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7项前瞻研究速览：绕不开的后真相、透明度和川普

本文转载自全媒派（id：quanmeipai）

一年前，学者们聚集在英国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参加了2017新闻未来会议。最近，新一期的Journalism Studies（2018年第13期）特刊集中呈现了这次学术讨论的成果。

在外部环境对新闻业带来巨大震荡下，来自全球的学者聚集智慧试图回应一系列问题：后真相时代如何定义新闻？新闻的合法性是什么？新形式的话语如何影响公众对媒体的看法？…...

全媒派（ID：quanmeipai）编译尼曼新闻实验室（Nieman Lab）一文，带你快速了解七项最具启发性的研究，来看新闻业将去向何方。

旧新闻的崩溃与重建

新闻业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每时每刻都像风蚀雕刻一般，给新闻业带来新的想象。

在表征之下，新闻业的变化与现实有着怎样巨大的互动？Silvio Waisbord发表了题为Truth is What Happens to News: On Journalism, Fake News, and Post-truth的论文，从更大的背景出发，充分考察了新闻业变化中蕴含的复杂性。

Waisbord认为，当下发生的一切其实体现了新闻业在公共生活中面临的竞争地位，和公民在新的社交生态中信仰形成、公共交流混乱的复杂性。

在近一两年，假新闻对新闻业产生了强大冲击，被认为是新闻业变化的一个显著症状。

Waisbord认为假新闻并不新鲜：“人际交往中的谎言、歪曲和美好的修辞一样古老，大规模的鼓动宣传和当代大规模的劝服活动一样声势浩大。”但是搭载在社交媒体发达、现代民粹主义活跃的现实中，“假新闻”这个古老的议题成了公共传播地震的新反映，在这场地震中，信息稀缺、垂直多层信息交流的时代终结，公众在新闻生产、接近和使用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新闻业失去对信息的控制，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复杂、开放的机构。

在“旧新闻秩序的崩溃”下，新闻实践中的传统新闻原则和概念难以为继。当代公共传播呈现出混乱，在全新条件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公众和媒体该如何应对。

在当前，一提到“假新闻”、后真相，似乎每个人都会热情地与虚假开战，观察家就会呼吁打击错误信息、讽刺无知、要求提升媒介素养，或者要求社交媒体监控内容清理网站…但在作者看来，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

他认为采取上述措施并不会解决“假新闻”和“后真相”带来的问题。因为错误信息，有争议的事实和多层次且混乱的公共交流只是目前公共传播的动态，在这些表层问题之下埋藏着最根本的挑战——公共领域的变革。

博弈正当时：对新闻的对抗与记者的反对抗

2016年8月6日，还处在激烈竞选之中的特朗普在Twitter炮轰媒体：“我不仅仅是与克劳德希拉里克林顿竞争，我正在与非常不诚实和完全偏见的媒体竞争——但我会赢！

在他之后，对于美国新闻业而言，对记者的信息准确性和政治倾向的质疑、批评已经成为政治斗争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att Carlson在大会上发表的文章The Information Politics of Journalism in a Post-Truth Age聚焦后真相时代下，记者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如何争取新闻权威，如何面对自身的弱点和局限，防御政治家对记者的批判和攻击。

Matt认为，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它的力量和权威不是来自孤立的新闻文本，而是周围的关系、文本的可理解性和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新闻机构赋予记者一定的权力，让他们通过广泛传播的文本塑造关于世界的共享话语。但是在当下，传统新闻机构面临的挑战无疑瓦解了这种权力。

记者如何面对后真相时代下的批评和不信任？作者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新闻工作本身。他提出了三点解决之道：

1. 记者需要认识到，他们所处的不友好环境是由持续的党派攻击造成的。在特朗普2017年1月的一份声明中，他将新闻媒体称为“一个反对党”。

2. 记者需要勇敢宣扬自身对公共话语的贡献，应强调在复杂事务中主观判断的质量。这似乎违背了专业新闻的某些原则，比如“记者应该将自己的存在从报道中隐去”，但Matt认为，这些原则虽然有助于实现客观性，却破坏了记者的新闻权威。

3. 记者需要积极地与各类批评、攻击进行辩论。这需要记者承认新闻制作并不精准，Matt认为，一个更积极的新闻工作流程应该呼吁更多的自我批评和对错误、缺点的勇敢承认。

当媒体不被信任 谁在赢得大众？

美国电视讽刺节目的角色重审

在特朗普时代，公共交流危机以党派形式加剧，新闻媒体越来越不被信任。但是，与消极的观察家的结论不同，年轻人并没有放弃新闻，而是在寻找讽刺节目等其他信息来源来深入了解政治问题。

