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的冒险｜经济学需要思想史吗？

一、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经济学还需要思想史吗？
我的回答是：不需要。
没错，这是我在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工作十年后给出的答案。
经济思想史有意义吗？当然有。通行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开篇一般都会强调本学科的价值。
“为什么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首先，这样的研究可以增强一个人对当代经济思想的理解……其次，几十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大量分析和证明能够对不可靠的泛泛而论进行更准确的检验……最后，最重要的是，研究经济思想史可以观察和理解我们的过去，正在变化的思想和问题，以及发展的方向。”（布鲁、格兰特，《经济思想史》）
“要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往和现在重要的经济学家几乎都非常熟悉他们学科的理论历史……经济理论的历史也教会我们谦卑。当我们看到具有聪明才智的人犯一些重要的理论错误，或者未能观察、追踪事后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路径时，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自身的理论范式在我们很难认识到的方面有可能是不完善的……研究旧观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培育新观点。对过去经济理论的研究，经常是新观点的灵感之源……”（兰德雷斯、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
如果觉得教科书的文字像是在照本宣科，那么不妨再看看大经济学家的说法。比如提出过经典经济学定义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Lionel Robbins），就曾对学生说：
“当代的制度和当代的思想充满过去的传统，知道各种思想是如何发源的，它们的兴衰情况如何……它们是如何转变的，它们在日常会话中的含义——即使你们不成为专家，这些是必须面对的课题。我想，那些有志于以这种或他种方式称自己为经济学家的人应当同它们有一个点头之交。实际上，我要说，除非你们有某些这样的知识，你们实际缺乏理解这个广泛课题的维度。”（《经济思想史：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录》）
还有留下厚厚三卷本《经济分析史》手稿的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更是为经济思想研究的伟大意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看来，思想史至少具有三大价值：教学上的裨益、获得新观念和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
“那些企图仅仅根据最近的论著就来进行理论研究的教授或学生，不久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当前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和方法作出的（尝试性的）反应。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经济分析史》）
“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
“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是它能把人类思维的方法告诉我们很多……人类行动的任何领域都能显示人类的心智活动，但是没有哪个领域像经济学领域这样逼近实际的思想方法；因为在其他领域中人们不会这样不厌其烦地报告他们思想活动的过程。”
我想不必再掉书袋子了，无论是经济研究工作者还是普通读者，读到上述论断之后的第一感觉肯定是对经济思想史心驰神往：思想史不是很有价值、很重要的研究吗？那么我又为何开篇就声称当代经济学无需思想史呢？
因为话语说得再动听，也挡不住事实的残酷：当下国内外经济学界，几乎无人专职于经济思想史研究，除了那些“功成名就”者；极少有学生愿意选择经济思想史专业，而该专业毕业的学生也很难在高校内找到好的教职；很多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已经无法开出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
所以，熊彼特的这段雄文，最佳归宿就是刻在墓碑上作为墓志铭。这块墓碑下埋葬的，就是经济思想史。
思想史在教学上有裨益吗？对于当下以能否解复杂数学题为考核标准、以计算机编程为前沿高端、以商务经验为实用知识的经济学教学来说，讲历史通常会被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学生认为是在灌水。因为他们原本期望的，是这门课能够教会他们在制造paper（论文）的时候如何写好文献综述，以显示出自己对某研究领域的“博学”。
思想史能让经济学研究者获得新观念吗？拜托，对于经济学而言，十年前的论文就应该扔进故纸堆里去了，更何况百年前那些完全没有数学、没有数据、不知所云的“历史文献”；对于那些现在风头正劲的经济学明星教授来说，如果他们真的了解这门学科的理论历史，就不会说出“凯恩斯在《通论》中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或者是“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相互矛盾”这种荒唐话；在当前经济研究中经典文献的唯一价值，就是拉虎皮作大旗，让那些匿名审稿人知道，自个的“原创性观点”有很牛逼的理论靠山。
经济理论目前正确的研究姿势应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标题不耸动没人看，且要始终唯自然科学之马首是瞻。但凡自然科学界有了任何风吹草动，管他是不是确定的结论，只要稍稍能和经济问题挂上钩，第一时间就会被“援引”来应用于经济学论文中。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希望通过宣传“测不准原理”（十年前还是“熵”）、大脑核磁共振成像、基因编辑、默克尔树算法等等自己也没搞明白的术语来掀起一场能够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革命”。
