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打医生暴露了医患关系的何种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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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北大医院妇产科医生遭群殴事件引起舆论震怒,目前已经升级为刑事案件。

  医患冲突为何频繁发生、 “医闹”又为何屡禁不止?在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患者对于治疗者的不信任心理?

  我们今日的推送内容,对于医生在面对患者时所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原则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这些原则包括诚实、隐私、保密、忠诚等。它们不仅应该被用来约束医生行为,更应该成为就医者了解医生行为原则的窗口,也许唯有相互理解,医患双方的信任关系才能建立。

  医患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阐述诚实、隐私、保密和忠诚等道德规则,进一步细化这些道德原则,将它们应用于医疗专业人员或研究人员以及病人或受试者。其中有些规则是单个原则的细化,有些规则是多个原则的细化。

  令人吃惊的是,医学伦理准则在传统上一直忽略诚实的义务和美德。希波克拉底誓言没有倡导诚实,《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也没有。美国医学协会《医学伦理原则》自诞生之日起到1980年,都没有提及诚实的义务或美德,但在告知病人什么的问题上,却赋予医生毫无限制的自由决定权。在1980年的修订版中,美国医学协会只是建议医生“诚实对待病人和同事,”而没有加以详细阐述。与这种忽视诚实的传统相反,在当代生物医学伦理学中,坦率、诚实和讲真话的美德是医疗专业人员和研究者最广为推崇的品质。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关于诚实规范和诚实美德二者的本质和地位,传统准则和当代文献都是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我们现在可以说,正如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在19世纪所指出的,“诚实到底是一种绝对的独立的义务,还是某个更高原则的具体应用,人们对此似乎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沃诺克(G. J. Warnock)把诚实作为一个与有利、不伤害和公正同样重要的独立原则和美德。我们认为,最好把诚实义务理解为多种原则细化的结果;凭良心遵守这些细化规则对建立牢固的医患关系至关重要。

  诚实

  

  西奇威克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古典功利主义学说的最好阐述者

  诚实的义务

  医疗中的诚实是指全面、准确和客观地传达信息,同时也指专业人员提高病人或受试者理解能力的方式。有三种观点论证了诚实义务的合理性。第一,诚实义务的基础是他人应当得到尊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尊重自主为“告知与同意”规则提供了最基本的辩护根据。即使同意规则毫无争议,诚实义务也仍然是以他人应当得到尊重为基础的。第二,诚实义务与忠诚、信守承诺的义务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就隐含着我们承诺将讲真话,不欺骗对方。病人或受试者一旦进入治疗或研究关系中,他们就进入到了一种包括获得关于诊断、预后、医疗程序等真实信息之权利的契约或协议之中,就像专业人员从病人和受试者那里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一样。第三,医疗专业人员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关系,最终都取决于信任,而遵守诚实规则对增进信任是必不可少的。

  像本书中的其他义务一样,诚实也是初始义务,而不是绝对义务。当诚实与其他义务发生冲突时,谨慎处理医疗信息,包括隐瞒、欺骗和撒谎,有时也是正当的。尽管离开特定情境,各种诚实义务的重要性难以确定,但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概论:不涉及撒谎的欺骗通常比撒谎更容易获得辩护,部分是因为它没有后者那么严重威胁欺骗者与被欺骗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完全告知和不告知通常也更容易获得辩护。与不撒谎、不欺骗的义务不同,告知医疗信息的义务取决于特定关系。例如,病人将自己托付给临床医生照顾,因而获得知情权,否则临床医生没有义务提供信息。

  告知病人坏消息

  对病人隐瞒癌症诊断或濒死预后信息已被广泛地讨论过,但是,关于不告知何时是正当的这一问题,在不同文化中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关告知的一个著名案例是54岁男性病人X先生同意手术治疗可能是恶性的甲状腺瘤。术后,医生告诉他诊断得到了证实,瘤体已被成功摘除,但没有告诉他癌细胞可能会向肺部转移,他有可能在数月内死亡。然而,医生把更全面的诊断信息以及X先生的预后信息告诉了他的夫人、儿子和儿媳,所有这些人,包括医生,都同意对X先生隐瞒这些诊断和预后信息。医生只是告诉X先生,他需要“预防性的”治疗,X先生同意接受放疗和化疗。医生没有告诉他稍后出现气促和背疼的可能原因。X先生没有意识到他即将死亡,三个月后去世。

