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次校园枪击案，我才真正学会新闻摄影

一位有十年新闻摄影经验的记者，在报道一次校园枪击案后，对新闻报道有了全新的感悟，因为他的孩子就在这所学校上学。同为记者和亲历者，在他看来，记者应该如何平衡报道中的各项要素？

出品| 外言社

翻译| kewell 编辑| 王茸

今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诺布尔斯维尔韦斯特中学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当天，一位13岁的学生在科学测验时离开课堂，拿来了两把手枪对着现场开火，致使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受伤。

这件事让一位曾经发誓不再报道血案的老记者Kevin Moloney重新拿起相机，因为他的继子就在这所学校上学。

Kevin拥有超过30年的报道经验，但当他第一次同时成为记者和受害人时，他在报道中所思所想的一切仿佛都发生了变化。近日，他把这些思考写成了一篇博客。

我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不再报道大规模屠杀事件了。

作为图片新闻记者，我第一次报道大规模枪击案是在1991年。那时，佛罗里达两户郊区人家在同一晚被杀，凶手可能是同一伙人。除此之外，诸如巴西黑帮和警察的贫民窟法外处决、奥罗拉市电影院枪击案、科罗拉多州教堂枪击案，我都在现场拍下了人们的恐慌。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999年的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12位学生和一位老师被杀，“哥伦拜恩”也成为学校枪击的代称。

而在2018年3月25日的早上9点27分，我和妻子，以及所有西市中学的家长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媒体报道西市中学发生了枪击案，目前有一人受伤。警察已经封锁学校，请等待更多信息。”

我的继子卡伦在这里读书，于是我立刻翻出了摄影包，因为我觉得，如果作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我起码能更接近孩子，用长焦镜头说不定能找到他的所在。

这一次，我是记者也是亲历者

做好新闻摄影的关键是要有同理心，伤痛事件中尤其如此。以前我每次拍摄枪击案现场都会把这想象成自己的亲身经历，代入拍摄对象的情绪和反应。

而这一次我不需要发挥同理心了，因为自己确实就是亲历者。我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安全，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这种恐慌我不想再经历一次。我边拍边找，眼前的人全是一脸惶恐，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最终我花了三个小时才找到卡伦，眼光锁定他的时刻，我也拍下了他在武警队伍中穿过的一幕。

在这段时间，我完全不能站在记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拍下的照片也没有什么构图技巧可言。但在我知道卡伦安全之后，30年的报道经验仿佛又回来了，我感受到了愤怒、震惊、恶心和想要回击的冲动，而我的武器只有所拍摄的照片。

生命不是一个数字

于是，我联系了合作无数次的《纽约时报》，希望他们看等这些照片。他们给我的回复很礼貌，但没有采纳我的照片，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新闻是在太微不足道了，他们只在网站上发了一篇很短的报道。

一般新闻总会用具体伤亡数字来衬托惨案的规模，甚至比较哪一桩惨案更可怕。所以相较之下，这场枪击案比起佛罗里达州道格拉斯中学枪击案（17人遇害）和奥兰多同性恋夜店枪击案（49人遇害）确实好像没那么惨。

我看着《纽约时报》给我回复的邮件，充满愤慨。难以相信现在的媒体对于伤亡事件已经麻木到“死亡数量不足就不报道”的地步。而且，这场枪击案当时已经是2018年的第23起公开枪击案，要知道那会2018年才过了21个星期而已。

因为我亲身经历，所以知道，枪击的阴影将永远影响学校中的5000多人。一位13岁的女生脸上、脖子和身上挨了7处枪伤，她的老师则身中三弹，所幸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

遇害当然是悲剧，但对于我们这些在鬼门关边缘走了一遭的人来说，痛苦也不应该被忽视。兼具记者和亲历者两个身份，我第一次为媒体对受害人数的强调、对受害群体情感创伤的忽视感到震惊。

每起恶性案件中，被报道的总是冰山一角

1999年现场报道哥伦拜恩枪击案后，我发现媒体关注的首要焦点是凶手及其父母，然后是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另外24位受伤的学生虽然恐惧和挣扎，但根本没得到什么关注。

根据FBI的消息，2016和2017年全美21个州出现了50件枪击案，遇难总人数为221人，受伤人数为722人。但这些数字都没有考虑恶性案件给当地造成的连锁反应，每一个地方都有成百上千人受此折磨。

所以，虽然我对自己经历的枪击案没得到媒体关注而愤怒，但我也忍不住反思自己的做法：当年我为《纽约时报》报道哥伦拜恩枪击案的时候，我能做到将心比心，像对自己孩子这样上心吗？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报道恶性事件？

枪击案后第五天，《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文中放了一个相当有冲击力的图集，有些图还是我拍的。

一位学生的母亲认为：“媒体虽然并非有意，但展示惨案的做法，也是对凶手的一种歌颂——对于那些有犯罪冲动的人来说，格外具有刺激性。”

我不禁思考，如果媒体对于人性堕落的报道太出色，真的会对某些迷茫的群体产生刺激么？这些报道会不会真教唆他们去犯罪并以此为荣？

其实这些问题业界、学界和犯罪专家也早有讨论，比如媒体应该公开凶手长相和姓名吗。媒体从业者会说，“who”是新闻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不能忽略。我在教书的时候，如果学生的课件习作里缺少了“who”，我也会直接判不及格。

《今日美国》曾刊登一篇文章，承认我们需要对受害者抱有同情心，但如果隐藏凶手名字，很可能导致未来会有更多这种不正常的“和谐现象”，同时这也违反了公众的知情权。

总之，媒体可谓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做好新闻，就要不断做取舍平衡

做好新闻报道从来不容易。比如，为了公众利益和安全、对抗不公和恐惧，要把自己邻居的痛苦展示出来吗？因此媒体人需要不断思索，寻找传统报道手法和世界新变化之间的平衡。

在枪击案发生的几天后，我跟妻子重返学校食堂，跟家长们相聚。孩子们都不在，只有我们这些筋疲力尽的家长相顾流泪。在这样的事件之后，我们没办法立刻重回原有的生活。但我们也很幸运，不用参加任何人的葬礼，也没有谁的孩子因此陷入精神错乱。

我们总会恢复正常，但也希望所有人能知道，我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