思想史研究能让研究者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吗？或许可以，但是了解人的思维真的很重要吗？在这个全社会热衷于AI技术、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的时代，从三岁娃娃就开始学编程的时代，网红历史学家预言人类未来被机器统治的时代，让经济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如何思考而不是“机器”如何思考？简直是笑话。那样的话，论文怎么发，职称怎么升，饭碗怎么保？这些无关宏旨的琐事还是交给不会赚钱的人文科学学者去打理比较好。
所以，当经济学研究已经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就跟太上皇差不多：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思想史研究很重要，但是对于他们的论文工厂生产流水线事业来说没有半点用处。这样一门只能供起来瞻仰的学科，不要也罢。
如果让我来说叙述经济思想史，我就不会讲这门学科的意义。我会从十个问题开始讲起。
二、十问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均衡？
“均衡”（equilibrium）是经济学文献中使用颇为频繁的一个词汇，可是当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个出自自然科学的词汇的时候，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何种含义，恐怕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详加考虑过。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局部均衡是不是均衡？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一般均衡是不是均衡？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是不是均衡？
通常经济学家会说均衡表示某种最优状态，或者说资源达到了最优配置，那么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呢？囚徒困境显然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不是最优状态，那么它是不是均衡呢？还是说，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纳什均衡，尽管都用了“均衡”这个词汇，但各自表达的意思不同？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市场？
“市场”也是经济学文献中的常用语，但经济学家真的了解这个词汇的含义吗？在标准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市场类型”，但有关“市场”概念的界定，通常只有寥寥数语而已。似乎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简直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概念：市场不就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吗？
如果“市场”作为一个日常用语，“交易场所”这样的解释没有问题。可是经济学家的文本中偏偏从简单的商品交易现象直接跃升到了“市场经济”这样的表述，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有商品交易就等同于市场经济吗？对于很多从事所谓量化历史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好像确实如此，否则如何估算数百年乃至数千年这类长时段的市场规模、贸易总量和GDP（国内生产总值）？但这显然有悖于常识，就像历史学家所言：人类从事交易的历史有上万年，市场经济却只是16世纪以后的产物。从史前社会的商品交易到现代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演变，在这期间经济结构整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经济学家无视了，因为从数据指标上看不出什么质的差异，只有量的不同而已。
此外，即便承认市场就是商品交易的场所，那么最近几年来坊间一直吵得火热的市场与政府之争又如何解释？政府，无论如何定义，其最基本的性质是一个组织单位，那么“组织”和“场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对象怎么能争得起来？当经济学家力主市场经济时，市场似乎又不是一个“场所”那么简单的东西了。所以有些学者会再添上一笔：市场是通过价格信号协调资源配置的机制。然而，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所谓“价格信号”不过就是一个信息问题，在当下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大环境下，政府也可以依据大数据而不是价格来解决信息问题，就像某位互联网大咖扬言：在未来经济计划是可期的。此时经济学家又如何来为市场辩护？除了交易、资源配置以及不怎么给力地解决信息问题外，市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效用？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通常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区分二者的关键，是价值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当代经济学则转为主观价值论。由于“价值”二字在社会科学中引申出太多的含义，现在主流经济学文本中甚至很少使用这个词，而以“效用”替代之。价值理论的转换自然有其原因，在此不作详述，关键是效用理论自身的解释。
