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五十年的台湾作家,朱西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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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西甯,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对文学与电影稍稍有些了解的人,也许知道他是作家朱天文与朱天心的父亲;对文学八卦有些兴趣的人,也许知道他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种种往事;再对台湾文学有些了解的人,也许知道他曾是台湾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但这些,不过只是一些闪闪烁烁的侧影,既不会给我们带来些微的生命养分,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世界感知。

  提起朱西甯其人,台湾报人桑品载如此形容:他很容易使人想起日本的川端康成来,都是那么干干瘦瘦的,都有对大眼睛,目光如炬,闪着智慧的光芒,对于文学的执着和写作态度的严谨也一样。张爱玲则称他在自己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他的精神深处,恰如台湾作家司马中原所感,站立着一个“神秘、谐和、无限展延、不息流动的玄色宇宙”。

  朱西甯的名字亟待被重估,不仅是他的作品、他的人,还有他的生命理想。截至2018年10月,朱西甯的早期作品《铁浆》《旱魃》由理想国出版以前,他的作品未曾在大陆出版过,在台湾也渐趋沉寂。半月以前,台湾作家张大春在电台节目《小说大学》中重读朱西甯时感慨不已:“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第十八年,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

  是的,我们对于朱西甯的认识,的确是迟到了。但只要不因种种武断过时的标签与遗忘的巨大惯性而拒绝去认识,犹未晚矣。

  

  朱西甯

  (1926-1998)

  台湾小说家。本名朱青海,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肄业。一九四九年随军赴台,曾任《新文艺》月刊主编、黎明文化公司总编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狼》《铁浆》《破晓时分》《现在几点钟》等;长篇小说《猫》《旱魃》《画梦记》《八二三注》《猎狐记》《华太平家传》;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长新花长生》等。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1949年,当年仅23岁的朱西甯弃学从军,跟随孙立人的军队踏上台湾的土地时,他并不曾料到,他此后的一生乃至更为遥远的命运将要寄托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小岛上。

  多年以后,台湾导演侯孝贤拍出一部《童年往事》,朱西甯看过后,对于片中父亲死后母亲坐在榻榻米上幽幽回忆从前那一段尤为感怀:家具一定要买竹制的,这样回家的时候可以丢弃而不会觉得心疼;厚重穿不上的冬衣要收着,再穷都不可以变卖,要不然等到回老家不是又要浪费一大笔钱?这戳中了朱西甯的心,因为这也恰恰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

  朱家总是处于迁徙之中,从凤山黄埔到桃园侨爱,从板桥、内湖到景美,但朱西甯一直没有考虑买房子,理由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大陆。但这念想放了那么久,返乡已是奢望。后来,他在小说《现在几点钟》里写到,“家不一定都是使你习惯的地方。”

  

  朱西甯一家全家福。左起:朱天衣、刘慕沙、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

  痴迷阅读

  寂寞丰富的少年往事

  朱西甯的祖籍是山东临朐,出生地却是江苏宿迁。这番辗转是因为他祖父。祖父本是清朝读书人,后来接触基督教后举家受洗,成为传教士。他尤善于将圣经教义用中国本土语言讲出,教化民众,因此被当地人视为异教,被逐出临朐。驱逐流荡的命运并未从此终结。抗日战争期间,朱家参与游击队进行地下抗日活动,加入帮会,被逐出教会。朱西甯受家庭影响,自幼是虔诚的基督徒,进的是新式学堂。那时的朱家算是很“新式”的家庭,朱西甯的两个哥哥和姐姐都走出乡村,去了外地读书,并且自由恋爱结婚。

  虽信奉基督教,但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祖父常用古代孔孟学说诠释基督教义,这在朱西甯的世界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日后,他的人生态度与行为处事,甚至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种种举动,都与这颗种子脱不了关系。

  朱西甯的童年,过得寂寞又丰富。因兄姊在外读书,常常会带回很多五四新文学作品,这给了朱西甯最早的文学启蒙。他最初也曾和其他少年一般,着迷于章衣萍、叶灵凤的西式爱情小说,误以为“小说就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直到后来看了老舍的小说,他的观念才开始扭转,视野因此开阔。那时他也读了东北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小说,这些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刚刚译介进来的许多西方作家如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也都使他读之痴迷,受益匪浅。

