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葛小伟：“人性化”的中美关系有助于跨越分歧

【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北京是我的一个老家，”回忆起在中国的时光，葛小伟教授常常会沉浸在孩子般的快乐中。
1978年，在中美建交前夕，葛小伟跟随身为外交官的父母来到中国，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见证了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如今，那个兴奋的小学生已经成长为中美问题专家，致力于促进两国相互理解。他先后倡议发起了“中美安全对话”“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纽曼华语文学奖”等活动，为促进中美官方和民间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中国生活、求学的经历给了葛小伟不同的视角，也使他更能从中国人的角度和立场理解中国。“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一样，都是‘人’。我觉得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很容易忘记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他说。在充满现实主义论调的国际关系研究圈中，葛小伟带有人性温度的观点让他显得有些特别。
在葛小伟看来，某些国际关系理论过于狭隘地强调差异与分歧，却忽略了人性的共通之处。他认为中美应该发展更加“人性化”的关系，培养同理心、增强相互理解，这将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加深互信，战胜挑战，实现和睦合作的美好未来。
一个“美国儿童”眼中的中美建交
澎湃新闻：您曾经在一所中国小学上学，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葛小伟：我到中国的时候是1978年，1980年离开中国，当时我只有十来岁。那时我的父亲在使馆工作，实际上当时还没有美国驻华大使馆，只有一个联络处，1979年就变成大使馆了。
我当时在北京的芳草地小学上学。来中国之前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我记得，那时下课打铃的时候，学生会说“打铃了”，于是大家跑出教室，去足球场踢球。过一会，大家又会大声喊“打铃了”，又都跑进教室。第二天，当我再听到有人说“打铃了”，我便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就是这样开始学习中文的。
当年的体育课有一个扔手榴弹的项目，是那种练习用的手榴弹，我扔得最远。因为在美国经常扔棒球和垒球，所以我知道怎么扔。我曾代表芳草地小学参加北京市的一场运动会，我的比赛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排在我前面的几个学生年纪都比我大，所以我感到很骄傲。在芳草地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澎湃新闻：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您正好在北京，对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葛小伟：当时我还小，所以没有什么国际关系的概念。我去参加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举行的一场正式的升国旗仪式。升旗仪式后要放鞭炮，很多国际媒体都在现场报导。大人们可能记住的是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这位首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讲话，或者中国外交部长的讲话，而我注意到的只是鞭炮，10多岁的小孩子就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在中国生活学习的这些经历对您研究中国的学术兴趣有影响吗？
葛小伟：除了在芳草地小学上了两年学，1988年我还在北京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结束后又在北京为美国《新闻周刊》工作了两个月。1988年这8个月，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包括北大排球队还有哲学系的一些研究生。在和中国人交朋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人”。这一点，在国际关系领域，往往很容易被忽视。
因为在北京待过，交了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自然而然地对中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比方说，我认为北京是我的一个老家，我觉得我一部分是北京人，还保持了一点北京口音。
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决定继续学中文。我选择了语言类专业非常出色的明德大学（Middlebury College），做亚洲研究，包括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等。后来我在密歇根大学读硕士，期间上了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中国政治课，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很快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政治的一些学术观点有了一定的认识。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很多学者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因此导致了一些误解。我对此感到有一点“愤怒”，所以我就想，或许我也应该读博士，做更好的中国政治研究。
相较于和我同时代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由于我从小在中国待过，我在中国的经历更丰富一些。从1978年到现在，我一直有机会来中国，所以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变化，这使我能够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中国的现况，我的同事们不一定有这样的经验，他们的角度会稍微不一样。

