减少1000万,而且会持续十几年。1962年中国出现了生育高峰,如果60岁退休的话,2022年中国进入退休高峰。这一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如果按20岁算的话是2002年出生的,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20多年,出生人口比较少。所以两个一减,基本上就是1000万左右。2012年、2018年、2022年,是我们认定的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非常重要的三个时间节点。

  赵忠:2018年二孩政策所释放出来的人口效应已经结束了,这个政策是短期的,它不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所以提升出生意愿需要新的政策措施出台。

  

  张媛:当人口总量见顶之后,人会变得越来越珍贵,人的流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会向哪里聚集?

  苏剑:按照城镇化的规律,中国以后大概会形成几个一线城市,再加上几十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人口就向这些大都市聚集。这一方面有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市场集中。不仅是集中要素,同时也集中了市场,因为市场不集中的话,很多小企业是活不下去的。另外,人口还会向沿海的都市聚集,因为考虑到运输成本和水资源的分配。

  赵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西部向沿海流动,所以归根到底中国的人口流动是以经济为目的的。那就意味着在参与人口流动的主要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这对社会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各个省份之间存在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吸引了年轻的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会下降,但是农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更加严重。这种跨区域的流动事实上对整个社会政策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比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以前是省统筹,但如果要解决各个省份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就必须实行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新人口红利”从何处来?

  张媛:当人口总量已经见顶的时候,如何理解“新人口红利”这一概念?

  赵忠:如何使人口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一个是质量上要下工夫,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体制的改革,欠缺的要补上,例如我国以前职业教育方面相对欠缺。另一方面,过去我国是世界工厂,很大一部分工人来自于农村,由于受户籍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可能在城里没有长期的规划,雇主也会觉得工人不会在工厂长期待下去,所以在职培训工人、雇主双方都意愿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产业的升级。所以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要在劳动力质量方面做文章。

  其次很重要的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可以使工人和雇主有长期预期,使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留下来,技能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可以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去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大概是2.4到2.5亿,大量农民工由于各种制度障碍,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到城市打工的时间都不长。通过制度改革,可以把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另外很重要的是老年人口。从世界范围看,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几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要改变现在退休年龄一刀切的政策。并不是说强制人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而是说作为老年人口,他要有可以工作的自由和选择。

   人口变化对房地产带来哪些长期影响?

  张媛:现在人口总量下滑已经成为共识了,这对国民经济社会有何挑战?

  苏剑:我2013年写过一篇文章,当时的观点是房价中长期看受人口影响,短期内还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当时我判断是2018年人口到顶,然后就开始减少。所以当时我判断2018年就是中国房价的拐点,

  总体来说,房价决定于三类因素。一类是总人口,一类是经济增速,人均收入决定购买力,另外是政策,各项政策其实决定的是短期波动,中长期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口和潜在增长率。

   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

  张媛:在未来当人口总量减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同时技术快速更迭的时候,生产模式将如何变化?

  苏剑: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会导致就业人数下降,因为它会替代一部分劳动力,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技术以后将会导致中国出现几个亿的失业,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技术进步是增加就业的,不是降低就业的。比如说互联网、计算机、手机等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惊呼以后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但是这实际上催生了一个大行业,雇佣了很多劳动力。

  所以回顾最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业人数跟技术进步是同步进行的,但是这会导致部分工人必须重新安置。工人以前的工作技能可能不需要了,需要重新培训再就业。所以随着技术进步,中国以后的劳动力短缺将越来越严重。

  赵忠:以机器人为例,我国制造业中,每万名员工拥有的机器人数量上升很快,2009年才11台,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台。到了2017年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85台,达到了97台。所以技术进步确实在改变生产方式。

  

  第二,我国的机器人数量事实上和世界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2017年有97台,韩国最高,有710台。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挑战。

  

  张媛:虽然技术到来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是从产业和决策者来说,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哪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苏剑:与老龄化相伴而来的是独子化,各个家庭的孩子只有一个。军事方面,现在部队是独子构成的部队。社会方面,大家对独苗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独苗的教育投入很大。政治方面,老龄化结果就是老年人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社会治理方面就会出现相关管理的挑战。以后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生育率只有1.2,靠目前的养老体系是包不住的,这就是持续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赵忠:所谓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事实上替代的是一些可以编程的工作,大量非程序性的工作,创造性的工作,是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相补充的。这种工作以后会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我国的数据来看,从1990年到2015年,这方面的工作创造是一个基本上停滞的状态,反而还略有减少,而且比例也不高。再比较美国的同时期,美国针对性的工作现在已经达到了40.5%,而且是上涨的趋势,1989年到2014年增长了6.2%。所以整个要怎么样把技术、人工智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它不是自然而然而发生的,要有相应的政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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