  抗战那些年,他也随之流亡各地,居无定所,目睹中国许多残酷之事,但也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他很快恋爱了。在南京读书时,他遇到了一个叫做刘玉兰的女生,初尝爱情滋味,却因去往台湾不再相见,因此郁郁。但没想到,这也促成了他另一段姻缘。某日,他在报上一角看到网球比赛冠军刘玉兰的名字,觉得或许是他南京的情人,就冒险写了一封信,托报社转给她,只是这个“刘玉兰”对此表现漠然,刘玉兰当时的女友刘慕沙便代其回信,对于文学共同的感受力最终使得朱西甯与“冒牌刘玉兰”走到了一起。只是,作为外省军人的朱西甯并不见容于当时的台湾社会,刘慕沙是典型台湾苗栗客家小镇的女儿,其父是日据时代台办帝国大学的第一代学生,是小镇颇有声望的医生。这样的爱情自然不被允许,于是刘慕沙仅带着一叠手抄乐谱和网球拍就和朱西甯私奔了。

  后来,刘慕沙成为日本文学翻译家,朱西甯也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们生育的三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均在文学上有所成就,朱氏一家简陋的眷村小屋也成为收容许多文学青年的寓所。

  

  朱西甯

  深受张爱玲影响

  无法定义的写作者

  从1952年的短篇集《大火炬的爱》到2002年的《华太平家传》,朱西甯共出版了20部中短篇小说集、7部长篇小说、6册散文集,创作历程长达半个世纪。

  虽是三十几岁成名,但朱西甯的写作很早就开始了,初二时他写了一个七八万字的小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洋化》,讽刺中国人仿效洋人的种种,算是最初的尝试。

  谈到朱西甯的文学创作,不可绕过的一个人便是张爱玲。1945年,朱西甯在隶属扬子江下游游击总指挥部的中学读书,学校因战事暂告解散,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看《新闻报》《中报》《平报》等副刊,因上级领导照顾也能订阅到上海的读物。那时上海风行一种20开本的方型文艺刊物,比如《万象》和《春秋》,里面有很多像潘柳黛、苏青等大胆的女作家,那些初中生们往往带着读艳情小说的心情,夹在“正经”的书里偷偷翻阅。便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朱西甯第一次读到了张爱玲,且着了魔。

  投笔从戎前夜,朱西甯曾在日记中写道,隔壁有年逾花甲的两老,窗外丛竹的天井对面有一段不了情,还有那个年龄所贪恋的学问,要割舍的太多。但斩断种种,唯独张爱玲的一本书《传奇》,他塞在背包里,辗转东西,一直从战火里走过来。正是在张爱玲的影响下,朱西甯“开始战栗如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拿起了他的笔。

  后来,《今日世界》的前身《今日美国》连载张爱玲的《秧歌》,不久增订本《传奇》在香港出版。朱西甯忍不住写了封信寄去《今日美国》转交。那时他已创作了一些小说,小有声名,但他没想过张爱玲会回复。后来,文星书店转来了张爱玲的信,信里劈头道,“《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朱西甯大受鼓舞,自此与张爱玲断断续续通信多年。

  

  张爱玲给朱西甯的亲笔信,时间为1967年7月28日。

  朱西甯的早期作品多描绘北方乡村荒谬的世故人情,读之常令人兴起天地不仁的浩叹,不论是《狼》《铁浆》还是《破晓时分》《旱魃》,小说人物常有血气之勇,书中语言也如湍急飞瀑。如用一个词形容他那时的文字,便是“悍厉”,但在悍厉外,又有一层深深的悲悯,这或许和他的宗教信仰相关,对人性可能的勘探较之他人更添几层婉转迂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学家白之写过长篇专文研究朱西甯的《破晓时分》。这篇小说是“错斩崔宁”的现代书写,白之称其为“压低故事,抬高叙述”。文章结尾说: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所能承受的最沉重的主题。王德威则接着白之的话说道:“这个故事最终想要追问的,是人性在时间的一个模糊焦点上,对生命的有限领悟,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限惶惑。”