  告知政策的变化。近几十年来,美国医生向病人告知癌症诊断的政策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961年,在接受调查的医生中,88%的人表示会努力避免向病人告知癌症诊断;但到1979年,98%的被调查者表示有告知癌症病人的政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可供选择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增多了;某些癌症的存活率提高了;害怕医疗事故诉讼;医院团队成员的介入;对待癌症的社会态度改变了;更加关注病人的权利;医生越来越认同沟通是增进病人理解和配合的有效手段。

  在1979年的调查中,医生认为“在决定告知病人时最经常考虑的四大因素”是:年龄(56%的被调查者)、亲属对告知病人的意愿(51%)、情绪的稳定性(47%)、理解力(44%)。不幸的是,正如X先生的案例,家庭成员的意愿常常对临床医生关于是否将诊断和预后告知病人的决定产生不利影响。有些医生可能会反驳说,家庭成员能够帮助医生判断病人是否具有自主能力、是否有能力接收有关重大风险的信息。尽管确实如此,但这种反驳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未经病人同意,医生有什么权利把病情先告知家属?对多数病人而言,家庭能够提供满意的照顾和支持,但是,具有自主能力的病人有权拒绝家人的介入。如果在医生道德倾向中诚实是首要的义务或美德的话,那么医生把病情先告知病人家人是不道德的,即使病人家人要求这样做。286最好的办法是从一开始以及在病情的发展过程中都征求病人的意见,了解病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他人介入。(参见第三章我们关于告知的讨论。)

  谨慎告知的案例。尽管我们刚刚谈到了家庭的角色,但是,特殊案例中的诸多复杂及微妙之处表明,对诚实原则进行限定是一个合理要求。例如,有关癌症的医患沟通的某些复杂性就呈现在下面这个案例中。多年来,一位因年轻时在战场的勇敢行为而被授予勋章的90岁病人,变得极度害怕患上癌症。对他来说,癌症意味着一种可耻的、痛苦的、致命的、无情扩散的疾病。他因嘴唇溃疡就医,活检诊断为鳞状细胞癌,该病只需短期放疗即可治愈,不需要任何手术治疗,甚至不用住院。这位年迈的病人含着眼泪问:“不是癌症,对吗?”医生同情地回答不是癌症。

  在这个案例中,医生根据几个理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第一,他强调病人有“有效保证”的需要。第二,他认为告诉病人没有得癌症比告诉他得了癌症“更为诚实”,因为考虑到病人不可改变的特殊信念,告诉他得了癌症,但可以治愈,又“不给他留下一个错误的、不真实的印象”,这是不可能的。第三,用病人自己的语言谈论病人及其忧虑,表现出来的不是家长主义的傲慢,而是对病人的尊重。这些理由暗含着一种信念:由于错误信念,这位病人缺乏理解癌症诊断的能力。对他来说,癌症预示着死亡。(参见第三章我们关于错误信念的讨论以及第五章关于弱家长主义的讨论。)

  克里斯塔克斯(Nicholas Christakis)指出,美国的职业规范一般支持坦率、直接告知诊断信息和可选择的治疗方案的信息,但是不鼓励坦率告知预后信息。对于预后信息,职业规范反映了真实、准确和移情等价值,以及病人对治疗怀有希望的价值。同情、亲切和敏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规范和美德倾向于支持逐步告知而不是立刻告知“坏消息”。一项研究表明,在被调查的美国医生中有一半的人表示,当把坏消息告知病人时,他们强调治疗的可能性而省去了最坏的部分(即整个预后情况)。逐步告知可以避免所谓的“真相大白”和“终极坦率”。逐步告知试图在有利原则、不伤害原则和尊重病人自主原则限定的范围内实现诚实。除了逐步告知信息,遵守这些职业规范的医生还可以不确定和模糊性为基础,引用其他病情类似的病人的数据,乐观地向病人告知信息。

