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诗派”是否存在？三代诗人谈北大诗歌传统

人们提起校园诗歌的时候，时常有一个悖论性的思索——“北大诗派”是否存在。

诗人臧棣、西渡都不承认有“北大诗歌”的说法，这种拒认，部分原因是担心它被混同于“校园诗歌”，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诗歌史的考虑，而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最简单：任何诗人都只承认他们献身于诗歌，而不是臣服于带有地方性或群体性的归类概念。

但另一方面，大多数来自北大的诗人们也强烈地感到，在“北大诗歌”这一名称里很可能归结了某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当代诗歌的许多变化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准确地说，“北大诗歌”并不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和群落的划分，而是一种同一场域下不同时间的群体的互动，正如诗人徐钺说的，“北大诗人”只是一个空间上的概括，只是一群人恰好在这里留下印记，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束缚每个人的特点，也不会因此排斥其他的诗歌。”

10月19日晚，由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诗人、译者胡续东主持的《阳光打在地上——北大当代诗选（1978-2018）》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举办。北大不同时期的三代诗人，80年代的西渡，90年代的胡续东、冷霜，以及00年代的徐钺和大家分享在校园写作时光留下的痕迹，以及那些共同被诗歌点亮的生命片段。此书成书的目的，大概就在于，在阳光打在地上的片刻，拾回一段时光——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撰文 | 李睿康

00年代——徐钺

每首诗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

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趋向一个单一的风格，我们在交流中仍然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阿吾写青春荷尔蒙，我不会写，但是我欣赏他。个人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尊崇思想的多元化，认同着对方，保持着自我。

作为00年代的代表诗人，徐钺回忆了自己在北大写诗的那些日子里，所遇到的志同道合的人。

2001年，徐钺进入北大计算机软件系，抱着一颗当“码农”的心重复着日复一日的习题课，后来出于对诗歌的热爱转入中文系。在百讲旁边，徐钺看到“五四文学社”的社团招新，想起小时候父亲给自己做草稿纸背后印的诗歌、小学为了偷懒减少字数交给老师的“处女作”、中学时代为了追求女生把诗歌当成工具、高中时代陆陆续续读了《太阳日记》产生的冲击……徐钺忽然觉得小时候一些懵懵懂懂的想法，在成长后会显得更加深刻。于是他加入五四文学社，但因为不参加社团活动而渐渐淡出。

2005年，一群热爱写诗的人在一起办诗会，让他再次和诗社产生了连接。从那以后，和朋友们在北大静园5院吃宵夜、聊诗歌，成为徐钺每周最期待的事情。

“当时因为天天吃宵夜，体重也飞速增长（笑），而伴随的也是整个人的飞速增长。总需要有人在旁边，和你一起，看你的成长。”

徐钺和他的诗人朋友。后排左二为徐钺。

北大诗歌传统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从事青春期写作的初学者，往往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获得诗人的情谊和诗歌的进步，如姜涛所说：“学生时代总觉得身边的人写得好，这种心态很正常，所以你取悦的主要读者是身边的人，你最欣赏的人评价你你就特别高兴。”这种交往既包括喝酒吃饭谈天，也包括由五四文学社、《未名湖》刊物、未名诗歌节和诗歌课堂等构成的切实存在的交流空间和平台。

身处校园的写作者沉浸在知识和诗歌中，它们感到价值稳定，人生被光明照亮。离开校园则会陷入混乱。2002年，诗人雷武铃博士毕业，一年后，他写下一首迷惘的诗，《冬天的树》：

“

从温暖，明亮，深邃的书中出来/正是最迷乱的时刻：公共汽车轰鸣/车灯，路灯，橱窗灯交织的浮光与暗影里/漂浮着表情模糊，行色慌忙的人。

徐钺说：“每首诗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迷惘。”

90年代——胡续东、冷霜

这些传奇而意外的经历

都是写诗带给我的

“

我不把自己放在‘北大诗歌’这个框架性的语言，但是我很感谢这样的氛围带给我的改变。他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诗歌，更是一个2.0版本的改变。

胡续东说，他在中学时代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作为边缘小城暴力群首，孤僻，不善言辞，但是在智力上的有一种莫名的自负。 “当时我认为朦胧诗对我的智力不构成挑战。”相比诗歌，他更喜欢读小说，比如马尔克斯、约瑟夫·海勒……

1989-1992那个时代的学生，都得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军训时，胡续东偷看了旁边的哥们随手扔过来的一本西渡编的《太阳日记》。