  之后,朱西甯又大胆突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接连出版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画梦记》等小说,进行他的现代主义书写实验。从《猫》到《春风不相识》,朱西甯专注于现代社会的浮光掠影,直指当下时间的焦虑,笔锋也灵活多变,其心理写实的功力尤为深厚。这一时期朱西甯并不曾与人分享过他的心理状态,但很可能这是他内心活动最为剧烈的时刻。朱天文曾谈及《现在几点钟》带给她的惊讶:

  “

  今日重读,我非常惊讶于它的现代感,我简直不记得父亲也有这样敏锐逼近当代的时候!用差不多四万字篇幅写一个房间里的一对男女,那种调调,年轻人的,六○年代的,无聊又挥霍,把无聊写到读起来津津有味的境地,父亲真是离他起步之初多么遥远了。

  但朱西甯没有停留,不久又投身到了新试验中。是以台湾文学研究者陈芳明指出:

  “

  朱西甯是一位复杂的作家。所谓复杂,指的是他文学生涯与思维模式的曲折复杂。他的产量丰富,创作寿命又特别长,任何简单的定义都难以概括他的文学真貌。轻易把他划归为怀乡作家或现代主义作家,都会发生偏颇。

  

  《现在几点钟》

  作者:朱西甯

  城邦(麦田出版)2000年

  为文学殉道

  对外界的攻讦并不在乎

  童年埋下的那颗种子,遇到胡兰成后不可抑止地发了芽。

  1974年,为写作《张爱玲传》,朱西甯带全家拜访了在台湾讲学的胡兰成。朱西甯对胡兰成的最初亲近多少有些因张爱玲而起的爱屋及乌。但随着慢慢接触,他真正把胡兰成当成了朋友。

  1975年,胡兰成因在汪精卫政府工作的往事,失去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教职,被迫搬出华冈,《山河岁月》亦遭查禁。朱西甯遂邀请他住到景美家中隔壁,请他周末讲授《易经》和禅宗《碧岩录》。因接待胡兰成之故,朱西甯得罪了几乎所有好友,绝交者众,最典型的是时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的痖弦,他怒斥朱西甯请他听胡讲课的邀约:“听你个头!西甯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而朱西甯与张爱玲的友情也因此而被张断交。

  

  朱西甯(右)与胡兰成。

  是的,“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这是所有人都想不明白的问题。朱西甯是典型近代史里日本侵华的受害者,许多亲人在战争中死去,对日本有着国仇家恨,但是他却顶着骂名执意接济胡兰成。

  对此,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里回忆“我没问过他如何料理这国族情仇纠结,但或许,我猜,或许他长年地帮母亲过目译稿,早已晋身另一个超越眼下国界的文学共和国了吧。”

  

  《三十三年梦》

  作者:朱天心

  学林出版社·理想国2017年

  但再多猜想也无法真正还原朱西甯内心的真正所思,就像他当初投笔从戎去往台湾的决定一样,脱离了世俗对于“正确”的定义。对于外界的许多攻讦他并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近乎于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理想。

  为了帮胡兰成出版著作,朱西甯自掏腰包创办了《三三集刊》(1977),两年后成立了三三书坊,先后出版胡兰成化名李磐的著书《中国文学史话》《中国礼乐》《禅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四种,以及朱天心、朱天文、钟晓阳等三三青年的作品。至胡兰成去世的1981年,三三集刊共出28辑止。

  翻看当年《三三集刊》的书名,《客舍青青》《采薇歌》《桃花渡》《战太平》,便知三三吟咏的是精神的“原乡”——中国礼乐风景。它奠基于胡兰成的理论,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张爱玲这样一个文化象征的位置,同时寄托了朱西甯自己的独特信仰。有意味的是,三三成立后不久,大陆《今天》创刊,朦胧诗派崛起,反叛传统,拥抱西方,在那样的时代,两岸如此截然相反的态度令人深思。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段,因为这时以文学为志业的朱西甯亦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朱天文回忆:

  “

  似乎八〇年代以后,父亲与其作为小说创作者,他选择了去做一名供养人。敦煌壁画里一列列擎花持宝的供养人,妙目天然。父亲供养‘三三’,供养胡兰成的讲学,供养自个儿念兹在兹的福音中国化,供养他认为创作能量已经超过他了的两个小说同业兼女儿。像《八又二分之一》里马斯楚安尼对一屋子嚣闹妻妾大叫‘老的到楼上去……’父亲把全部空间让出来给我们,自己到楼上去。

  不止是三三,作为文学后方的朱家餐厅始终为彼时或失意或奋进的文学青年们提供着种种“售后服务”。朱家餐厅不止无限量免费供餐,甚至有时还免费代客烹制。当年三三众少年,有朱天文、朱天心、唐诺、马叔礼、丁亚民、钟晓阳、蒋晓云等人,还有慕名而来的高中生杨照、林耀德、林俊颖等,铺开来就是日后活跃台湾文坛的一长串作家名单,它开启了一个特殊的文学时代。

  但是多年以后,再回头来看三三往事,竟发觉一直默不作声“供养”着众人的朱西甯才是那个最执拗的理想主义者。当三三最终决定解散时,总在一旁默不发言但比谁都专注的朱西甯散会时说了声:“你们真狠心呀。”后来竟是他独自将这三三理想践行了下去。1982年至1984年,朱西甯写了“中国文明”系列杂文共计82篇,试图将《易经》与《圣经》会通解说。他说了又说,却总遭漠视。无怪乎夏志清叹息:“朱西甯亦是台湾的一个文化界奇人,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很少有像他这样,把基督教义及中国传统两者都看得这般认真。”

  也许他在1974年与胡兰成见面前半年写作的《樱之海》中早已预言了自己的执拗,小说主角为文学事业以身殉道,如樱花般壮烈且愚顽地牺牲。朱西甯看似沉寂,实则像是一座活火山。他对后代文学晚辈的精神感召,对台湾文学磁场的维系,殊为重要。据说曾经的三三青年苏伟贞在朱西甯过世后,每当遇到现实挫折,常会驻留朱家门前遥念。

  因此,要重新认识朱西甯,不能只阅读作为小说家的朱西甯,还须认识朱西甯在文学场域中所扮演的编辑者、论述者、供养者角色。朱西甯这位默默的耕耘者与胡兰成、张爱玲的关系,在三三中扮演的角色,不仅牵动着台湾文学史的发展,经由这条幽径,更可以通往朱西甯精神深处那个玄色的宇宙。

  无言的造梦者

  建筑小说的房子

  很多时候,读朱西甯的作品会如台湾作家刘大任那般,感到“大寂寞”,这寂寞不仅仅从朱西甯的文字里生发而出,有时也不免从外界冲撞进来。

  1994年,台湾办了一个两岸三地研讨会。有位评论家写了一篇论文“怀乡作家的原乡情结”,把朱西甯与司马中原的作品归为“怀乡之作”。这时的朱西甯已然届于古稀,一生不曾为自己的作品做过任何解释和辩白,却居然写了一篇文章《岂与夏虫语冰》回应。他在开篇写道:“要说出一个世代诗的韵律颜色之殊,其实不很容易;兼之涉身其间,庐山面目越发模糊。若只单单拿捏凸出的独峰,则可能失之于偏,其海拔亦未必高;顾到较广视野里绵延的群岭,却又失之于泛泛,备多力分,求全反乏个性,声色俱欠鲜明,因也模糊了一个世代的殊性。”以此含蓄地表示,作家与作家乃至作家的作品与作品之间,不是可以轻易划分归类的。

  他又说道:

  “

  梦魇只能是一种底色,须赖梦想才美而可以坼蕾、展瓣、怒放得个万紫千红。梦魇是常人咸溺其间,发而为较低的情绪反射,要靠梦想来消极地解说和积极地创发情操。但梦想不是人人皆有,有也泰半止于似梦的自慰与虚无,其于艺术家则是行动即在诗的绽灿。而求变求新即成其为凭借,如射击的无倚托固可中的,且称高明,但有倚托会更安稳自信,有可能百发百中。