  在一个康复医学的案例中,医生为了维持病人的希望,采用了合理的逐步告知方式,并使用谨慎的语言告知预后信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一个中风康复病房中,一名医生谨慎地管理着一位中风病人的病情信息,在与病人的交流中尽量含糊其词,而这位病人在他们第一次接触时就问起他的胳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康复。从一开始,这位医生就知道这位病人的胳膊要恢复到运动自如不太可能,但是,他非常谨慎地进行答复,其答复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这与他相信的和感知的不完全一致。他强调预后的局限性,康复的不可预知性,以及给大脑一个康复机会的必要性。病人暂时接受了医生的回答,显然他更喜欢医生“关于未来的含糊表述,而不喜欢他所害怕的永久性瘫痪这种判断”。尽管病人依然虚弱,但这种含糊但充满关心和支持的交流,伴随着医生对病人行走和日常活动练习进展的赞许而持续着。两周之后,当病人热衷于自己的进步而再次询问医生“我的胳膊怎么样了”时,医生回答说:“胳膊的康复可能不如腿好。”尽管这句话证实了病人的担忧,但他关注的是整体的进展,并希望医生可能错了,特别是听到医生再三强调无法“准确地作出预后”时。

  

  后来在评论这个病例时,这名医生解释说,由于受训于“病人自主”的时代,他一度觉得“应当尽可能早地告知他所能提供的预后信息”,对行走功能的恢复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做出肯定性预测,努力淡化令人不快的消息,如胳膊的康复问题。然而,由于病人希望恢复到他以前的生活状态,因此坏消息容易盖过好消息。因此,他越来越确信,大多数“病人在到达康复医院的那一刻还没有做好面对冷酷事实的准备。在逐渐恢复某些失去的功能的同时,他们需要时间来接受身体残疾这一现实。这是一个急也没用的过程”。医生进一步强调,患有这种严重疾病的病人寻求的是希望和现实的并存,他认为“只提供任何一种都是伤害。希望是很脆弱的东西,容易被不小心提供给病人的‘事实’击碎……当我们热衷于病人的自主时,不应忘记点燃希望的重要性。”

  有限告知的论证。在许多医生为其行为所做的辩护中,隐含三种论证医疗有限告知和欺骗行为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假定:违背诚实义务是初始(prima facie)错误的,但有时是正当的。第一个观点的依据是西奇威克及后继者所说的“善意的欺骗”。长期以来,这种欺骗一直是医学传统的一部分。其辩护者认为,告知,尤其是关于死亡预后的告知,有时违反了有利和不伤害的义务,因为它引起了病人的焦虑,摧毁了病人的希望,减弱或消除了治疗的效果,甚至导致病人自杀,等等。

  第一种观点是“你不知道的信息伤害不了你,反而可能帮到你”的后果论观点。反对这种观点的一个依据是后果预测的不确定性。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尖锐地表达了这一反对意见:“我反对因担心病人惊慌而对病人说谎的合法性。后果跟你没有关系;你应当讲真话。此外,你也无法肯定你告诉病人处于危险将产生什么后果。”14 正如托尔斯泰曾经所写的那样,撒谎只会增加而不会减轻痛苦:“最让伊凡·伊里奇痛苦的是谎言,他们出于某种理由维持的那个谎言……他只是病了,不会死的,他只是需要安静地呆着,遵守医嘱,然后就会出现巨大好转。”

  另一种反对善意欺骗的观点关注的是欺骗对医患之间特殊的信任关系和医生道德品质造成的长期威胁。欺骗也可能对病人的自我形象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这些都是保持谨慎的强有力的理由。尽管通过真实信息可能对病人健康造成消极影响来论证使用欺骗手段的正当性有时是可以接受的,但其他不具欺骗性的手段通常是更令人满意的。

