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现在不是民企帮国企改革 而是国企不断收编民企

昨天，吴老师写了一篇专栏《民营经济与“新半壁江山”》，提出了关于民企和国企关系的新观点。

　　①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出现了“新半壁江山”的景象。

　　②这种大变局，是技术变革的产物，是信息革命的结果。

　　③新经济公司居于信息的上游，对传统国企的产业依赖度非常之低，民企与国企之间的主配角结构已经消失。

　　④放眼中国未来，民营资本集团在新支柱性产业的扩张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强。

　　文章一出，留言蜂拥而至，小巴起码看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

　　 坚持“国企主导”派

　　国企掌握战略资源和资金，这是国之根本，不可动摇，也不能动摇。民企只有在国家安定的环境下才能赖以生存，再求发展和创新。@Mr Zhang

　　 力挺“民企崛起”派

　　国家开放市场，使民企崛起，导致主配角近乎不可逆转换。@想自由

　　 中间派

　　民企推动社会进步，国企提供稳定的基础发展、环境保障。国企负责“安居”，民企带动“乐业”。@幸福国王

　　那么，你心中的答案又是什么？

　　小巴也很疑惑，聊天用微信，出门打滴滴，支付用微信、支付宝，购物在天猫、京东，每天都要刷刷微博、搜搜百度……民营企业仿佛已经占领了生活的角角落落。

　　但仔细一想，生活中的水、电、煤气、通信、出行（铁路、公交、地铁、飞机）……全是国有企业的天下。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国企和民企，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和分工？“主配角结构”到底有没有消失？

　　吴老师心中也有疑问未解：如何探索国有资本的创新范式、对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是否需要建立新的经济协商制度？

　　面对这些疑问，大头们给出了他们的思考。

　　秦朔

　　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国企、民企如何成为一盘棋？

　　 关键是回到“三个有利于”

　　国企和民企的作用与地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演变过程，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能刻舟求剑地看问题。

　　比如计划经济年代，发粮票和布票，当时粮油和布匹被视为紧俏物资，关系重大，所以要高度管控。转向市场经济后，很多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敏感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陆续都开放了。真正属于国家必须牢牢管控的行业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从全球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当然有关系到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产业，如军工。

　　但是国家利益的维护，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资源组织、采购、战略方向引导来进行，而不是在军工产业中完全采用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方式。

　　事实上，美国主要军品的生产都是由民间完成的。即使是少数高度敏感的行业，可以国有控制，但通过向民间开放空间，吸收民间的创新力量和技术突破能力，而不是封闭起来孤立发展，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从总体上，要逐步去除“国家控制=国有控制”的思维。今天很多重要的、带有基础性服务的领域，比如移动支付，并不是国有控制的，而是民营的，但是国家通过政策和法规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引导性和控制力。

　　我学习了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的讲话后，认为不应该再把所有制成分和某种特殊地位挂钩。

　　一国的所有制结构，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演进，归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国有企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应该通过改革使其真正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文件，并没有让国企仰仗所谓特殊地位的气息，而是“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文件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核心思想则是用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造国企。

　　但很可惜，现在的实际情况不是“民企帮助国企改革”，而是“国企不断收编民企”，规模也越搞越大。我碰到不少民企，原来是从国企出来下海创业，现在又挂靠到国企、央企身上，戴红帽子，交管理费，因为不如此拿不到政府主导的项目。

　　现在很多国企的扩张，早已不是在所谓关系国家命运的关键领域，而是靠着政策便利和金融支持什么都做，这势必对民企形成挤出效应。对中国经济来说，这绝不是福音。

　　国企、民企要成为一盘棋，关键是回到“三个有利于”，政府回到裁判员的位置，不要下场，更不要站在某一方的后面。

　　易鹏

　　盘古智库理事长

　　 推动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

　　 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真实问题

　　其实，关于民企和国企“主配角结构”是否已经消失是个伪命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民企基数更大，在解决就业、提供税收方面做的贡献更大。国企则在核心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两者倒并不存在主配角的关系。