“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每年在美国和中国轮流举办。
中美交往需要多轨并行
澎湃新闻：您倡议和发起了“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发起这个对话的初衷是什么？相比资深外交官，青年外交官对话有什么独特作用？
葛小伟：我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读书期间，经常会见到来自中国的外交官，他们会跟美方的外交官谈判。我注意到，两方坐下来谈话的时候，总是中方坐在这边，美方坐在另一边。这些谈判的过程常常有点像是在互相“教训”、批评对方。我认为这些交流有“逆向作用”，所以我便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模式。我稍微学了一些政治心理学，借鉴社会心理学，来了解怎样帮助不同群体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减少彼此的偏见和误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做一些类似的“对话”，帮助中美之间多进行一些真正的沟通，真正理解对方的立场。青年外交官是未来的领袖，现在提供多一点非正式的场合给他们交朋友，了解彼此的立场，会对他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过去交流的机会主要是在领导层面，而普通外交官之间交流的机会，尤其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外的非正式场合的交流机会，几乎没有。这个“对话”由我和吴心伯教授共同主持，一直坚持至今。
澎湃新闻：您还曾发起过“中美安全对话”，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您对中美关系有没有获得一些新的视角？
葛小伟：通过这两个“对话”，我越来越了解到，外交官所面临的工作挑战真的很大。比方说，他们在做外交工作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背后还有很多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很多限制。我希望我们能够想办法帮助外交官来开展他们的工作。
在进行“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时所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挑战是试图真正从对方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的外交官，他们都知道对方在重大事情上的正式的官方政策，但是他们真正了解政策背后的动机吗？这就不一定了。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机会真正深入交流，真正倾听对方，了解对方的感情。我认为，要真正促进中美相互理解和尊重，就需要有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的意愿。没有必要完全同意对方的意见，但是如果你愿意了解对方，就可以减少误解。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1.5轨对话和二轨对话对推动中美关系有什么作用？
葛小伟：一轨对话，也就是领导层面的交流，因为场合太正式、语言太正式，有时候太过非黑即白，可能会有一定的逆向作用；而1.5轨对话或者二轨对话则不同。以“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为例，虽然我没有做过量化统计，但十年的经历证明组织这样的活动能带来积极的影响。我和与会人员交流时，他们经常表示参会者之间私下或个别的小范围交流非常有帮助，他们通过参加活动建立起了个人友谊。这说明我们的外交官们认为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尤其在中美存在分歧和挑战的领域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对我们解决问题最有帮助。
澎湃新闻：过去10年来中美之间合作和摩擦都在增加。在您组织的这些外交官对话活动中，与会者关心的议题有哪些变化？是否也反映了中美关系变化的某些特点？
葛小伟：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外交官们讨论的话题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过去，两国外交官主要讨论的是双边或地区性问题，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全球重大安全问题都需要中美通力合作才能解决。所以，全球变暖、国际卫生等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议程册上。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惊讶地发现有些外交官在讨论非常具体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可见我们的外交官们对所有的全球问题都要了解！
但应该指出的是，10年来有些情况一直没变。比如涉及到日本的问题，中美两方仿佛在讨论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让我们对同一个国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每年在美国和中国轮流举办。
人性的共通之处能帮助中美战胜分歧
澎湃新闻：您是一位政治心理学家，您认为意识形态差异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葛小伟：我的研究强调意识形态、民族身份，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在美国，影响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态度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其核心就是特别重视个人自由。在普通美国人的认知里，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挑战个人自由的。一般的美国人恐怕对中国政府总会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恐惧，他们觉得中国崛起或许会威胁美国人的自由，所以或许会有过分的恐惧。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澎湃新闻：诚然，中美之间存在很多“误解”和“误认”。这些问题能否用“文明冲突”这样的理论来解释？
葛小伟：我觉得这样的“误解”会让两方的人民过分恐惧，有过于强烈的威胁感。这些威胁感会产生不良后果，影响我们对对方的政策，导致“安全困境”。举例来说，中国人看美国常常会有一种黑白分明的看法，例如“美国是霸道的”。美国人也经常会有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比如“我们是自由的，他们没有自由”。如果事实真的那么简单，黑白分明的话，那么人们应当恐惧。但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
对于“文明冲突”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因为各个文明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的。的确，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是全然一样，我们的教育和父母教给我们的价值观有微妙的不同，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是“人”，我们最终都有作为“人”的共同挑战和诉求。
中美两国互相妖魔化对方的现象确实存在，虽然不是主流，但凡是希望中美和平友好的人都不应该掉以轻心，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对方和我们一样，人性是共通的，我们要一起努力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增进互相理解，而不是让差异被放大从而误导我们。

塞缪尔·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理论过分强调了文化、文明之间的不同，忘记了我们的共同之处。这是“文明冲突”理论的负面作用，如果总认为对方跟自己不一样，那很容易与对方起冲突。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由于对中国崛起后中美发生冲突的假设性讨论过于密集，会使得中美双方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是为什么？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们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葛小伟：在国际关系的领域内，我们要小心，比如“现实主义”这样的理论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很可怕。所以，我希望教国际关系理论的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教书的时候，要自觉地想一想这些理论有什么后果。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现实主义。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北京最有影响的理论也是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过于狭隘地强调国家利益，而没有考虑到心理因素、个人因素。有些人觉得人就是一种经济动物，但是人也有别的需要，比如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得到对方的尊重是人类交往中的基本动机之一。这种诉求同样适用于两国关系，两方都希望得到对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尊重，都很容易把某些行为解读为羞辱或挑衅。
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帮助各自的同胞理解对方的立场，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误解。我在美国教中美关系的时候，发现很多美国学生根本不理解中国。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从中国人的立场了解中国的外交。有一些问题很难解决，比如台湾问题，美国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如果他们能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理解一些问题，比方说了解鸦片战争的历史，理解“百年国耻”这种历史观，那么或许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台湾问题有那么强烈的感情。
我也希望中国的同事能用这样的态度帮助中国的学生更深刻理解美方的立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真的是因为“霸道”？因为想阻碍中国的崛起？想羞辱中国吗？还是跟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总而言之，我们要同情对方，不要总是责怪对方。
澎湃新闻：您认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大干扰因素是什么？
葛小伟：中美关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双边问题，而是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比如国际反恐、环境保护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实际上，我最担心的可能是日本、台海或者朝鲜半岛的某个事件，持续发酵、恶化升级，把美国也拉进去。比如，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结果很严重，所幸我们最后还是解决了。假设明天再出现一个类似的撞机事件，但是发生在中日之间，在东海而不是南海，北京和东京能够控制国内舆论吗？能理智地管控这个危机吗？如果没有管控好，美国会被拉进去吗？
所以，虽然这些是偶然事件，谁都不会故意这么做，但是还是会有这样微小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建立互信，没有互相信任的话，就很难管控危机事件。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40 年中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您每年都有机会和两国的外交官直接接触和交流。新生代外交官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他们对中美关系的下一个40 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葛小伟：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外交官们和普通大众一样，彼此之间直接（通过出访、参会等）、间接（通过电视、电影、社交媒体等）接触的机会都变得更多了。但是更加密切的交往所能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却不一定是积极正面的。如果我们带着同理心，学会互相尊重，我们就更加有可能消除偏见，在面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时，找到应对挑战、继续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