效用概念不是太大的问题，早期学者采用的是一种生理学解释，指的是人对外界刺激所作的反应；发展到后来通常指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满足程度，即某特定的事或物，给人们带来的主观感受。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主观感受”上，如何将这种可感知却无法证实的效用以符合当代经济学标准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一个难题。
早期学者接受的是由功利主义泰斗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方案，即将个人从每件事或物上获得的主观感受赋值，得到一个可度量的效用值，这就是“基数效用论”（Cardinal Utility）。基数效用论的优点和它的缺点一样突出，好处是方便计算，坏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后由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了另一种方案：现实中我们不会对事或物赋值，但是当需要进行选择的事和物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进行排序，这种先后次序间接地表达出我们对于不同的事和物所作的效用评价，这就是“序数效用论”（Ordinal Utility）。序数效用论的现实解释力更强，但也有缺点，一旦遇到人际间效用比较，或者说估算社会福利这类需要个人效用加总的问题，序数效用很难做到。
之后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有学者开始提出以“偏好”（preference）概念来表达“效用”。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等人提出用数学公理化的形式来处理偏好，最终由德布鲁（Gérard Debreu）应用布尔巴基集合论（the Bourbaki group），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公理化表述的偏好理论。从逻辑形式上而言，偏好理论具有前两种效用论不具备的优势，但这也是它的劣势，因为该理论所依赖的数学公理本身不需要以现实为基础，而经济理论应用却需要以现实为基础，偏好理论由于其数学公理化假设不符合现实情形而备受质疑。
所以，目前经济学中三种效用理论并存，但经济学家普遍对三者都不满意。那么，我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甚微，甚至还有些退步。例如最近二十多年来比较热门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理论，想要改造传统效用论，但其中大量的文献却将“效用”和“偏好”混为一谈。
第四个问题：什么是竞争？什么又是垄断？
“竞争”是市场的伴生词，通常经济学家提及市场，便会解释市场竞争的好处，以及它的对立面，垄断所带来的效率损失。然而，经济学家指的“竞争”又是什么呢？翻开任何一本主流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谈及市场的局部均衡模型无外乎就是一条需求曲线、一条供给曲线，两条线相交确定最优的价格和产量，哪里有“竞争”的影子呢？
有些思考得稍微深入些的经济学家会解释说：“竞争”是消费者与消费者竞争、生产者与生产者竞争，不是消费者（需求）与生产者（供给）竞争。这话说得没错，可是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还是厂商之间的竞争，对于双方来说，都会引致额外的成本，这是否意味着竞争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引致效率损失？就像现实中消费者面对琳琅满目功能相似、外观相近的安卓手机挑花了眼，与其付出额外的选择成本和试错成本，还不如选一家独占的苹果手机来得安心。这是否说明，在现实世界中竞争不是一件好事？还是说，那些通过数理模型和图形证明的竞争效率，不过是经济学家的纸上谈兵？
另一方面，垄断又是指什么呢？一个较为常见的答案，垄断就是独占，一个市场为一家企业所独占。但是如果说独占权就是垄断的话，法律中常见的各种独占权——比如专利，是不是垄断？经济学家通常说垄断是不好的，因为它相对于竞争而言是无效率的；但又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像专利这类排他性独占权利保障了创新者的利益，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两者岂不是自相矛盾？
第五个问题：什么是“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本身其实不是个问题，翻开任何一本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初级教材中的“消费者理论”这一章，消费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就是经济人假设的最好例证。可以说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只要是接受过标准的主流经济学训练，都是从经济人假设开始启蒙的，然而批判经济人假设却又是当下经济学界最“政治正确”的事情。这才是经济学界“二十年之怪现状”之一。
通常批判经济人假设的理由无外乎该假设不符合现实，可试问当前哪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完美与现实拟合的？法律人，政治人，还是差不多具有数百种定义、千奇百怪的“社会人”？即便是人文学科中研究的“人”、文学艺术作品中描述的“人”，也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依据其想表达的某些特征面所塑造出来的“人的概念”、艺术化加工的“人的形象”而已。恐怕最接近真实的人的，只能是医学研究中冷冰冰的、作为病理标本的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理论克隆现实，一句“不符合现实”这样的理由，实在过于牵强，却又是许多学者用来攻讦他人观点的口头禅。
其实在批判经济人假设之前，首先应该想清楚的问题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理背后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使用经济人假设的目的又是什么？恕我孤陋寡闻，在我所见的文献中凡是批判经济人假设的学者基本上都未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去查阅过该假设来龙去脉的相关文献；而凡是深入思考过该问题的大师级人物，都不会去批判该假设，因为在具备更好的替代性假设之前，严谨的学者所能做的只是指出在该假设之下哪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第六个问题：什么是“理性”？
