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酒泉怒斩一头驴，被当地人们称为义举，传成美谈

左宗棠去世后，人们对他最没任何争议是这件事，胜过战争高于政治

提示：我们是在酒泉公园与左宗棠见面的，那里有它的纪念馆，2000多年前，霍去病留下的那口酒泉也映照着他的颜容，应该说，他就是西北植树造林第一人。

一

像一只雄狮，守望在河西走廊的十字路口。

酒泉鼓楼，始建于东晋永和年间。四门额题分别为：北通沙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新疆哈密）。16个字将酒泉的地理战略意义说得一清二楚。此外，城楼东西两边二楼高悬“声振华夷”、“气壮雄关”木匾各一块，“声振华夷”是就内地而言的，“气壮雄关”则是对自身真实客观的陈述。

酒泉在这24个字里，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和注释。然而，当人们脱去政治、军事、文化乃至经济和外壳，剩下的只能是活着的酒泉，它是属于生态的。于是，政治、军事、文化乃至经济就成了武装或者文装，而若离开活着的躯体，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酒泉的生态或者生态的酒泉在霍去病2000年来不枯的“酒泉”里，酒泉的生态或者生态的酒泉还在左宗棠种下的柳树里。酒泉的生态或者生态的酒泉告诉了人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只有活着甚至活得更好，才能凸显并且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包括政治与军事，也包括文化和经济。

如此，一个地方可以类同一个人，最鲜活最基础的就是生命。

1872年8月，左宗棠从兰州出发抵达酒泉，亲自督剿，扎大营于肃州城东南5里处（今营路门村），亲临城下视察阵地，选择进攻道路，准备指挥破城。21日，他命令部队从肃州城西、南、北三面合力围攻。在用大炮轰城的同时，部队找来棺材，装满炸药，想要通过暗掘地道的方式，将炸药棺材埋于城下，炸开城墙。

9月13日，地道终于挖至城下，部队抬进棺材引爆炸药，致使东北城角城墙崩塌，随即攻入城中。

至此，晚清陕甘回变告终。

站在酒泉十字路口上，左宗棠开始实现一个更为宏大的理想，那个理想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属于国家的。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陆权思想为主导，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战略大辩论，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海防安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时，塞防的代表是左宗棠，他的理论观点是，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与陕甘以及新疆实为一整体；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京师亦无晏眠之日。故西北虽为边郡，实则如腹地，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分屯列戍，斥堠遥通”，才能令外人无隙可乘。

左宗棠还说：“新疆与西北各省，乃是华夏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失去了四肢，他还能好好地生活吗？也许李鸿章不要四肢该可以活着……”他反驳李鸿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的说法，称其实在是数典忘祖。并说，早在周、秦、汉、唐时代，已有西北，并有了隶属关系。纵现历朝各代，每当国家衰亡时，总是最先丢失西北，为了保住东南，结果导致全民族的灾难（周秦汉唐之衰，皆先捐其西北，而并不能固其东南）。因此，只有保住西北，才可控制东南；光想保住东南，不但保不住东南，势必最后连西北都失掉。

那一刻，左宗棠的理想就是立足酒泉，收复新疆。

二

1876年春天，陕甘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从兰州移营肃州，浩浩荡荡。这时的左宗棠已近年古稀，跟在他身后的是一口黑漆棺材，他也曾用棺材炸开了肃州城。在此，棺材不仅是一种武器，也成了壮士西行视死如归的决心。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面积的1/6，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就管理着西域的军事、政治、保护往来商旅，西域（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即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管辖。

正义的力量不可战胜，面对胜利之师，阿古柏侵略军及投靠其的白彦虎叛乱军，顷刻间土崩瓦解。站在新疆坚实的大地上，左宗棠说，新疆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也”。

酒泉就这样把左宗棠送出很远，也让中国进入了原有的更为广阔的空间。新疆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左宗棠则成为唐以后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人。其时，左宗棠的身后鲜活的已不再是他率领的军队、抬着的棺材，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而背的外国人的高利贷，而是树，在大西北活下来的树。

左宗棠，一个湖南人，在他的眼里常是江南水乡，处处皆绿。1869年，他率湘湖子弟进入西北后，看到甘肃干旱少雨，树木稀少，便命兵士在行军途中沿路种树。他率领的楚湘军在会宁境内种活树21000多株，安定(即今定西县)境内106000多株，环县境内18000多株，安化县(即今庆阳县)及镇原境内12000多株，狄道(即今临洮县)境内13000多株，皋兰境内4500多株，平番(即今永登县)境内78000多株，大通(即今青海省大通回族自治县)境内45000多株……

