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不断施压，中国远洋渔业补贴2019年或面临抉择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18年底发布的一项声明显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之间关于取消渔业补贴的谈判已得到加强。世贸组织成员国面临的任务是在2019年底前达成协议，届时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2020年部长级会议上宣布该协议。

中国是世界上渔业产量最大的国家，协议中很多关键性的条款大多指向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表现出谈判的意愿，甚至做出让步，将国际渔船数量限制在2016年的水平，并在2015年的水平上减少40%的拖网渔船燃油补贴。

但中国当前削减拖网渔船补贴的政策只适用于那些在中国水域内捕鱼的渔船，而不适用于在国际海外捕捞作业的渔船。总的来说中国与《京都议定书》的妥协同继续为远洋捕鱼量建设大型加工和配送中心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7年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在阿根廷参加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时，对中国远洋渔业问题上进行了两面论证。首先就渔业补贴的让步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谈判同时也支持中国的远洋捕鱼所做的努力。在阿根廷参会期间，他通过参观上海渔业集团(Shanghai Fisheries Group)、大连华丰(Dalian Hua Feng)以及渔业和海鲜分销集团浙江大阳世家(Zhejiang Da Yang Shi Jia, Ocean Family)旗下的船舶，展示了对该行业的支持，这些船只中包括红虾及鱿鱼钓船。

同时屈部长还参观了来自福州的船只。福州是中国计划建设大型加工中心的城市之一，用于加工和分销中国远洋船队的渔获物。2018年底福州有13家渔业公司的432艘渔船在国际水域捕鱼。

中国在全球渔业管理方面的许多专业知识来自海洋大学。上月，该大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主题是海鲜价值链的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该研讨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017年，以海水为基础的海产品总产量中，远洋捕获量仅占6.28%，同比增长4.97%。

这一数据与《中国科学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s)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有关。文章指出，2016年加工企业数量为9694家，这一数字在十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但考虑到产能利用率低至30%，其中许多企业很可能实际上是僵尸企业，因为地方政府担心失业或坏帐冲销而继续运营。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现，世界上90%的渔业资源要么被充分开发，要么被过度开发。因此中国政府目标始终是希望确保全球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

尽管如此，地方经济的增长、民众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人推动地方性继续建设大型工业园区，包括加工厂和造船厂，因此地方政府对远洋渔业产业扩张的趋之若鹜，造就了目前良莠不齐的庞大船队，极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对这一涉及国家海外形象的行业监管难度，导致中国渔船在海外违反在地法律法规案件增多。

因此，中国远洋渔业急需国家层面的政策“刹车”来为其降速，防止其成为中国国际形象的减分项。如何将中央政府最新的发展目标和思路及时贯彻到地方政府的实践中，将是决定能否实现新规划所设定目标的关键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切实完善现有的远洋渔业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将违法渔船同时纳入“黑名单”，设置公开平台将“黑名单”的发布制度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监管惩罚措施，才能有效地为过热发展的远洋渔业“降温”。

在意识到了“企业对政府”直接合作模式带来的种种问题后，中国政府做出了调整，去年11月与塞拉利昂政府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间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月还修订了与毛里塔尼亚早在1991年签署的渔业协定。这标志着几十年来中国在非洲以企业打头阵的渔业开发将重返政府间合作的轨道上来。

虚实之间的“补贴”让步

为过热的远洋渔业“降温”仅靠加强监管和事后处罚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源头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远洋捕捞成本极高，渔船日常的航行捕捞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燃油，高昂的燃料费用使得一些渔业企业入不敷出。这些本会在市场中被淘汰的企业却依赖政府的巨额油价补贴以及税费优惠存活下来。这导致了捕捞产能的过剩，还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更不用说在海外非法捕捞的渔船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继续这样的补贴得不偿失。因此如果削减，其主要目标可能是产能效率低的企业。

此前WTO成员国在阿根廷就渔业补贴的议题展开讨论，然而会议并未能就限制补贴达成一致。中国在会上提出了停止向涉及非法捕捞的渔船发放补贴的方案，作为其远洋渔业“黑名单”制度的一项配套措施，展现出中国政府在打击非法捕捞活动上的决心。但这仍然属于事后处罚的范畴，必须从源头上对远洋渔业补贴政策进行改革。

考虑到目前中国庞大的远洋捕捞船队，改革的确需要谨慎。然而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在捕捞产能同样严重过剩的国内近海捕捞渔业上开展了补贴改革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总体来说2019年来自外部压力不小，随着世贸组织继续就取消渔业补贴进行谈判，中国远洋渔业限制条件或更加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