  不告知和欺骗的第二个理由是医疗专业人员无法知道“全部真相”——“你永远不会知道将发生什么”,“每一个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等等。即使专业人员知道全部真相,许多病人和受试者也无法领会和理解提供给他们的信息的范围和含义。然而,这个理由并没有消解诚实的义务。把一个复杂情况的全部真相告知病人,是医疗专业人员用来衡量自己行为的一种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往往只能接近,不可能完全实现。我们最好利用这个理想来制定一个具有实质的完备标准,这个标准对医疗专业人员来说是切合实际的和适当的。(参见第三章的讨论。)

  第三个观点是,有些病人,尤其是危重病人和濒死病人,不想知道病情的真相。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也许知道,有些调查几乎普遍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想知道真相,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有些病人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用暗示表明他们实际上并不想知道真相。然而,关于病人真正需要什么的说法与病人的自述矛盾时,这些说法本身就是不可信的,第三个观点为公然的家长主义行为树立了危险的先例,尽管它们披上了尊重自主的外衣。不管怎样,论证不完全告知的第三个观点的更为精妙的版本指向一种特殊的隐含请求,即病人请求不告知。在这种少有的情况中,医生为迎合病人特殊的信息需要、兴趣和愿望而对病人的信息进行裁剪是合理的。但是,解读病人确切的“请求”需要极高的敏感性。

  告知全部真相的微妙之处。一位意大利肿瘤专家表示,她试图告知病人“全部真相”,但病人的家人有时要求她不要使用“癌症”这个词。于是她依靠非言语交流与病人建立诚实的治疗关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信息需求。意大利许多医疗机构强调对病人有利,与在其他一些国家盛行的对病人自主的强调并行不悖。调查显示,在是否告知实情的问题上,意大利人大概是五五开。在对一家意大利综合医院1171名乳腺癌病人以及他们的内外科医生的一项调查中,只有47%的女性病人表示她们已被告知患了癌症(与之相比,只有25%的内科医生表示他们没有给病人提供准确的信息)。

  尽管意大利的社会实践反映了不同于别国社会实践的一些观念,但他们并不一定不尊重个人自主。我们可以肯定医生尊重病人自主的义务,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病人行使自主权的方式反映了他们的自我理解,包括社会文化期待、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选择不知情与选择知情一样,都可以被看成是自主的,两者都体现了尊重的价值。佩莱格里诺(Edmund Pellegrino)正确地指出:“把真相或决定权推给一个希望淡化濒死消息的病人,是对尊重自主之道德基础的不必要且有害的曲解。”因此,根据病人的真实喜好而不只是根据医生对文化理想的理解对信息进行删减,以此来尊重病人的自主性,关爱和敏感是必不可少的。

  满足特定病人对预后信息的需要常常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个案例中,一位有两个孩子的26岁母亲患有侵袭性腺癌。经过放疗以及两种不同化疗的联合治疗后,她的身体非常脆弱,但病情稳定。她持续吸氧,且每天需注射三次长效吗啡(60毫克)。但是,她精神饱满,生活积极。她告诉新来的血液肿瘤专家,她有“一种感觉”(根据她臀部疼痛的加剧和肿瘤的增大):“事情的发展不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好”,并希望他有些新“招数”。 在他解释一种新药的功效、潜在的副作用、他们为防止这些副作用将采取的措施,以及他“希望我们将开始看到可能治愈她长期寻求的反应”之后,她热切而迅速地同意使用这种新药。

