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启跃：永续债对银行系统有三大作用，发行仍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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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启跃/文 12月25日，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相关问题，推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发行永续债，对银行体系有三大作用，同时也面临一些障碍。

1.银行永续债的特点

永续债是非金融企业或金融企业发行的，没有明确到期时间或期限非常长（一般超过30年）的债券。在巴塞尔协议下，银行资本被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银行发行的满足一些额外要求的永续债可计入银行其他一级资本，补充资本金。这些要求包括：

具有损失吸收能力。巴塞尔规定，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必须具有“损失吸收能力”，即附有减记或转股条款。“减记”指当触发事件发生时，债券发行人有权在无需获得债券投资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债券进行扣减用于吸收损失的机制。“转股”指当触发事件发生时，永续债可按照约定价格转为普通股，用于吸收损失。

特殊的赎回机制安排。与一般永续债相比，计入银行其他一级资本永续债的赎回机制有三点特殊安排：一是首次赎回时间不得低于5年，永续债发行人在执行赎回条款时应得到监管批准；二是不得设计鼓励永续债赎回的相关条款，如利率跳升机制；第三，银行在赎回时须证明其资本充足或发行新工具替换赎回资本工具。

票息支付是非强制和非累计的。银行进入清算程序时，永续债投资人偿还顺序相对靠后，落后于银行存款人、一般债权人和次级债债权人。对于充当资本工具的永续债，其票息支付必须是非强制和非累积的。

2.当前发行永续债的意义

提升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能力。资本金不充足一定程度限制了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首先，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水平整体不高。2018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8%，低于美国的14.6%、欧洲主要大型银行的18.8%、英国的20.4%和日本国际活跃银行的17.5%。其次，资本监管标准不断提升，如中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系统重要性得分不断上升、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即将推出、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政策的出台等进一步加大了银行体系的资本监管压力。第三，影子银行业务转型加大了银行资本补充压力，2018年1月—10月，社会融资规模中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高达88.5%，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更多被资本金占用更高的信贷资金满足。探索发行永续债，有利于缓解监管压力，释放信贷空间。

夯实风险抵御能力。近年来，中国银行体系资产质量持续下滑，对银行资本来源产生了明显的侵蚀效应。一是侵蚀营业利润减少核心一级资本来源，2010—2017年，大型银行（工、农、中、建、交）资产减值准备占营业利润的比例由21.3%升至39.5%。二是侵蚀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拨备，2013年—2018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由282.7%降至180.7%，高出监管要求的超额拨备数量大幅收缩。探索发行永续债，有利于夯实银行资本基础，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拓展资本补充渠道。与国际同业相比，其他一级资本不足是中国资本充足率不高的重要原因。2017年末，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为4.1%，同期，非中资G-SIBs为11.3%，部分大型银行超过了15%。国际银行业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主要包括优先股、永续债、优先信托凭证。2017年末，全球30家G-SIBs中，分别有25家和19家G-SIBs发行优先股和永续债。目前，中国银行业仅发行了优先股。探索发行永续债，能够拓展银行国际国内资本补充渠道，优化资本结构，改变中国银行业其他一级资本占比较低的局面。

3.永续债发行面临的障碍

会计属性尚未明确。国际上，多数国家将永续债计入负债。在中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永续中票和证券公司发行的永续债被认定为权益，这与国际做法存在差异。

税收政策仍需厘清。一是明确永续债票息支出能否税前扣除。对发行人而言，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永续债票息可税前扣除。当前，永续债票息能否税前扣除取决于主管部门对其期限的认定。二是明确境外投资者代扣代缴所得税要求。根据我国税法，境外投资者购买中资银行海外发行永续债时，中资银行要代扣代缴利息收入所得税。与国际上豁免预提税的国家相比，发行人承担的税负成本较高。

损失吸收条款较为单一。受监管政策影响，中国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条款设计较为单一，如优先股为转股条款，二级资本工具为永久减记条款，这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市场主体、特别是海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

投资者准入需完善。国际上，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是永续债的主要投资者。我国现行政策规定，保险公司不允许投资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根据这一规定，当减记型永续债推出时，保险公司将被禁止投资。

（作者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