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改革开放40年｜黄祖光：杭州湾200万到26亿的蜕变

【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今天刊发的是上海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的操作者黄祖光口述。该文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
口述：黄祖光（曾任上海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采访：曹杰、沈红梅、肖瑶
整理：沈红梅、肖瑶
时间：2018年1月16日
我和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起走过了15年。15年里，这片土地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也绘就了今日的美好景象。在这15年里，开发区引进国内外项目100多个，吸引各类投资100多亿元，累计向国家缴纳税金近56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7亿元。
开发区的面积从2平方公里扩张到现在的28.8平方公里。作为这块土地最早的开发者和创业者，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深感自豪。我和我的团队一起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也品尝了丰收的喜悦。
从200万元到26.51亿元
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是上海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以下简称奉贤分区）。2000年9月正式组建奉贤分区。在组建以前领导找我谈话，说准备要拨几千万的资金用于开发区的前期开发。
当时我感觉很不错，几千万呐。都说万事开头难，如果有这些钱垫底，就好办多了。但最后县委常委会决定让我正式去组建这个开发区的时候，主要领导改变了口径，我记得当时找我谈话说：“祖光啊，以前所有的分管领导、其他领导说的几千万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满足你，现在只能给你200万元作为开办费，其余的一分钱也没有办法给你，至于怎么样去运作这些资金，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有一条，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尽管跟我说。”
听到这个情况，我当时心里不是很舒服的，本来说的几千万，到最后只剩下200万元，而且是主要领导说的，就是一锤定音的事情，你也没办法去改变。我想了想后，跟他说：“领导，你要给我政策！”领导马上答应：“行，你只要不问我要钱，要政策，那就是一句话。”当时我想，行吧，200万元就200万元吧！
当时这200万元到底能干什么？管委会、开发公司、党委三套班子，干部八九个人，要配备车辆、办公用具，办公场所租赁等等，全靠这些钱。200万元就是我们全部身家，听上去不少，但真正用起来肯定不够。
记得第一次开班子会的时候我说：“现在领导只给我们200万元，怎么办？我们现在没有退路，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闯。”我们用这200万元的启动资金，开始寻找办公地点。当时的办公地点就是现在的环城南路和江海路的路口，向上海移动公司借的房子，直到现在我都对当时提供帮助的上海移动公司，包括上海电信的领导怀有深深感激。
我们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公务用车，就开始招兵买马，投入到创业阶段。第一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从9月份我们正式启动，到年底员工的工资奖金都发不出来了。我们向建设银行奉贤支行寻求帮助。说实在的，因为是新公司当时我们的财务数据是一片空白，但是银行一口答应借给我们200万元，这第二个200万元让我们渡过了第一个冬天。
我们当时的团队完全是抱着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去开辟这么一个新的开发区。第二年，我们开发区区域、位置、规划，所有的这些都确定下来。第一次规划在沪杭公路以南，上海化工区里边，我们有2平方公里的开发土地，为了离开发的土地近些，我们的办公点就搬到了奉贤林场。这个林场是1958年建的，完全是农村地区，周边没有一个商店，没有一家吃饭的地方，出来最近的到柘林镇2公里，到胡桥镇2.5公里，到漕泾镇3公里，就这么一个四面不着边的地方。当时整个办公的面积也就不到600平方米，我们硬是把党委、管委会、开发公司三套班子所有的人马全部集中到了那里。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小食堂大概总共十几个平方米。吃饭要分三批，第一批11点半、第二批12点、第三批12点半，才能把一顿饭吃完。这个过程我们将近历时两年，一直到2004年，我们开始建大楼，才从林场搬出来。
这期间，我们也没问政府要过一分钱，通过市场化银行贷款来融资，就这样慢慢地走上了一条艰苦创业的道路。我退休是2015年，当时开发公司总资产达到26.51亿元，年可支配收入2.05亿元，资产负债率30.68%。
数次危机，数次化险为夷