开播自1996年的深夜政治讽刺节目《每日秀》

电视讽刺节目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繁荣。在主流新闻媒体信息提供功能受到挑战的今天，很多人认为，美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知情的、批判性的公众平台来掌握真相。

十多年来，电视讽刺因其重新想象政治新闻的可能性而得到认可。尽管电视新闻大获成功，但是传统的观点普遍认为，不应过高估计电视讽刺的民主作用。

讽刺节目的一个缺陷是它无法影响和改变政治。讽刺作家将观众的愤怒转化为讽刺性的攻击，从而替代了真实的集体行动。电视讽刺降低了民众情绪的阀值，舒缓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因此，电视讽刺虽然被描述为具有社会目的的幽默，但是它无法超越喜剧本身，促进解决政治问题的建设性思想。

在特朗普时代出现后，电视讽刺实践再次引起观察者的注意。Allaina Kilby发表了题为Provoking the Citizen Re-examining the Role of TV Satire in the Trump Era的论文，重新观察新环境下电视讽刺节目的特点，考察电视讽刺节目是否可以作为特朗普时代新闻报道的补充方式。

HBO深夜脱口秀节目“Last Week Tonight with John Oliver”

Allaina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最近的两档电视讽刺节目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为政治讽刺节目的有效性进行了有力辩护。

研究发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电视讽刺的报道实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喜剧和批评话语，进入到了倡导公民参与实践活动的公众领域。Allaina发现当前的电视讽刺节目通过提供解决方案、激励（甚至是激怒）观众等多种手段，倡导公众参与新闻实践，从而重构和扩展了电视讽刺这种类型的更多可能。

获得认可：新闻场中的规训与创新

在过去十年，新闻业已经接纳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组织，他们争相试图在新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对这种新势力的相关研究却仍然很少。

Paul Stringer将目光投向了这些相对较新的进入者，研究了这些组织如何在同行和公众中获取承认、争取合法性。基于借助布尔迪厄提出的“场”的概念，Stringer以BuzzFeed和Vice为代表的数字原生媒体组织的新闻实践，以20多份半结构化的访谈形式，分析了新进入者是如何参与到新秩序的构建之中。

Stringer认为，作为新闻业的相对新进入者，数字原声新闻媒体希望通过混合式的方法获取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种“保留某些传统道德标准和界限”，同时，“拥抱新的价值，兼容数字媒体文化”的逻辑。

受市场驱动的底色，强化了BuzzFeed和Vice获取公众认可的愿望，被同行认可为合法的愿望，使得他们在实践中强调传统的新闻实践规范。与前一种愿望相比，后一种愿望与社会地位、可信度和隐形奖励等无形资本的关系更为密切。

这两种愿望交织在一起，表现为新闻实践中的混合特点。

BuzzFeed和Vice通过招聘传统媒体工作者、复制传统的新闻规范和实践，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同时，他们又重视那些具有新审美、拒绝传统的年轻员工。这些年轻员工，为组织带来了新形式的文化资本。

他们强调内容的年轻化和审美的新引领

作为新进入者，BuzzFeed和Vice在对新闻场带来变化的同时，也需要接受该场域的规则。这种对新闻业传统文化资本的认可和追求，确保了新闻业原有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

那些最完全内化“内部”价值，或该领域原则的人，最有可能被同行标记为合法。
——布尔迪厄

Stringer认为，通过这种“规训”减轻了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除非这种新兴的新闻工作方式成为该场域的主导文化资本，新进入者从异端成为正统，否则对于所有进入者而言，追求承认和合法性将是一种强烈、持久的混合动力。

特朗普：影响媒体信任问题的超强因素

在美国，自2016年大选以来，新闻媒体遭受了由总统发起的，频繁而激烈的攻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在1976年，大约72%的美国人信任主流媒体，这一数字在2016年降至32%。

关于新闻可信度的不断下降， Rachel R. Mouro等学者在最新的文章Media Repertoires and News Trust During the Early Trump Administration中认为，在研究媒体信任等问题时，必须检查公众接触的全部新闻来源，以便更具体地了解新闻媒体选择与新闻信任之间的关系。

他们进行了一项调查，探讨了对特朗普的党派认同和个人倾向如何影响其媒体消费模式（News Repertoires），而这反过来，又可以预测公众对新闻的信任程度。

论文中对“News Repertoires”这一概念的具体应用

在这里，作者借助此概念（Media Repertoires）来表明公众在新闻接触上呈现的多样性。在信息过剩的时代，人们有更多元的新闻来源接触世界，而不是依赖其中某一个。