  这段又隐晦又直白的话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时间意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铁浆》里孟昭有的尖叫被火车汽笛声淹没的那一刻。孟昭有的死和火车到来的时间点并置在一起,像是一个关于梦魇与梦想的隐喻。他原来是借着文字造梦呢,家天下的不得善终与他因孙立人而久久置于心中的不平之气也由此揭开谜底。

  

  《铁浆》

  作者:朱西甯

  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18年10月

  “

  那只算是极短极短的一眼,又哪里是灌进嘴巴里,铁浆劈头盖脸浇下来,喳——一阵子黄烟裹着乳白的蒸气冲上天际去,发出生菜投进滚油锅里的炸裂,那股子肉类焦燎的恶臭随即飘散开来。大伙儿似乎都被这高热的岩浆浇到了,惊吓的狂叫着。人似乎听见孟昭有一声尖叫,几乎像耳鸣一样的贴在耳膜上,许久许久不散。可那是火车汽笛在长鸣,响亮的,长长的一声。

  ——《铁浆》

  王德威说,朱西甯最后十年倾尽全力的未竟之作《华太平家传》不妨就可以视作是一本梦书,更何况他此前已经写过《画梦记》《黄粱梦》等种种寄托之作。但这也是朱西甯最后的多余的话了。他的大半生都只是在专注地写,不发一言地写。他去世时,与他1949年同一条船来到台湾的同袍们曾回忆他们昔年一起赤身穿红短裤时,朱西甯是如何地不放过一分一秒的空闲趴伏在铺卧上写作的。他一生不喜欢麻烦人,即使生病也不喜欢别人服侍,但对于别人的“麻烦”却始终不拒绝,为了处理种种杂事,他把书桌搬到了楼下客厅的一张小桌子上。但他又是始终如此专注凝神地在那个小角落里写啊写,仿佛不受外界侵扰,自朱天文朱天心有记忆以来,总是看到她们的父亲在简陋的小桌子上借着灯光奋笔疾书的身影。而他又对文字事业如此得精心负责,写作《八二三注》曾两度自毁其稿,《华太平家传》曾八易其稿,就在后者写到将要突破30万字大关时,全遭白蚁食尽,他又是从头来过。

  关于朱西甯其人,你总是会在他身上发现种种强烈的反差,比如他的外表是如此温文尔雅,而他的内在又是如此血气奔涌。朱天心借用昆德拉描述卡夫卡的话说,“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为了用砖石建筑另一个房子——他小说的房子”。也许,朱西甯的血性都在小说里耗尽,在现实的人生中反而变得平心静气。其实他是一个“很寂寞的小男生,他是那样调皮、爱开玩笑,那种幽默、完全没有架子的平等,会使人忘记他的年纪,他灵魂的某一部分似乎是冻住的”。这冻住的,或许就如他自己在《铁浆》代序的《一点心迹》中所说:“仿佛我就喜欢这一点点的永恒。”

  “

  就不过是那么一面生满绿锈的铜镜,那样的斑斑驳驳,寒碜而衰老,被弃在遗忘的年岁里独自战索。

  也曾照映过多少相思、恩爱,多少愁怨,照过多少繁华和苍凉……就那么消散了,被斑驳的铜绿封死,一滩滩散落的骨殖,镌刻出甲骨文的地老天荒……留下些甚么呢?胭脂的化石,泪的化石留下的便是这些,一个古老的世界,一点点的永恒;依样照出一个蒙眬的现代,和后世。

  彷佛我就喜欢这一点点的永恒;在我们无所恋栈,但在陈旧里,可能有不少的帝国故事。而我追寻的,扑捉的,又不是那些,也不可能感受得到,太遥远了罢,然而永恒总在我们身边。

  ——朱西甯《一点心迹》(《铁浆》代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杨司奇;编辑:张进;安安。首发于2018年11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03版。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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