“理性”概念其实是经济人假设的自然延伸，因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本质上就是哲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副产品。和批判经济人假设一样，“反理性”也是目前经济学界的一种“政治正确”，就像某位诺奖级的经济学家常说的，金融市场中人们的投机行为就是非理性的。但是我很想问问那些“反理性”的经济学家，究竟知不知道自启蒙运动以来所称的“理性”具体指的是什么？比方说最经典的例子，股市繁荣时期菜市场大妈也跟风去炒股票，结果股市崩盘，大妈一辈子的积蓄血本无归，这能否算作“非理性行为”？
在我的理解中，类似这样的案例，判断理性与否的唯一标准，是行为人在行动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即行动的目的和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非其结局的好坏。所以大妈只要不是在精神失常状态下做出的投资选择，怎么能够说她的行为是“非理性”？
以成败论英雄，这叫做“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如果真的要根据行动结果来判断理性与否，那么很遗憾，按照已有的经济学研究发现，经济学家的投资成功率并不比普通人高多少，而且往往越有名的经济学家在投资这件事情上越失败，是不是能说经济学家所做的论断都是非理性的胡说八道？
至于时下流行的借用心理学、脑科学观点来验证非理性的做法，就恕难讨论了。因为这些所谓的“科学证据”在各自学科内部都有争议：精神障碍还存在病理性和社会性之争；左右脑分工已经被证伪；脑部功能区机制到现在依然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使用这类不确定的自然科学观点来包装经济学的非理性理论，只能算作一种“伪科学”。
当然，有些经济学家会想得比较远，他们所反对的理性特指一种超常的“计算能力”，例如在做计算题、下棋等强计算事情上人脑似乎永远比不过计算机。然而导致这种狭义上的“计算理性”或者说“机器理性”的根源，在于当代经济学研究中数理建模的滥用（注意：我绝对不是反对使用数学方法）。因而不能说人的行动是非理性的，而是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建构起来的理性概念根本不是人的理性。
第七个问题：什么是“资本”？
“资本之谜”可说是困扰经济学数百年的一个经典难题了。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引擎就是资本，现代世界主导的经济模式就是资本主义。但什么是资本呢？事实是现在都发展到了《21世纪资本论》，经济学家还是没搞明白资本究竟是什么？
国内学界流行一种界定资本的方式，即将有价值的资源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本是“生产性”资料，通过投入生产过程能够获得价值增值。但问题是这个源自19世纪的分类体系其实只能适用于前现代世界。在一个简单经济模式下，比如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我们确实能够较为容易地——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区分哪些资源是“生产性”的，哪些是“非生产性的”。但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这套分类体系在复杂社会环境下是完全失效的。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这些物品或者用于购买这些物品所投入的资金究竟是不是资本？我在手机上炒股，我在手机上授课，我在手机上研发新软件，我还在手机上“吃鸡”、追剧、刷抖音，所谓“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如何区分得开来？是否依据我在每件事情上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多少来区分？那才是荒谬的。经济越发展，人们消耗在“吃鸡”这类休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就会越多，难道结论是社会越发达、投资反而越少？或者换一种判断方式，我使用手机、电脑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带来价值增值？这种方法比前者还要不靠谱。且不论其仍然是后果论式的判断，当代社会即便依靠游戏娱乐也能赚钱，而投资研发也会亏钱。按此推论，只要是不赚钱的企业，它们投入生产的资金、物品和服务，统统都不是资本？
其实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谓“资本”就是用生产函数来表达的，即投入产出过程：从要素的投入，到产品的完成，价值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一价值增值过程本身，亦即资本真正发挥作用的机制却是一个“黑盒子”。如何了解黑盒子中的秘密，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难题之一。
第八个问题：什么是“货币”？
伴随“资本之谜”而来的就是“货币之谜”。当代经济学的成就之一就是最终认识到资本和货币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实体经济与货币市场不是截然二分，而是相互影响，由此诞生了宏观经济学。但是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货币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如何发生影响，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等等问题仍然缺乏完善的解答。因为虽然人类关注货币问题已有两千多年，我们对于货币现象的认知却大大落后于货币实践。就像现在大多数国人一方面仍然坚信只有真金白银才是真正的“货币”，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却早已脱离了贵金属时代，从纸币到现在的数字货币，货币变得越来越“虚无”。有学者做过统计，当下全世界所有的金融资产加总的价值，和地球上蕴藏的全部黄金——无论是开采出来的还是未开采的——的价值作比较的话，用形象的比喻来说：如果金融资产的价值相当于太阳的大小，那么黄金的价值只不过是一个苹果核而已。
