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城镇化“重量”更要“重质”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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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常住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8.52%和42.35%。

  对此蔡昉委员表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都达到了预期,看上去速度也都不错,但背后还存在一些潜在的隐患,比如每年城镇化率的提高幅度近几年已经有所减速,同时新增城镇人口中,有约53%是口径变化、行政区划变化带来的“就地城镇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新增城镇人口中过半数为“就地城镇化”

  数据显示,1996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0%,2011年提升到50%。此后,2012~2016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2.57%、53.73%、54.77%、56.1%、57.4%。

  蔡昉表示,虽然城市化还在推进,但观察每年城镇化率的提高幅度,实际上这几年已经开始减速了,而50%多的城镇化率离想要达到的目标还是有一定距离。

  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目标要求,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蔡昉认为,过去很长时间,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即常住人口城镇化。但是有大量农民工并未获得城镇户口,等于在统计上“被城镇化了”。

  对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

  蔡昉表示,在地方实际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有时候推进户籍改革和农民工落户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有困难的,原因主要在于成本支出,因此采取的办法就是就地城镇化。

  “我们做过估算,把一年新增城镇人口归纳一下,看看是由什么构成的,大概16%是自然增长,就是城里人自己生的;有26%是农民工进城;还有53%是就地城镇化,就是乡改镇、县改市、县改区,各种口径的变化,行政区划的变化,就把一批人一下子变成了城镇户籍人口。”蔡昉说。

  应加快农民工经济活动方式转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625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67.5%。

  不过就地城镇化并没有对农民工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批人没有居住地的变化,没有职业的变化,可能将来预期基本公共服务会得到改善,但是在宣布他成为城镇人口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重大变化。”蔡昉说,这种就地城镇化固然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我们所强调的那种城镇化,我们想要的城镇化是人们转变了职业、转变了经济活动方式。

  蔡昉认为,还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的市民化。

  此外,社会上目前也出现了一些逆城市化的声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说我们城市化太快了,城市已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口了,甚至主张逆城市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地城镇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等。”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蔡继明表示,应该看到我国城镇化速度并不是很快,水平也不是很高。

  为何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不够高?蔡继明解释说,我国的城镇化实际上包含着2万个建制镇,而在发达国家城市和城镇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发达国家叫城镇化或者叫城市化都无所谓。但在我国,如果叫城市化,就应该统计65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如果叫城镇化,那就要额外加上2万个建制镇的2亿多居民。

  蔡继明表示,中国的建制镇和西方国家的镇差别是非常大的,它是5级行政层级中的最后一级,平均每个镇就是1万左右的人口,目前大多还不具备现代化城市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58.5%的城镇化率水平并不是很高,当务之急是要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化。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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