开发前期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我们第一次规划完成，刚刚开始着手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修第一条路的时候，市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奉贤分区和金山分区划到沪杭公路以北，这个决定等于把我们2个平方公里开发用地收掉了，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重起炉灶、重新规划。那时规划都已经做好了，就待审批了，但是没办法只能服从大局。
于是又重新规划，当时的规划是在沪杭公路以北，从2平方公里规划到4.5平方公里，这也是杭州湾经济开发区历史上第一次的规划调整，这个4.5平方公里当时批下来以后，又扩到6.9平方公里，恰好碰到国家对开发区的整顿，我们的开发区也列入了整顿范围。
这是最危险的一次，大概是2006与2007年时候。因为扩到6.9平方公里是区里自行决定扩大的，没有经过国家和市的审批，上面不承认。但是有的企业已经签约、已经开建，那段时间，区领导带着我们去北京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协调，目的是一定要把开发区保留下来。因为前期投入了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跟上海化工区有战略合作，它是重化工，我们是精细化工，并且已经签约，很多企业马上要落户。最后终于得到市里保留认可，这也是开发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次最大危机。这个6.9平方公里扩了以后，我们意识到不能单纯作为精细化工为上海化工区配套，应该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当时想到的主导产业是生物医药，所以向市里面要了一个生物医药核心材料的一个基地，市里也很支持。又把开发区从6.9平方公里扩到13平方公里，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雏形总算打造起来了。所以，这个开发区的规划经历了数次调整，从结果来看每一次调整都是对开发区的一次强有力的推动。
在开发初期除了规划调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动迁工作。开发区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动迁工作。当时扩张开发区面积，涉及到很多利益问题，尤其和镇里。原来采取的办法是整建制地把村划过来。扩6.9平方公里的时候，我们真金白银拿出3.5亿元向镇里拿下土地，买了使用权。而且不光是买地，征地的时候，征地补偿费开发区还要掏。这件事情当时在奉贤是比较震动的，一个开发区拿出了3.5亿元的资金，是现金啊，而且我们银行贷款也不是特别多，就是靠开发区自身发展积累起来的资金。
最先碰到的是上海市化工区的开发动迁。那次动迁工作碰到很大阻力，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没有做通，一没有动迁的基地，二时间又很紧，因为上海市化工区要造办公大楼和管理中心，涉及到六十几户老百姓的动迁，要求在一个月里面完成动迁，当时负责动迁的同志感到困难重重。
为了做好动迁工作，我们日日夜夜跟老百姓做工作。上海化工区管委会的领导和区里四个副区长商量，跟老百姓的代表开会、对话，大家面对面讨论，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区长沈慧琪有一天到我办公室来调研，我们面对面的谈事情，他就跟我说：“祖光，这个动迁的事情，要不要我和你亲自背着背包、被子住在这里，要下基层去做老百姓的工作。这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局，我们奉贤没有退路，必须要完成。”领导说要不要他亲自出面？我就说：“沈区长，您要亲自出面做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极为重要。让我们这个班子、我们这些人再努力一把。如果说再努力一把还是不行，那我再来跟您谈困难。”
后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是白天黑夜地做动迁户的工作，做几个带头人的工作。记得那天我很开心，总算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带头人同意了。我马上叫负责拆迁的同志把准备好的材料拿过来，他说第二天签字，我说今天晚上一定要签，马上就签，还在他家里一起吃了饭。第二天开始，我们陆续又做通关键的十几个人的工作，最后都签了字。第三天所有的老百姓都签了字。对于这件事情，沈区长非常开心，他还请我们班子的同志吃了顿饭，说拆迁第一仗这么重要的事情，打得很成功。这件事情领导也很关怀，他亲自派了四个副区长来和老百姓对话、做老百姓思想工作，最后终于顺利完成整个动迁动作。
在转型中创新，在创新中转型
杭州湾经济开发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创新是我们向市里面申报了生物医药的核心材料基地。市规土局非常支持，给了我们1个平方公里的规划，区里也给了1个平方公里，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加2个平方公里，作为新产业的发展基地。随后，我们就提出申请把上海化工区奉贤分区改名为上海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区政府专门发文确认。
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标志着开发区能级的提升、功能新的确立，标志着今后开发的空间更大，责任也更大。当时我们下定决心，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总共投入6亿元巨资做好相关配套。这6亿元我们同样也没有向区财政要支持，也是通过前期开发区自身的积累。
