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委发文！公租房监管日渐规范，低收入人群住房权益更有保障。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知名财经评论家

近日， 北京市住建委对外发布了《关于严格违规转租转借公共租赁住房家庭资格管理等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规定严禁转租、转借公共租赁住房，要求各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当将取消违规家庭各类保障房资格，并将信息记入不良信息档案，自取消资格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允许该家庭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及共有产权住房（10月29日《新京报》）。

看到这则新闻，令人甚为欣慰，规范公租房行为再次被北京市政府提到如此的“立法”高度，足以表明政府对城市低收入家庭保障住房权益的重视程度，也表明政府对公租房市场乱象的整治决心。而且，此次出台《通知》对违规转租公租房的惩治力度或处罚成本比以信任何规定都要严厉，意在通过提高违规转租成本增强监管的威慑力，让违规转租公租房的家庭提高自律意识，增强对法规的敬畏意识，确保公租房申报的真实性，从源头上遏制公租房转租的乱象。可以说，北京市政府此次为全国整治公租市场乱象起到了表率作用，也提供了示范样本，值得全社会称道。

公租房作为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保障住房，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意在让城市低收入家庭在城市住有其所，安心城市工作和生活，而如果出现公租房被转租出去的现象，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比如某些家庭为了工作生活方便，可能在离工作最近、或生活方便的地方再租房而让申报的公租房转租给别人的现象之外，它绝大程度上反映了公租房本身存在不少漏洞：或是申报公租房家庭本身不符合申报条件而申报，到手之后自己根本不居住而转租给别人从中牟利；或是申报机构相关人员与申报者相互勾结，让公租房成为一种暗地利输送的通道；

或是公租房本身制度设计存在疏漏，比如一些地方的公租房会向国有企业、重点企业倾斜，而这些的企业的职工本来就有较好的待遇。这就导致保障性住房没有流向最需要保障的家庭，成了某种形式的企业内部福利。这应该是公租房发生转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严重侵蚀了真正需要公租房家庭的利益，也浪费了有限的房产资源，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更加剧了房租市场的乱象，为一些房产中介兴风作浪创造了有利条件，更让政府失信于民。

很明显，对公租户市场乱象确实到了该严厉整治的时候了。然而，公租房转租乱象并不是今天才孽生的新鲜事，其实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老顽疾了。而导致这种现象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违规处罚成本太低，如原来国家颁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规定对承租人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这种处罚明显过低，不足以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而且，即便之前北京市对两户违规家庭依规取消保障资格，且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计入不良信用档案，在外界看来处罚力度还是有点过小。

还有就是申报过程的监管缺位，导致分配环节出了问题或被扭曲了，让后面的严防死守存在较大困难；另外分配制度本身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最后还有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管全力，靠单一的房管或住建部门监管力量有限，监管信息也不灵敏，导致监管软弱涣散，同时对一些房产中介的网站推波助澜也缺乏必要的审核和整治。

由此，遏制公租房转租乱象，如何夯实监管才是基石，否则出台再严厉的政策规定都将无济于事，无法扭转公租房转租失范的秩序。从当前看，应重点从 四方面入手：首先是抓住关键源头，抓好公租房申报和申批环节的监管，将不符合公租房申报标准的家庭有效挡在公租房大门之外；同时加强多部门参与审核监管，彻底封堵单一部门审核不足或流于形式、甚至是故意进行暗地利益输送行为，消除分配环节的“猫腻”，为净化公租房市场营造有利条件。

其次是应该加强惩戒力度，建立社会立体监管体系，提高监管信息的灵敏性和及时性，提高违规转租、骗租的违法成本，让公租房违规转租行为无处遁形。可尝试信用联合惩戒的方式，消除以往单部门处罚措施有限、力度不大的局限性，提高多部门联合惩戒的威慑力；同时，除了进入个人征信“黑名单”之外，配以限制其乘着交通工具、限制银行信贷等惩戒措施，更为严厉的是取消终身申报公租房资格，真正让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弄虚作假的家庭不敢申报、让乘机借公租房捞取私利的无法得手。

再次可考虑补贴改变方式，由过去实物租房向今后货币化补贴转化，即除了加强资质审核这条路之外，将来的住房保障工作应多采取货币化补贴方式，比如给低收入家庭发“租房券”，让他们到市场上自己租房。最后加大对房产中介的整治力度，建立相应制度来约束房产中介向租房市场提供公租房信息的行为，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用取消房产中介资格、终身禁止行业准入来威慑房产中介，为公租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