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反目成仇的前前后后

1923年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乱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北大教授已分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周树人、周作人）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的私交没得说，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的旗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对年龄相差14岁的文坛巨匠，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并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一个意气风发，一个锐利深刻，可谓相得益彰。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报馆敢发，还时常有穿军装的人在他家门口转悠，声称对其实行“保护”。于是林语堂受邀回到故乡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不久，林语堂邀请同样爱到军阀“眷顾”的鲁迅来到厦大。

鲁迅是吃了别人也不嘴软的人， 尽管与林语堂的关系不错，但他对厦门和厦大是诸多不满。厦大靠理科起家，各项政策自然会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分去了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掌握财权的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便对文科处处挤兑。刘树杞三番几次逼鲁迅转移住所，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住到了厦大的地下室。

更过分的是，地下室里原本有两个灯泡，刘树杞以节约电费为由，非让电工摘走了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 ”。当时就想走人，但为了林语堂，还是忍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语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1927年1月，鲁迅实在受不了厦大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之对校长林文庆的旧派作风不满，遂离开夏大到广州中山大学就任文科主任。不出鲁迅所料，他离开不久，林语堂也被排挤，离开了厦大。

后来林语堂开始倡导“幽默” ，主张用书写闲适间接曲折地表示对社会的不满。而鲁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将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为个性与想法的不同，两人之间渐行渐远。

矛盾的公开化，则是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后，生活一下拮据起来，遂向北新书局催要所欠稿费。书局老板叫李小峰，是鲁迅当年在北大的学生，由于这层关系，鲁迅的书都交由北新书局出版，可双方在稿费的帐目上不是很清晰，鲁迅不好意思问，而李小峰大概觉得是自己的老师，处理起来也就有些随意。之前鲁迅有固定收入，对稿费一事也不是关注，当时鲁迅的书比较畅销，有人写文章攻击鲁迅爱财如命，说“鲁迅发了财了，他在北新每年有上万版税啦！”。可事实上，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每个月只有两百元左右，并且时常拖欠。鲁迅遂请律师进行调查，准备起诉北新书局。

眼看昔日的师生就要对簿公堂，李小峰只好向鲁迅的老乡郁达夫求救。于是，就由郁达夫当“和事佬”出面调解。事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林语堂爱说话，去之前夫人廖翠凤反复提醒要他少说话，尤其在钱的问题上，因为鲁迅很忌讳这个。

可饭桌上有人忽然提起张友松，张友松与李小峰是同学，他曾对鲁迅说也想办一个出版社，并几次请鲁迅、林语堂吃过饭。张友松表示决不像其他书局（意指北新）那样拖欠作者工资。鲁迅要和李小峰对簿公堂，李小峰当然就本能地怀疑张友松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从中作梗。

如今有人提起，林语堂免不了也说上几句，鲁迅怀疑他话中有话，在是讥讽自己太太看重钱财而受到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当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拍着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互不相让，越说越上火，“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林语堂《忆鲁迅》）。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将鲁迅按回座位，硬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了酒席，大家不欢而散。从此，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之后，林语堂创办《论语》，做起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根本没有幽默可言，“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

有一次，《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做东，请了一帮文化界人士为去杭州“风雨茅庐”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烟雾缭绕。林语堂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就兴致勃勃地问鲁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林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口气突然冷起来。

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戒烟》文章。鲁迅公开批评林语堂净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合适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悦，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一席话，差点把林语堂气昏，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闹哄哄的饭局一下子寂静得可怕。东道主黎烈文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有意缓和气氛，纷纷举起杯子。接近尾声时，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目的，就是请文坛诸公多多为《自由谈》捧场，撰写些稿子。鲁迅原来对《自由谈》是不屑一顾的，这时却调侃说：“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这次饭局是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第二次误会。

1932年12月，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成立了爱国民主政治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团体的宗旨和任务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林语堂担任了宣传主任，鲁迅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两人又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

1933年6月，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好友的不幸被杀，让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很多人悲痛欲绝，但因为这件事又加深了林语堂和鲁迅的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被“蓝衣社”特务严密监控，出不了门。鲁迅见林语堂不参加仪式，极为生气: “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可那一次，缺席的却是鲁迅。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请文坛上的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有人好心提醒他催一催，林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吧嗒吧嗒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左翼联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来又发生了周作人的自寿诗事件，《人间世》借自寿诗炒作，无疑有使文艺界庸俗化的嫌疑。于是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说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期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自顾自说起了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不知道说什么，，想插嘴也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幽止一默。没想到鲁迅极为反感:“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当场哑口无言，搁以前，林语堂肯定会据理力争，可现在他认为没有必要了。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我的意愿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鲁迅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