当时我们到奉贤区周边包括市里好多开发区去学习取经，得出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开发区都是靠负债来经营的。后来我也一直在考虑，是不是也要大规模负债来经营。负债有负债的好处，它可以一次成型开发。就是说我们花钱比较方便，没有那么辛苦，压力也轻。如果我们自己努力去挣钱，那么责任就大更辛苦。那就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适当借一部分债，另一条腿就是用经济园区来养活开发区，当时提了这样的思路。
筹建的时候，以经济开发区招商，招注册型的企业，全国各地招。把注册型的企业搞得轰轰烈烈，开发区每年注册型企业的税收增长都是两位数，连续十几年。这样为开发区的财政收入奠定基础，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时银行的贷款和存款比，一直是存款大于贷款。
当然这里面我们整个团体、所有的员工都付出了很辛勤的努力。人光有压力没动力不行，光有动力没有压力也不行。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200万元到总资产26.51亿元，资产负债率也不高。
2017年杭州湾公司在卢湾区买了一栋楼专门发展文化产业，我认为这是新的班子、新的领导的魄力和勇气，也是敢于担当，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发展的一种表现。以前也有这种想法，但没有做到，或者这个想法不成熟，但是现在的领导班子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因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顾名思义不是单单的一些化工产业，我们的追求就是不断的发展新产业。
金融危机下的逆势飞扬
2015年里对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对金融危机没有概念，也没有经历过，只在以前读书的时候看到过美国经济萧条。当时2008年全球经融危机，我们怎样来应对，一开始是很茫然的，当时时光辉区长召开会议探讨这件事。在探讨会上表示，我们只能是面对它，而不是去害怕、去躲避，所谓面对就是脚踏实地，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加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尽管我们有许多项目终止了，但是我们可以去开辟新的招商领域、招商项目，我们的招商队伍要加强，招商机制要激活，要用新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困难。
到2008年底，开发区税收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几。用当时区长的话说，你这里是逆势飞扬。碰到重大困难靠什么？就是靠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开发区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我讲的这些因素，包括我们大家努力，包括我个人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就是开发区现在的新局面，能够担当起奉贤区委、区政府交给的重任，这是值得的，也是一种欣慰。
纵观杭州湾开发区这些年，我认为成功主要的因素有很多。有一个好的团体很重要。我很感动于我们的员工。当时在创业初期，在林场的办公楼里边，我们整个团队和所有员工经历了你们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辛苦。下雨了整个底层的办公场所都是水，林场那个地方就是农村，旁边都是林地，水里面有蛇游进来。女员工吓得尖叫起来。7月份又碰上下雨天，平时老鼠出没，蚊子更不用说了，员工们手臂上、小腿上每天都被咬得都是蚊子块。他们真得很累，但是员工们始终没叫苦，虽然条件艰苦，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艰苦创业。所以我说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员工队伍非常重要，一个开发区的成功关键是人。
杭州湾开发区2006年政企分设，2009年又面临国企改革并且是区里试点。当时领导提出来要我们脱离公务员转为企业，我是奉贤区开发区国有公司第一个脱离公务员身份的，那时确实有顾虑，也有思想斗争。但是最终还是服从大局。改革是一个大局，当然当时领导跟我们谈时出台了许多方案，最后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我们这些人到了国企以后，公务员辞掉了，退休年龄要延长，虽然，这件事情后来也没有兑现。还有在薪酬、资金方面，领导讲的这些也没有兑现，包括有的文件也没有兑现。当时由于困难重重，我们确实奉献了很多。改革确实会触动一些利益，改革也需要奉献精神，虽然辞掉公务员到国企去，但是我们无怨无悔。我们这个团队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主要领导要有以身作则和吃苦干事在前、待遇荣誉在后的精神。在开发区的这些年，所有的荣誉我都不要，都给班子其他同志或者一线的同志，荣誉我都给他们争取。我当时一直说我们只有干事的份，干好事是我们的本份。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团队，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员工队伍，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带领好他们。这也是改革发展的一种原动力。
