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栏欲言
01
经济的发展没有奇迹，经济的发展动力也不外乎由内需、投资和外需驱动，概莫能外。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美国开始追寻金融制高点，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变成美国的核心利益。
但在美元驱逐黄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中，交易的模式随之改变，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是一种货物与另一种货物的等价交换关系。
而以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则不同，美元是美国的欠条，标价100美元的纸钞成本仅为0.91美元，美元可以购物仅仅是因为相信其不会违约，如果说以黄金购物是“买“，那美元就是“赊“。
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对外输出货币的过程也是“赊购“其他国家货物，为其他国家提供外需，拉动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欲带其冠，必承其重”，也是负债迅速积累的过程。
其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与居民负债消费拉动经济毫无二致。
美国或许认识到了美元独立承担世界货币的弊处，并未利用其军事优势遏制欧元与日元的国际化进程。
美元消弭债务的回流过程中，全球贸易需要有其他世界货币的补充，否则的话极可能回归金本位。
对美元来说，“赊”太多了固然有所顾虑，回归金本位使美元失去“赊账“能力却更不可接受。
“人民币国际化”也将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输出货币必然同步输出需求，中国内需是否有能力在承担拉动本国经济增长重任之外，再去拉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
消费的本质是财富的互换，彼之产出汝之消费，封闭社会中，供需一定是协调发展的，经济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供需交替拉动。
美元的对外输出提供了额外的购买力，别国经济就可以摆脱内需钳制，从正常走路变为瘸腿跑步，进入快速发展期。
在“中国奇迹“之前，日本、西德、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都曾有”经济奇迹“。
在中国之后，“越南奇迹“正在上演。
02
美元的对外输出同时伴随着需求对外输出，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产业对外转移。
后发经济国家依赖自身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形成对资本的竞争优势，吸引产业转移。
50年代起，美国低端产业向日本和西德转移，逐步过渡到资本劳动双密集产业；
70年代起，日德产业对外转移，日本产业转移方向主要为亚洲四小龙；
90年代左右，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中国。
后发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概括为；
一段高投资过程——为旺盛的外需提供产能——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又激活了内需——新的投资为内需提供产能。
内需、外需、投资合力拉动，后发经济体经济增速高峰期多在10%以上。
随着产业转移路径国家自身的资本积累和外部资本输入，劳动力与资本的供需关系使得劳动者薪酬价格逐步增高。
人口红利随之减少，为了维持利润度，资本被迫加大投入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形成了资本劳动双密集型产业，单纯劳动密集型开启新的转移之路。
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晋级为资本劳动双密集型。
以韩日德看，多由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劳动双密集型等汽车机械产业。
伴随着资本继续投入，资本不再稀缺，科技的天花板对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出现，单纯资本累积已不能继续提高生产效率，利润提升难以覆盖土地人工等要素的上涨，竞争优势逐步失去。
这个过程中，税收、内外政策、甚至贪腐成本等摩擦成本多寡决定了产业对外竞争力消失的速度，却无法改变结果。
长期的外需拉动背后是其他国家外债持续累积，其他国家外债不可能一直增加，外需拉动经济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随着顺差的累积，贸易制裁将逐步增多。
外需拉动动力消失。
失去外需拉动，瘸腿跑步的劣势体现出来，大量与外需匹配的落地投资变为过剩产能。
以国际较为成功经验看，这时候将出现两条路径；
1） 资本开始对外投资或转移，由于资本输出多会转变为对母国的购买力用以购买原料或设备，会形成新的外需拉动。而投资盈利汇回也会拉动母国内需，刺激第三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驱动力，日本尤为典型。
2） 科技引进或突破来引领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产业向技术资本双密集型转移，覆盖掉土地和人工成本增加对利润的侵蚀。
香港台湾等更多集中于对外输出资本，日本韩国等更多则是两条并举。
没有突破的，则失去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由经济下滑进而诱发社会问题反复震荡，投资撤离。资本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三大要素之一，投资撤离影响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下滑，经济衰退。
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
03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外需拉动力趋弱，后发国家的通病开始显现，内外需皆无法承担拉动经济重任，日本开始对国内、国外大量投资。
国内房地产业爆发；
国外为日本企业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日本海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而房地产业的爆发急速侵蚀日本实体利润，日本产业转移海外步伐加快。
1990年之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的海外日企为日本提供了外需和利润回流，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日本的经济。即便如此，日本经济增速也长期接近于零。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开始出现与85年日本相似的境况，外需拉动力正在逐步消失，内需又无法担当重任，对内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主要为大量集中于房产领域的投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尚在努力过程中， “一带一路“正在推进。
目前中国资本项尚未完全放开，企业对外投资尚没有形成规模。相反，中国是吸引外资最为成功的国家，而外商直接投资获取的高额利润少有汇出，多作为留存利润继续投资，或形成热钱投入房产等领域，留存利润长期没有准确的口径。
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外贸顺差覆盖不了外商留存利润的增长，中国将变成实际负债增加。
2011年《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徐以升撰文认为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重估将使中国由债权国变成债务国。
外商留存利润显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安全，2016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曾表示，中国外储须严守3万亿美元大关。
中国持有的大量外汇以流动性极强的外汇储备形式存在，收益极低，同时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
鉴于中国的对外投资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趋势也不支持会迅速增加，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动能只能更多来自于第二条路径，科技引进或突破来引领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产业继续升级，向技术资本双密集型转移。
而科技已形成了多国分工模式，只需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创意，其余技术皆可在国际上寻找，组成自己的产品，乔布斯在实施苹果手机项目时，其所采用的高新技术，甚至没有自己的，仅凭其独到眼光在浩瀚的技术海洋中提炼出自己产品所需要的高新技术。
概括来说有三点；
第一、 引进技术。
引进先进技术，首先得知道有什么技术，可以被自己的创意所利用，还需要技术供应国的支持，在芯片问题上中国已有深刻认知。
第二、 对市场的敏锐度。
技术升级会带动一种倾向性消费，但并不是每种新技术都会有消费，需要在与国际市场的积极互动中建立对倾向性消费的准确判断。
第三、 自己的核心技术。
新技术多数难以引进，新技术的研发就尤为重要，研发闭门造车是难以完成技术研发的，对外交流同样不可少。
在几个月前，网络上曾有各种声音讨论中国是否会走向封闭时，笔者有多篇文章坚定认为中国不会走向封闭，原因就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资本劳动双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阶段，后续拉动经济只能是对外投资的反馈拉动或者产业升级步入技术资本双密集型，两者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近期的中美会谈成果也显示，中国比美国更加积极推进国际合作。
04
而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却需要高端人才贮备和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
高端人才是花费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长时间学习研究后，凝聚了大量资本积累的劳动力。
与普通劳动力相比，高端人才具有高流动性，表现与资本一致。
吸引高端人才既需要利润回报，更需要在人权尊重、安全、社会保障、私有产权保护、环境、子女成长教育等因素上的优势，变成了一种社会综合面的竞争。
基础学科发展又是高端人才是否具有发挥空间的基石。
此处删掉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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