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至少5亿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是破解当下经济滞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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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农民进城？

实体经济由数量型的发展模式开始向质量型的发展模式转变，盲目的数量扩张，从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来看，都没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因此，当下的中国实体经济趋于数量性饱和。随着中国实体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实体经济必将站上世界科技的巅峰，因此，10年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同样还会面临着实体经济质量性饱和。

如此看来，解决内需问题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内需问题的核心要点便是消费升级，以此来匹配实体经济升级到质量型发展阶段。市场需要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够配给到市场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这被我称为对称经济。所谓对称经济，是基于需求端的商业民主和消费者主权而建立起来的消费升级情况下的实体经济与市场之间建立起来的对称性生产和服务模式。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到对称经济阶段，依靠强大的中高端实体经济体系，再加上拥有强大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市场，配以完善稳定的金融体系，中国经济必将在未来20年间实现伟大复兴，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

然而，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抛开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不谈，解决至少5亿农民的市民化问题，是破解当下中国消费者市场消费升级的关键所在。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够支撑庞大的实体经济体系转型升级。这么庞大的实体经济体系，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际贸易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国内市场如果无法消化企业转型升级后的商品和服务，实体经济既使转型升级，也必将面临着很多过剩产能被淘汰。现在去的产能还仅仅是落后产能，到那时，恐怕一些先进产能也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就变得可怕了，极可能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实体经济一旦萎缩，必然带来就业岗位的减少，就业岗位减少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广大农民，农民必将被迫回到“拥挤不堪”的农村（现代化的农业不需要如此多的农业劳动力），消费力必然下降，实体经济也因此无法找到市场。

有政策，无落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凡是有突破性发展，都是趟出自己的一条路，就是总设计师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反倒是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却有些不知所措了。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保二争一”的思想出现，全队思想也不统一了，既攻不出去，又守不住。中国足球已经用无数次的失败告诉我们，这样的思想不可取。同样在经济发展上，也不可有这样的混乱思维。

关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解决消费升级问题是破解当下中国经济滞涨的重中之重。挖掘消费升级的增长点已经不在一二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都不是重点，而重点应该是小城镇建设及5亿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有人会问大城市与小城镇到底重点应该放在哪？这里恐怕要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发展理念，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即以农民市民化为重点来设定方向。

当下的“农民工”，其所工作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讲，只是一个赚钱的场所而已，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须开销之外，基本上把钱寄回老家，供养一家人生活所需。因此农民工的消费核心仍然是在其家庭所在地。中国的农村消费者市场，显然短期内无法实现消费升级，因此，这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及其家庭根本无法享受到消费升级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

有人说这种想法是打农民的主意，我一直说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这部分人口无法实现消费升级，实体经济就不会真正实现产业升级，没有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农民始终会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更不会实现自身价值的升级，说白了就是赚不到更多的钱，当然回到原点，农民工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何谈消费升级？

早在2016年8月，国务院就印发《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做出部署。

《通知》指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抓手。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决策部署，按照“创新机制、扩大覆盖，精准施策、促进均衡，强化激励、推动落户，维护权益、消除顾虑”的原则，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

《通知》提出了十条具体政策措施：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完善并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杂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加快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加快实施统一规范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支持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失业人员进行失业登记，并享受职业指导、介绍、培训及技能鉴定等公共就业服务和扶持政策；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根据户籍人口测算分配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向持有居住证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需求；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考虑持有居住证人口因素；支持提升城市功能，增强城市承载能力；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持力度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等。

然而，一个《通知》能够解决政策性的问题，却无法解决踏踏实实落地政策的问题，更是在面对一些更加棘手的眼前问题时，忽略了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落实问题。

于是，随着实体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很多地区开始出现农民工返乡现象，更有人把“逃离北上广”炒作成为热点。这都充分表明，农民市民化和外来人口本地化还无法切实落地，“某漂”应该不是一部分外来人口的痛，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之痛。

拉动内需更长久

2018年，西安、天津、南京、太原等一二三线省会城市都相继出台所谓“高端人口引进政策”，细思恐极，这些所谓的人才引进政策，无非是变向助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走高，多卖掉“几套”房子，以此来人为制造一种表面的繁荣。然而，谁又真正关心一下实体经济企业人力资源的刚需——“农民工”？

这种城市人才之间的来来往往并非真正解决城市化进程之道。城市化会拉动内需，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是一个农村居民的消费两倍以上，也高于农民工的消费。如果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他们的消费会大幅度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测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成功可使未来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如果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以2015年为例，一个城镇居民的月消费为1782.7元，是一个农民工月消费的1.7倍。我们现在有2.8亿农民工，其中被国家统计局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大概是2.25亿，包括他们的家属。如果进城的2.25亿农民工及家属市民化后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水平，则年新增消费2.1万亿元。