不断改革与创新才有出路。当你确立目标以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间，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不断创新。我记得开发公司在奉贤当时所有的开发区的国有公司里面，我们第一个建立职代会制度，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职代会的讨论。员工们非常认真地履职，写了好多好多建议。我直接跟员工代表对话，直接跟他们交流，面对面听取他们对领导的建议和意见。我们感到职代会的建立对公司的治理机构是一大推进，也是非常重要的。
开发区能够这么快崛起发展，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之外，与所在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当时政企分设以后，第一家镇企分设以后，农村农民的管理功能划给了所在的镇。镇里积极配合开发区，把动迁、老百姓的就业、农村的管理等等的义务承担起来，当然资金是我们承担，但是这些面广量大的民生是镇里承担。区里各个部门对开发区也很支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杭州湾在改革中再出发
化工产业是上海杭州湾开发区的特色产业，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人“谈化色变”是不对的。当然，放任粗放型的经营也是有问题的。上海市化工区的发展是大化工、重化工，这个是国家的定位和战略，是属于国家级的开发区。市化工区也面临着整体的提升，市化工区管委会也在努力、企业也在积极的准备，而且积极的响应。
这里面关键的关键就是它的一些产品、结构、产业能级的提升。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承接它的一些转移。2013年底，我当时在奉贤率先提出壮士断腕的想法，产业结构一定要调整。就是要第二次创业，把以前感到粗放型的企业，那个时候是符合政策引进、符合环评标准的，按照现在来说已经不符合了，要坚决采取措施，要下马、停产、收购、关掉、转型等几种方式，发挥企业、政府、开发区大家各自的优势，把这个产业的能级提升，把这个环境的治理提升，这样才能做到“谈化不色变”。不能达标的，必须要整治达标。当时我们投资了数千万元，建立几个监察点，这些设备都是从欧洲引进的，非常先进，要发挥这些作用，同时要跟区水务局、环保局、上海市监察总队联网。把这些环保、安全、危险、危害控制到最低，控制得更好。关于杭州湾的未来，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去做：第一个方面，整个杭州湾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规划，那么上海杭州湾经济开发区在里面担当的角色非常重要，必须把自己的功能定位跟市里、区里重大的战略发展融合，我们毕竟是一个点，整个杭州湾是一个片，是上海的南翼。奉贤在整个杭州湾里有一个举重轻重的地位，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奉贤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里面一颗重要的棋子。在杭州湾奉贤是南翼，突出了奉贤的重要。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的定位、调整必须跟大杭州湾开发的规划相吻合，要有为有所不为。以前我们境内招商引进的项目，包括星火开发区引进的项目，包括临海工业区引进的项目，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按照现在这个杭州湾北岸的开发来说，可能需要大幅度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担当的勇气，产业的规划、能级要跟大杭州湾北岸的开发相匹配。第三个方面，整个环境的治理，要跟大杭州湾北岸的开发相匹配，因为原来环保、安全这一些意识只停留在原来的时代和原来的要求。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包括相应的政策都是围绕那个时代做的。现在杭州湾北岸要大规划、大开发，那么必须要高起点、高标准，要重新调整，起步要高，要把整个环境、生态纳入它的整个战略开发。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领导需要这方面的担当和勇气，要不断改革，这是关键，更要勇于开拓创新。
【口述人简介】
黄祖光，1955年6月出生。先后任奉贤县胡桥乡窑桥村副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胡桥乡副乡长，乡工业公司总经理、支部书记，奉贤县胡桥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胡桥乡（镇）农工商联合社理事长，奉贤县胡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胡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奉贤县经济委员会党工委书记、主任，2000年任上海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06年任上海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上海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他经历了杭州湾经济开发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