  然而,在前往化疗室的路上,她转过头对他说,她听说一位濒死的白血病女病人为了让孩子们记住她,为孩子们写下了几个故事。她接着说:“我的闺蜜说过,我应当为孩子们做同样的事,但是我认为我不会就那样死了。丹医生,是吗?”医生说他当时就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沉默”。面对这个几乎像事后提出的决定性的问题,他毫无准备,他也不知道站在忙碌的诊疗大厅里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根据他以前学过的方法,他认为那不是一个适合透露坏消息的地方。面对病人容光焕发的微笑,他回答说:“不,丽莎,我认为你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满怀希望这种新治疗将有效,你也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这正是我所想的,丹医生,”她回答说,“谢谢。现在就开始第三个疗程吧。”14天后,她去世了,没有给她的孩子们留下她的故事。多年后,这位医生总是回想起他最后对她说过的话,他不知道当时将不同的信息和坏消息一起告诉她,是否能使她写下一些诗句或用磁带录下她的想法或留言,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栩栩如生的记忆:充满活力、无忧无虑的母亲。

  处理影响同事和病人的负面信息

  揭发治疗失当和不称职的医疗专业人员。医疗专业人员常常面临一些两难困境:是否应当揭发医疗失当和不称职或无德的同事。美国医学协会《医学伦理原则》出于维护公众与医疗行业之间的信任,要求揭发某些情形中的这些问题:“医生应当诚实地对待病人和同事,尽力揭露品行恶劣、能力低下或参与欺诈及欺骗活动的医生。”然而,同事之间的揭发并不常见。对许多医生而言,医学伦理学的希波克拉底传统和“绅士”传统所强调的职业忠诚是一道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这种社会现实不能成为不揭发严重失职行为的借口。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医疗专业人员不仅有调查这些问题的义务,而且还有纠正这些问题的义务。

  尽管有这种义务,但是一堵沉默之墙还是常常遮蔽了医疗失职行为。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小男孩的父母带他到一家医疗中心治疗呼吸疾病。在他被送进成人重症监护室后,他接受了十倍于正常剂量的肌肉松弛剂,呼吸插管滑落,向胃内泵入氧气长达几分钟之久,导致他心跳停搏和永久性大脑损伤。他的父母偶然听到了一段提及用药过量的对话。尽管当事医生解释说,他决定不把这个错误告诉男孩的父母,是因为他们“已经够担心了”,但是,男孩的父母觉得他们之前所信任的医生的欺骗行为无异于雪上加霜。

  研究表明,隐瞒医疗失职,包括不承担责任和不道歉,已经威胁到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加了法律诉讼的风险。为了鼓励揭发错误,在专业人员中形成互相信任和崇尚道德的风气是十分必要的。例如,芝加哥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医生诚实地报告了他不小心将一根HIV感染病人以前使用过的药签用在另一位病人身上。虽然这个错误没有对谁造成明显的伤害,但这位医生的诚实换来的却是解雇以及同事对其困境的冷漠。这给这位年轻医生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隐瞒和欺骗比诚实更明智。

  对第三方支付者的欺骗。在第三章,我们提到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要求医生对一种假想情景做出回应,70%的医生表示会使用“癌症筛查”而不使用“筛查乳房造影术”的术语,只有这样,病人的保险公司才会报销其医疗费用。对保险公司而言,仅当存在乳房肿块的症状或乳腺癌迹象的客观临床症状时才能使用“癌症筛查”,但是,在这个案例中二者都不存在。令人吃惊的是,85%的人认为使用“癌症筛查”没有欺骗保险公司。

  美国控制医疗费用的行动,尤其是通过监管式医疗机构的行动,已使一些医生使用欺骗手段来获取第三方支付的费用。一位妇产科医生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40岁的妇女因先天性不育症接受腹腔镜检查。由于这位妇女的个人保险条款不涵盖这种疾病,主治外科医生便指示住院医生不要将有关不育症的任何信息写入手术记录中,而是要强调在骨盆区发现的两三个良性粘连,这样,将骨盆内粘连作为病症,病人的医疗保险就会支付治疗费用。当住院医生拒绝这样做时,主治医生便自己完成了手术记录。