可见，如果能够将上述2.25亿农民工及其家庭属进行市民化，就可以极大释放出近5亿人口的新城市消费群体，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来说，将释放出不可限量的新增消费额。与此同时，还可以顺利破解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社会效益也会取得极大的发展和进步。

现在很多城市不愿意做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和实践，原因就是担心农民落户城市之后，会带来就业压力、城市管理问题、教育医疗问题、居住问题等，认为会抢占原来城市有限的资源。其实，这样的思维是保守的固化思维，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就证明这些问题能够带来发展机遇。首先人来了就必须要消费，光是人口净流入带来的消费商机就很可观。同时，也会为城市发展带来新鲜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扩大教育、医疗、居住等及相关消费的全新商机。农民工市民化，眼下看是包袱，长久看就是资源，是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朋友间常常会讨论计划生育政策，过去我们国家人口快速增长，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个时候看，人力好像是“不值钱”，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证明，人口红利恰恰成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无论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资源，还是由人口众多所创造的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都保证了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今，国家放开二胎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同样也证明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如何落实农民市民化？

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农民进城不仅仅是落户买房的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农民变市民后的一系列后顾之忧。工作、教育、医疗、养老等四大问题比较关键——能够持续提供工作就业岗位，子女教育能够享受同等待遇，在可能未交社保医保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农民变市民之后的医疗问题和未来的养老问题，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需要破解的难题。现在出现一种声音，农民工认为，在城市挣钱可以，想要他们落户城市，他们的意愿并不强烈，城市挣钱农村花，他们认为更实惠更可靠，然后希望子女通过考大学这条路实现农民变市民，认为这样会更有尊严更可靠。

正是城市管理者对于这个事情缺乏热情，再加上农民缺少对于工作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两者之间你不情我不愿，直接导致这个问题变得棘手。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1、 通过农业生产规模化促进新兴小城镇的发展。规模化农业生产才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普遍认知。当下的一家一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生产模式从8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多年，已经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节奏脱节。规模化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农村人口集中居住管理，形成新兴小城镇，农民变镇民。逐渐减少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这部分新兴镇民将改变他们的收入模式。

2、 实行农村生产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有偿转让。这种转让可以是承包期内的永久转让，也可以是短期转让。同时，农村建设用地可以实施全国范围内的权益转换，农民可以通过宅基地转换，放弃宅基地，然后获得在城市或农业小镇获得购买住房的补偿。2017年，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构成：城镇用地9.6344万平方公里，村庄用地19.327万平方公里。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城镇的2倍多，而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58%。这就意味着农村大量的建设用地是闲置、浪费的。如果能够在几年之内实现5亿农民进城市民化，将使得绝大多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释放出来，将极大缓解城市建设用地，再将工业建设用地压缩，房产地价格居高不下问题将得到有效破解。

3、 农民市民化实施一刀切式的完全市民化。除了文化融合之外，将城市作为长住地的落户农民，将享受一切与市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并通过制定相关的社保、医保过度措施，保证农民市民享受同等医疗养老保障。有条件的城市还可以制定更具吸引力的政策，通过政策手段，完成批量农民市民化。

4、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农民市民化之后的就业和收入问题。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农民市民化之后，不但没有为城市带来活力，反而拉低了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甚至因此而给城市带来过多的低收入群体，不但增加城市负担，还可能降低农民市民的生活水平和平视指数。为此，有人建议农民市民化之后，建立失业保险机制和基本就业保障机制并行的双保险制度。失业保险机制就是农民市民一旦失业将会得到失业保险补偿，作为最低生活标准的补偿；基本就业保障机制就是优先创造并提供一些公共服务性就业岗位，提供给农民市民，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与企业达成人力服务供给协议，向企业推荐并提供农民市民劳动者。其实，关于农民市民化的就业问题，将随着时间变得不是问题，最早五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劳动力缺乏的状态，劳动力市场将由需方市场进入到供方市场，掌握更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将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砝码。

城乡人口失衡是经济发展最大障碍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相差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25亿的农民工是半城市化的，他们没有户口。

当下中国拥有7亿农村人口，显然农民太多了。与美国相比，美国农业发达，农村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与日本相比，日本70%人口集中在几个都市圈内，剩下30%分布在日本农村，不过这一数字将很快下降到20%。农业的现代程度越高，农业就业人口占比越低，这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规律。

农业人口过多，就意味着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比例是一个相对失衡的状态，不但降低了整个国民的居民消费能力，同时还限制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同时，过量且分散的农村人口，也不利集中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国家公共事业，当然，也给实体经济人力资源供给带来不确定性。

解决农业人口市民化问题，是破解当下中国经济滞涨的关键，也是实现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国家需要从战略层面和执行层面切实帮助农民完成市民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