“

读完这《太阳日记》，我看着海子、骆一禾、臧棣的诗歌，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1992年9月进校第二天，我在三角地看到一张粗糙的海报上有8个字‘自得其乐，愿来就来’，是冷霜他们在为五四诗社招新，我觉得这简单粗暴的风格符合我这人性格，就风风火火冲去报名。他们的侃侃而谈让我觉得找到了组织。我隐隐觉得这是我可以触及的，但还没有拥有的东西。

胡续冬，原名胡旭东，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

另一位诗人冷霜，则受到《启明星》（北大的校园刊物）诗歌很大的影响，他说，阅读《启明星》让他感觉自己置身于整体脉络中。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是这种共鸣让人觉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我如果能在《启明星》细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那可以说是很满足了。”

诗人冷霜。

通过写诗、聊天，当年冷霜、胡续东等一大堆人，在校园里结交了一大批挚友。

“

写诗的人当时已经算是一个边缘的群体，但是我们之间会一直有一个交流。虽然现在看来很多当初写诗的人已经转行，但是他就如一座休眠火山，随时都在积蓄力量。其实很多人都在自己继续着，保持着自己的初衷，延续着自己的爱好。这也算是校园诗歌的魔力吧，温水一样，低调而持久。

戈麦去世一周年的活动对于胡续东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节点。“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从小仰慕的人。臧棣就像柏拉图，在正中央讲学，西渡就像亚里士多德，一幅现实版的《雅典学院》呈现在我这个小城暴力少年脑海。”

但看到现实版的偶像时，胡续东却觉得和自己想的很不同。西渡小小的个子穿着空大的衣服，臧棣像《雷雨》里的公子哥周萍，油光满面；西川来的时候更震惊挎着个大包，一点也不像写《起风了》这样的诗的人。这一见打破了他们身上的偶像光环，胡续东觉得这群人，挺亲切。

“

正是这群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给了我太多的力量，让我的人生渐渐改变。我从一个社交恐惧症变成了一个善于沟通的人，我现在想来，这些传奇而意外的经历，都是写诗带给我的。

80年代——西渡

写诗当时有一种“伦理承担”

西渡回忆道：“1985年我入学，正值朦胧诗从鼎盛走向衰落，第三代诗歌兴起。我拉着板车在学三食堂门口买当时出的诗歌选集，想加入北大五四诗社被拒绝，当时我很沮丧。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丢一个石头，砸出一个诗人。当时大饭厅座无虚席，大家都在听诗歌。慢慢到后来，现代化使得这样一种狂热慢慢冷却，后来去能容纳800人的教室，刚好坐满。在90年代最衰弱的时候差不多文史楼一个教室就可以。”

1985年，22岁的西川常和五四文学社的一群人去圆明园找一块空地，围个圈子朗诵诗。在北大文化部小院的咖啡厅，他写下长诗《雨季》。

“

我所预言的都必实现，/我要你做的事你定要完成，/在高天之上我将注视你，/在我的卧榻之上我将注视你。/你要欢乐雨水给予，/你要生命雨水滋养，/你要我的祝福，/就请你时时念起我的名字。

这首诗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十月》，并获得了“十月文学奖”，当时的编辑是骆一禾。

西川毕业之际，大学二年级的诗人西渡与四五位写诗的朋友第一次在中文系刊物《启明星》亮相，大三的另一位诗人清平为他们写了评论，对西渡鼓励有加。西渡回忆：“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因为写诗而结识的。”

诗人西渡。

西渡谈起骆一禾、海子等前辈，感叹当时北大诗人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对于骆一禾来说，写诗不是为了获得“诗人”的称号，而是为与中国“文化复兴”命运紧密连接。1918年，《新青年》开启了白话新诗的头；1992年，诗人广泛活跃于公众的视野……从建校以来，北大走出的一代代诗人，映衬着中国诗歌的脉络。正如《希腊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对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诗歌缺少系列性的、能够凝聚民族精神的鸿篇巨制。

西渡的时代是慢的，很多人都在“熬时间”。每天很轻松做完一天的工作就开始很闲。而在他眼中臧棣却很忙，每一天都在想着要去写诗歌。他把诗歌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最重要的部分。他说，不要迷信灵感这种东西，写诗是一种自己能够调节自己智力的影响状态，自己想写就能写。而戈麦则偏爱按计划写作。就像一个工程师一样，有一个蓝图，然后一步一步实现它。在那样一个年代，写诗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待灵感的爆发，而是一种主动地创造。

这种写诗的态度，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生活的态度，让人感动，同时也影响和塑造了北大诗人们一个共通的气质——青春、锐气、自由，这些北大的气质，也是时代的气质。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李睿康；编辑：安安。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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