  有几项研究试图确定医生为了病人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或愿意使用欺骗手段。199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将近50%的医生承认他们曾经夸大病人病情的严重性,这样,病人的费用才能报销,医生相信这正是病人所需要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另一个调查中,39%的医生表示他们曾夸大病人的病情、改动病人的诊断记录和/或记录病人没有的体征或症状,以帮助病人报销必需的治疗费用。第三项研究试图确定为了保证病人的治疗获得批准,医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欺骗或至少愿意认可同事欺骗第三方支付者。研究者使用六张病情严重程度不一的图片,对从美国大城市的四家高级监管式医院和四家低级监管式医院中随机选择的169名获得医师执照的内科医生进行了测试:57.7%的医生认可为实施冠状动脉导管手术而进行欺骗,56.2%的医生认可为动脉血管再造术而进行欺骗,47.5%的医生认可为静脉注射止痛药物或营养而进行欺骗,34.8%的医生认可为乳房X光片而进行欺骗,32.1%的医生认可为晕影照片中显示的突发精神病转诊而进行欺骗。只有2.5%的医生愿意为美容鼻整形手术而进行欺骗。面对显示病情严重即病人濒危的图片,医生认可欺骗的比例最高,在监管式医疗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中执业的医生认可欺骗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显然,在医生作为病人保护者的道德角色这一传统观念与医生在限制医生和病人选择使用资金资源支付医疗费用的体制结构中的新角色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我们没有论证欺骗行为是永远不正当的,但当前的制度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处理第三方支付者设定的限制。在这种制度中,欺骗行为的可以理解的诱惑对医生的诚实和品格构成了严重威胁,对整个制度的公正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保护病人对第三方隐瞒信息。当第三方介入后,医疗专业人员也可能面临诚实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的冲突。例如,遗传病学专业人员有时会发现一些非亲子关系。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有遗传缺陷的孩子出生后,一对已婚夫妇来咨询是否适合再生一个孩子,但检查表明这位父亲并非小孩的亲生父亲。在一项对19个国家的遗传病学者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中,96%的受访者(且所有国家都超过90%)表示他们不会将非亲子关系告诉这位父亲;81%的受访者说他们将避开父亲私下告诉母亲,由她决定是否告诉丈夫;13%的人表示会对夫妇俩撒谎(例如,告诉他们两人都是遗传的贡献者);2%的医生表示孩子的问题是新的基因突变的结果。只有4%的受访者表示会如实告诉夫妇俩。对父亲隐瞒实情的理由包括保全家庭(58%)、尊重母亲的决定权(30%)、尊重母亲的隐私权(13%)。尽管对这一情况的反应没有性别上的差异,但是,女性遗传病学者(75%的女性受访者)比男性遗传病学者(57%的男性受访者)更可能把潜在的婚姻危机作为决策根据。

  以下是一个在心理学和伦理学方面更为复杂的案例:一位病人因为不育,与丈夫一起前来求医,医生检查确定她的染色体为XY型,也就是说,她在遗传学上是男性,但在外型上是女性。问题是:是否应当就睾丸阴性化症状为病人及其丈夫提供准确的生物学解释。在前面提到的跨文化研究中,绝大多数医生选择隐瞒,因为他们想避免对病人造成心理伤害。然而,至少有三个前提有助于论证告知:(1)病人的不育需要一个解释,遗传学的解释可能有助于减轻其负疚感;(2)建议手术切除隐入腹部或腹股沟的睾丸,以防癌症,但手术需要获得病人充分知情后的同意;(3)医患关系通常要求把有意义的信息告知病人。

  向这位女病人告知什么以及如何告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告知的风险(参见第五章关于家长主义的讨论和第三章关于知情同意的讨论)。至于告知丈夫,这个案例与非亲子关系案例类似,可以根据类似的理由做出决策。由于对丈夫不存在任何身体伤害的风险,违背妻子的意愿违反医疗保密规则是难以获得辩护的。不管怎样,这个信息对丈夫来说可能非常重要,他也前来向医生寻求帮助。在提供咨询帮助的同时,遗传学家还可以鼓励妻子告诉丈夫,从而避免违背医疗保密规则。此外,我们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告知双方的可能性,即使妻子反对告知她丈夫并诉诸保密规则。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中,完全告知双方也许是唯一负责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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