　　最应该正视的是公平问题。民企在进入门槛、融资、政策等方面，能否拥有跟国企、央企平等的待遇和权利，能否通过法制和约束机制，使民企和国企能够公平竞争，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真实问题。

　　也就是“竞争中性”能否得到落实？这是关键。

　　王世渝

　　企投会首席学术委员

　　富国富民资本董事长

　　 “主配角结构”没有完全消失

　　虽然在很多领域，如新经济、新科技领域，新工业革命下的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民营企业已经在唱主角。但民营企业唱主角的地方，基本上国企就没有进入。

　　而在大多数领域，比如基本建设领域，制造业领域下的汽车零部件、军民融合等方面，是国有企业、公有资本、地方政府相结合的主体在唱主角，民营资本做配角。

　　当然，在行业集中度不高的一些领域，民企占主导多一些。

　　所以，目前还没有达到“主配角结构”消失的地步，如果真的消失了，那么中国民企和民营经济的地位确实很高了。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企民企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不久前，刘鹤副总理提出了一种新说法：国企和民企已形成了产业链上的分工，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互补、合作与支持。

　　这种格局从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规定，而是由体制所决定的。国有资本掌握着很多政权、财权（印钞权、货币投放权等）、产业政策制定权，以及土地资源等，因此在一些领域天然具有垄断性。

　　不过，在某些垄断领域，民营资本也在逐步进入，甚至出现了一些颠覆性的发展。比如，通信领域本来被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所垄断。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腾讯的微信创造了具有10亿用户的通信增值服务。

　　可见，刘鹤副总理的这个提法并非绝对的，在国企垄断的一些领域，民企运用技术创新，机会也很大。

　　尽管如此，但不少民营企业家依然感到焦虑和迷茫。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和主导能力。在当前的中国，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在交替使用，而且看得见的手更强大。

　　如今，面对民企“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从政府方面来说，希望政府不要朝令夕改，要更多地依靠立法，健全法制经济。

　　而对于民企来说，在一些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也是有路可走的。要依靠科技创新，靠市场的灵活性，以及多寻求国际化全球化的机会，做好中国与全球的联结者，并从中找到自己的商机。

　　这样一来，公与私，民企与国企就能各得其所，找到各自空间，减少冲突，共同发展。

　　王骥跃

　　前某券商保荐代表人

　　著有《梦想与浮沉——A股十年上市博弈》

　　 国企与民企的分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应该取消一切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其实，当民企已经成为“新半壁江山”，就没必要再分主配角。民企早已不是国企的补充，而是已经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占据重要位置，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已经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

　　我认为民企与国企的分工，更大程度上是竞争结果而非顶层设计。国资逐渐退出终端消费市场，是因为竞争力不如民企；民企很少去最上游，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不如国企。另外，民营资本对回报率和风险的考量更多一些。

　　吴老师所提的“新半壁江山”，主要在信息技术领域。这个领域多个应用场景已形成了民营经济的寡头垄断。

　　一方面是基于信息技术领域的特性，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庞大的网民群体和城市人口密集度。

　　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基础设施领域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由少数寡头垄断，在共同的基础设施上建立生态圈，具体应用百花齐放。

　　国资之所以没能在这个领域占据关键位置，也是竞争的结果。现在新的民企也很难再获得BAT的位置，先发优势和多年积累储备很重要。

　　只要国家本着不插手竞争的原则，国企和民企在具体领域上的进退由市场选择，也谈不上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趋势，也没有必要把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对立起来，所有制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高层定位民企与国企间是分工关系，就要在政策上对国企有所约束，不要利用产业链位置的优势以大欺小，要给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取消一切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在具体执行政策方面要注意对民营企业的公平性。

　　归根结底，法律的归法律，市场的归市场，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健全法律、严格公平执法，剩下的交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