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美国，公众对媒体的消费模式存在四种“类型”：低新闻/本地新闻用户，新闻迷，保守用户和主流新闻用户。

总体而言，新闻迷和主流新闻用户更为信任媒体，保守用户对媒体怀有最低的信任。此外，对特朗普的支持是对新闻不信任的最强预测指标，特朗普对媒体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它解释了超过10%的模型方差，是“党派关系”这一自变量影响程度的两倍。这一发现强有力地表明，在当下，总统修辞的影响超过了文献中党派关系的传统影响。

模型中不同因素对媒体信任的影响程度

因此学者们认为，白宫对媒体的敌意对公众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超出了党派关系影响媒体信任的方式”。

一个特别视角：公众眼中“无用”的新闻透明度

透明度通常可以理解为开放性，它在新闻实践汇中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解释新闻的制作过程，并邀请公众参与新闻的生产制作。

透明度被认为是当代新闻业的重要道德原则，有助于提高记者和学者的责任感和信誉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研究公众对透明度的看法。Michael Karlsson和Christer Clerwall认为，既然这一领域得到的学术关注是如此不足，认为更加透明的新闻能够改善公众对新闻业的看法，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他们利用2013至2015年收集的瑞典实验数据，评估了不同的透明工具如何影响公众对新闻的评价，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知识。

公众对不同透明度工具的投票情况

他们的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结论。总体而言，虽然大多数透明度工具都得到了积极响应，但对公众而言，披露新闻透明度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可能没有主动注意、理解或者关注到透明度。其次，调查中的许多受访者在对透明度工具进行评级时选择了中性选项（态度中立）。当受访者参与“怎样使新闻业变得更好和更可信？”的讨论时，透明度并不在他们的讨论议程上。

公众对新闻透明度工具大多给出了中性评价

考虑到这些研究结论，学者们认为，希望通过透明度来恢复新闻可信度的想法，可能过于乐观。当然，从另一方面思考，如果透明度的确对新闻业意义重大，那么我们可能亟需引导公众认识和欣赏这一点。

在未来的研究中，Karlsson和Clerwall认为需要更详细的研究议程，学者们对透明度应采取更为批判的观点，并且应该避免将透明度过于抽象和笼统。

“后真相”：并不新鲜的“新”事物

D'Ancona（2017）认为“后真相时代”的特点是：“真相价值崩溃，可与货币或股票崩溃相比的全球趋势”，这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民主的正统观念和制度正被一股丑恶的民粹主义浪潮所震撼。理性受到情感的威胁，多样性被本土化威胁，自由被专制绑架”。

对于新事物的了解总是从旧事物开始。学者认为，研究“后真相”环境下的新闻媒体，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媒体正在广泛面对的新变化。

英国学者Vera Slavtcheva-Petkova就进行了一项这样的研究，他将视线投向了欧盟最贫穷、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保加利亚。

巴尔干半岛“玫瑰之国”保加利亚

这项研究认为在保加利亚，新闻工作者构筑了一种自我互惠的新流程。这种新流程通过频繁的自我互动，调解媒体人道德原则和现实行为之间的冲突。

一个词——悲剧。无论是社会还是媒体，都不再有对高质量新闻业的需求。媒体信任度极差，新闻业的地位极低…许多优秀的记者离开进入其他领域，成为公关人员变成了媒体人的好出路。
——保加利亚某媒体编辑

在描述当下的新闻业的现状时，保加利亚的记者们都谴责事态的发展，对现实持批评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承认自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们利用一种弹性技术，解释了“真实新闻”与自身承诺的新闻理想之间的差距。记者们虽然在规范层面与商业合谋、贿赂、赞助等行为保持距离，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确拒绝参与这些做法。

在欧洲，民粹主义野火又生

记者们表示，“后真相”政治时代在保加利亚一直是短暂的。但事实上，民粹主义的承诺从未失去过对选民的吸引力。前国王Simeon II“在800天内改善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的所谓承诺已经回荡了17年，记者们从未质疑和阻碍过这些进程。这对他们的职业声望产生了不可否认的损害。

Vera Slavtcheva-Petkova认为，只有当记者从虚假的自我安慰中走出，承认自己在“后真相时代”的角色时，保加利亚的新闻业才有可能爬出低点。对于未来的研究，他认为应利用更广泛的理论方法深入这个问题，探究后真相政治中新闻理想与实践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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