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举办佛教美术源流研讨会，审视佛教美术继承与流变

10月13至1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美术学院、佛教美术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2018·中国上海·佛教美术源流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会议围绕“佛教美术源流与传播”、“佛教美术的中国化进程”、“中国佛教美术个案研究”展开。研讨会以宏观的文化视野，重新审视佛教美术在不同时空中的继承和流变，从而在理论上有助于认知中华文化对外来佛教艺术吸纳、消化和重塑，最终形成中国化的艺术模式的过程。

研讨会现场

佛教自两汉间传入中国后，获得巨大发展，逐渐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精神信仰之一，由其衍生的艺术品几乎涵盖整个中国，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脉。可以认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或艺术史上，几乎没有哪一种外来文化能在中国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就印度佛像的 出现到传入中国以来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与印度佛教及其艺术的兴衰密切相关。这种“源”和“流”的关系，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逐步展开与顺利实施，往来于“一带一路”的中外文化交流也随之得到重视，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特别是佛教文化：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
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加强了佛教美术研究，组建了佛教美术研 究团队，以阮荣春教授为首席专家，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印佛教美术源流研究”展开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在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以中国佛教美术源流为研究范围，以古印度佛像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为宏观框架，认为佛教以传播思想为目的，像教为传播方式，寺庙、石窟为载体，装饰乐舞烘染气氛。其中，佛教造像的图像谱系研究、石窟源流研究、佛寺比较研究是课题重点；佛教美术的装饰和设计研究是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今天设计学科蓬勃发展的客观必须；关于音乐和舞蹈的研究，在关注历代佛教造像中的相关图像资料，适当向音乐舞蹈学延伸，仍具有相对独立的属性。
此次佛教美术源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佛教美术源流与传播”、“佛教美术的中国化进程”、“中国佛教美术个案研究”展开。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荣春发表主题演讲
13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荣春首先发表了“东渐与北上——早期佛教图像传播的猜想”主题演讲。他以“印度佛像产生的源点、何时通过何种途径传入中国，以及如何在中国兴起”为切入点，研究“中印佛教造像的源流”。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采访时，阮荣春表示，数百年来由于普遍受到欧洲学者关于犍陀罗造像研究的影响，又因大量石窟遗迹分布于中国北方，中外学界大多将研究视点投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以及由西域而东的北方丝绸之路上，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与之相关。然而，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既不在佛教石窟密集的北方丝绸之路，也不在海岸线上”的一条“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线”，在公元三世纪前后，佛教造像先兴于南、后盛于北，这条传播路线可以通过分布于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长江沿线城市，并东至日本的佛教造像得以验证。演讲中，阮荣春结合近20年来的考古实物资料，就“早期佛教造像的东渐与北上”的猜想进行了论证。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发表演讲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随后发表了“敦煌隋朝石窟的印度影响”专题演讲。他认为，“隋代莫高窟的佛像从造型上看，与中原北齐、北周造像虽有关联，但总的来说并非北齐北周风格的延续，而是在自身传统基础上吸收笈多艺术而形成的风格特色。从装饰图案与笈多式背屏的出现也可看出印度的影响。反映了隋朝大一统形势下，丝绸之路的交流给敦煌带来的影响。”赵声良指出，敦煌的艺术家仍然是有选择地吸收，既非完全的印度风格，也与中原同时期的风格有别，兼收并蓄体现出敦煌作为一个丝绸之路城市的特征。

“2018·中国上海·佛教美术源流国际研讨会”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由3个分场开展共计10场学术演讲与讨论。来自美国、印度、日本、希腊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台湾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的近30余名资深专家学者展开学术交流与互动。会议特设“佛教美术青年学者论坛”，吸引近40名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参会研讨。研讨会以全面而宏观的文化视野，重新审视佛教美术在不同时空中的继承和流变，从而在理论上有助于认知中华文化对外来佛教艺术吸纳、消化和重塑，最终形成中国化的艺术模式的过程。

研讨会日程安排

研讨会日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