《西笑日觚》中说：“左恪靖命自泾州(即今泾川县)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左宗棠在今甘肃、新疆以及青海到底种了多少树，似乎很难给出具体的数字。

1880年，左宗棠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264000多棵树，陇中其他地方约40万棵。今天的学者们估算，若再加上他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应该在150—200万棵之间。

这些树大多是柳树，其形态轻盈，色彩新奇，在左宗堂的身后构织了大西北的诗情画意。

三

在酒泉民间至今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天，左宗棠在肃州城里巡视，发现有个农民骑驴进城后，将毛驴随手拴在了柳树上，而毛驴则悠悠然地啃起了树皮。左宗棠很恼火，当即下令军士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示众，并张贴了告示告诫民众：“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驴和驴主同罪，一律斩首！”据说此告示一出，再无犯者。

左宗棠斩驴护树的义举，一时传为美谈，而今天的酒泉公园还有一棵三人才能够合抱的左公柳。它铁骨铮铮，却绿荫匝地，显示了固守绿洲的顽强生命力。

据《酒泉市志》记载，当年，甘肃通往新疆的驿道原本仅能供人行走，左宗棠对其平整、拓宽，筑成了今天甘新公路的前身。为了防风固沙，他命部队在道旁遍插杨树、柳树和沙枣，还在《楚军营制》中专门规定：“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木以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倘有不遵，一经查出，重者即行正法，轻者从重惩办。并仰营官、哨官随时访查，随时教戒。”

环境第一，生存至上。在这些树里，和平重于战争，生态高于政治。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去世后，人们对他最没有争议的纪念就是这树，并不约而同地呼之为“左公柳”。

进入民国时期，甘肃省政府两次行文保护左公柳。其中1935年的《保护左公柳办法》规定极为详细：一、全省普查编号；二、分段保护，落实到人；三、树如枯死，亦不许代；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补齐；五、树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违规者处以相当的罚金或工役；七、保护不力唯县长是问。

绿意就这样被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从酒泉到嘉峪关只需要20多分钟的车程，我们看到百万绿柳在道边绿如帷幄，风也难刮得进来。柔嫩的枝条垂落空中，柳叶如同亿万双绿眼，使曾经“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的西北大地绿满天涯。

这些树虽然不是左宗堂种下的，但它们依然有着“左公柳”的美名。

四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春风度玉门，更远的是新疆。

1882年，左宗棠给晚清政府的奏议中提出了“他族逼处，故土归新”的论点，“故土”是因为汉唐以来，新疆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新归”当然是指从侵略者用中收复失地了，从此，便有了新疆的名称。

然而，最早的新疆并不叫新疆省，而是叫“甘肃新疆”省。用两个省的并称来命名一个新设的行省，这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是罕见的。清朝政府主要是考虑两地的地缘关系一时难以分割，需要一定的“缓冲期”。　　

当时，驻扎乌鲁木齐的虽是“甘肃巡抚”，但其所管地域并未包括甘肃，而仅“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统辖全疆官兵”；同时，布政使也仅负责“甘肃关外等处地方”，两者均不涉及甘肃事务。从巡抚、布政使的职责范围可见，新疆是一个完全与甘肃并行的省级行政实体，与甘肃之间存在着挂名依靠的关系，但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行政合并。

在随后的1885年和1886年，清朝政府逐步将新疆东部地区剥离甘肃辖区，交由新疆管辖，而甘肃新疆省这一名称也逐渐被其简称“新疆”所替代。

虽说，历史上的“甘肃新疆省”并不是像今天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超级行省”，包括甘肃和新疆两省。最初的“甘肃新疆省”只是不包括新疆东部地区，甘肃即是甘肃，新疆即是新疆，后来，随着“缓冲期”的结束，新疆东部地区归属新疆，甘肃、新疆有了清晰的行政区划界线。但是，酒泉一直站在新疆最初的风景里，挽回新疆用的是春风。

我们是在酒泉公园与左宗棠见面的，那里有它的纪念馆，2000多年前，霍去病留下的那口酒泉也映照着他的颜容，应该说，他就是西北植树造林第一人。（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