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港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秩序生成的产物,在交通便利又足以自卫的地方,就会自然产生。在中世纪各类武装团体林立、中央权力稀薄的环境下,权力高度分散,能否具有战斗能力自保,或者找到足以保护自己的庇护者,是每个团体都应当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商人不断增加的财富,更是对各类匪徒的绝大诱惑。
在这种环境下,商人不携带武器不敢出城行走,在他们的定居地,也会用坚实的木栅防护起来,在木栅上开门,四周用壕沟环绕。中世纪遗留至今的各类欧洲城市纹章中,仍然会保留下围篱等诸多防卫特征。
一个自由港和其他自由港之间隐为敌体,出于商业和共同防御的需要,互相之间可以派驻使团和领事。由众多波罗的海自由港组成的汉萨同盟在伦敦长期派驻商团,其住处用坚实的围墙保护起来,内中还有武器库,随时准备和伦敦暴民或者敌对团体发生冲突。同盟在鼎盛时期,拥有自己的武装和财政,其联合舰队甚至在1368-1370年打败丹麦,强迫后者签署《斯特拉尔松德合约》。
威尼斯的使节更是在东西方之间折冲樽俎,甚至一度左右了十字军进攻目标,建立了拉丁帝国。与此同时,这些商人通常以“特许状”的方式从封建领主、国王和教会那里获得各种经商和政治方面的特权,让此时的自由港不仅仅是商人和商品自由进出的地方,还有了物流仓储、减免关税等功能。
更有甚者,这些自由港或者其联盟,和自己的国王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如英格兰的五港同盟,产生于五港人与当地渔民争夺鲱鱼集市管理权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鲱鱼的定价权、往来贸易船只的关税权、争议仲裁权都是自发在同盟中产生,为了和北海、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势力周旋,五港同盟还自发产生了兵役和摊派船只的义务。这一强大的秩序生产能力受到了国王的青睐。英王忏悔者爱德华一世选择与五港同盟结盟,他授予同盟特权,作为回报,同盟为王权提供海防服务。
根据亨利二世下发的一份特许状,五港同盟必须每年为国王提供20条船只的15天服务,每艘船包括21名海员和1名男童。五港同盟舰队被授予“五港皇家海军”番号,悬挂同盟旗帜,独立于其他舰队。五港舰队南下支援葡萄牙人抵抗阿拉伯人,还多次击退来自欧陆的进攻。英格兰王国一度将对内对外的停战协定,都送往同盟征求意见。在英国自由秩序的道成肉身《大宪章》中,五港同盟与伦敦市作为自治城市的代表一起出现。而这一强大的秩序输出能力,自然与这些自由港内部治理结构和武力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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