既然如此，那么就应当问：为何大多数普通人仍然相信只有贵金属才有价值；为何同样是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却又热衷于数字支付，为自己不使用现金而自豪？数字支付中的“货币”是什么？不就是一串数字符号吗？既然人们认为只有真金白银才是货币，那么是什么在支撑他们相信那些虚拟的数字符号具有“价值”呢？是那些左翼学者所批判的“不受遏制的贪欲”吗？
金融学绝对是当前经济学科中最热门的研究分支。反讽的是，近百年来金融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具体的应用领域，或者是开发金融衍生品。至于金融现象背后的理论难题，因为回报太低，反而无法引起太多的关注。因此当2007年金融危机来临时，经济学家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第九个问题：什么是“外部性”？
如果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解释，“外部性”简单来说就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不一致。该理论在英国经济学传统中源远流长，但真正使其发扬光大的是福利经济学权威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他认为存在外部性的时候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因为企业只考虑私人成本，不会去考虑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典型案例就是环境污染。这时就必须由政府出场，对造成负外部性（即社会成本）的企业征税，然后将税收用于补贴那些带来正外部性（即社会收益）的企业，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Pigovian tax）方案。
在此我们暂且不要去纠结那些专业术语，仅仅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达：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就应该存在外部性。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世界上哪家企业的生产、哪位个体的行为会不与他人发生相互影响？除非是困在孤岛上的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而且要保证他不遇到星期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现实社会中外部性无处不在。既然处处都有外部性，显然市场机制处处都是失灵的，那么是否可以推论说经济学家主张的市场有效性完全是谬论，必须让政府来占领经济制高点呢？
第十个问题：什么是“公共品”？
经济学中，“公共品”概念非常清晰简明。翻阅任何一本入门经济学教材都能够查到该定义：公共品就是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和非排他性（nonexclusive）的商品。非竞争性是指商品供给上的边际成本为零，即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使用该物品，不增加或减少额外的成本；非排他性则是针对需求面，即一个人使用该物品不能阻止其他人也使用该物品。最典型的公共品，就是像灯塔、公共治安、消防、国防、GPS导航等这类物品或服务。
公共品的定义很清楚，但是却经不起深入推敲。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纯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吗？比如说出现“拥挤”问题的时候，即一个社会人口爆炸，这时候连治安、国防都不是公共品，而是代价高昂的私人物品，只有花钱才能雇得起私人安保。所以所谓“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立，那么经济学家又为何要使用这样一种既难理解、又有局限性的解释来定义公共品呢？从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来讲，公共品（public goods）不就是“公共的物品”吗？换言之，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凡是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物品和服务，就是公共品，这样的解释又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呢？
上述十个问题，不要说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普通读者，即便在职业经济学家那里，也是常常易于混淆、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当然，经济学中这类难题远不止十个。不过，正是因为经济学存在大量这样的问题，引发不同学者、不同流派之间相互矛盾的解释，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与现实解释力的不足，所以授人以柄，让“反经济学者”乘虚而入。就像某位半吊子物理学家、完全不着调的经济学家所宣扬的：经济学理论处处存在矛盾，完全无法解释现实，应当用物理学理论来重写经济学。
“经济学革命”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对象。我之所以列出上述十问，仅仅是想说：所有这类问题，在历史上实际都有学者详加探讨过了，通过梳理以往的文献，即便找不到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也会获得更为清晰透彻的理解。
是的，经济思想史能够对那些经济学难题给出某种回应，尽管可能既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唯一的定论。这就是我想说的。
为何如此？这就牵涉到另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经济思想史究竟是什么？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