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科学与诗歌的兼容史|大象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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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Gregory Tate|利维坦(ID:liweitan2014)

  利维坦按:“奥本海默,他们告诉我你在写诗。一个人怎么可以在同一时间既在物理前沿做研究工作又同时在写诗,令人不可思议。因为这两样事情截然不同:科学是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词语来说明还没有人知道的事物;诗歌却是用没人能理解的词语来说明众所周知的事物。”这是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写给“曼哈顿计划”领导者、物理学家、业余诗人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信。

  或许在狄拉克看来,一个科学家会具备诗人的直觉和审美是件挺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西方自然科学家其实一直有热爱诗歌的传统,英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尤其如此。201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名为《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的诗歌:风格、科学与胡话》(The Poetry of Victorian Scientists: Style, Science and Nonsense)的书,里面提到诞生于1869年的英国《自然》杂志的首任主编是诺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他就经常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诗歌,无形当中也反映了当时科学家的文学偏好。

  文/Gregory Tate

  译/苦山

  校对/斩光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8/07/26/the-poetry-of-victorian-scienc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1848年,摄影先驱、矿物学家、业余诗人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发表了《科学之诗》(The Poetry of Science),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旨在对科学知识进行概述的同时,将科学中形而上的、道德性的、美学性的部分一同传达给普通读者。格雷戈里·泰特(Gregory Tate)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将诗歌与科学这两种语言相调和的渴望。


  1842年,由威廉·巴克勒(William Buckler)为罗伯特·亨特所作的水彩肖像。图源:Wellcome Library

  1848年12月,在《观察者》杂志(The Examiner)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查尔斯·狄更斯对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大加溢美之词:

  

  “(亨特先生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当科学真正做到阐释自然时,她能如自然本身一般,将其毁灭的一切以某种新形式重塑;当她把我们从无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后,她并不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用功利主义的严苛锁链将我们捆缚,而是给出了某种更好、更美的事物供我们沉思,若我们正确地对待它,会发现这种事物更有益于灵魂的提升,更高贵,更能激发想象力翱翔;这是一种坚实可靠、智慧而健康的事物。”

  

  尽管狄更斯在这里极力称赞科学,毫不吝啬夸奖之词,但他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对待科学知识普遍抱有的一种警惕态度。人们在赞美科学的明确客观性和分析精确度的同时也对它们心怀恐惧,这种恐惧部分源自浪漫主义思潮,部分从基督教世界观继承而来。他们认为实验科学是堕落的,会摧毁自然,将其过分简化为一套可量化的、没有灵魂的机制。

  但狄更斯向他的读者保证,将科学视作自然之美和想象力的“严苛的、功利主义的”压迫者的这种观点是无稽之谈,能证明这点的恰是那“坚实可靠、智慧而健康的事物”,而他正在评论的这本书成功地将这种事物囊括在了其中:也就是罗伯特·亨特的《科学之诗》。

  狄更斯对《科学之诗》的褒奖是有所保留的。在他看来,该书的辞藻过于华丽,文体繁复冗长,是为其瑕疵:“我们也许要对作品时不时的离题提出异议,有时候,我们希望能读到更平白的语句。”确实,亨特为了展示科学既不机械论也不功利主义,有时会长篇大论地为其辩护,用词过于浮夸而多愁善感,甚至远胜狄更斯的小说。比如,在《科学之诗》的序言中,亨特宣称:

  


  “在一条真理大白于天下时心满意足,不过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物质中的每个原子都隶属于诸多种属性和能量,并借此和拥有类似属性或能量的其他原子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和宇宙中的一切产生关联,因此,每一条真理——不论它多么稀松平常——周围都环绕着无数冲动,当这种冲动苏醒,它便如乐声的涟漪般在灵魂之间传播,在宇宙间回响反复,绵延至永恒。”

  


  位于法尔茅斯(Falmouth)的亨特宅,摄于1842年。同年9月,他将数张照片寄给了约翰·赫歇尔(译者注:John Herschel,英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及摄影师),图为其中之一的局部细节。尽管图中人的身份并不确定,但很有可能就是亨特本人。图源: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

  亨特将自然本身和自然研究作了一个类比。他认为,自然过程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非物质的,它既受原子运动的指引,也无法分解为物质的能量与力(光、重力、磁力、电)的运作结果。类似地,对这些过程的诠释必须能同时包含科学和诗歌——前者是对事实性“真理”的经验主义和实验性质研究,而后者则是环绕这一真理的美学、道德和精神“冲动”的表达。

  这一类比或许看起来逻辑松散,并不特别令人信服,但事实证明,它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间很有市场。当第一版《科学之诗》售罄后,亨特写道:“在第一版出版后12个月内,本书就收到了再版的请求,这令作者确信他此前并未想错,机械性实验得出的普遍推论确实能够拥有诗意的一面。”

  亨特在《科学之诗》中的目标是调和“实验”和“诗歌”,这两个词不仅意味着两种看待自然知识的不同角度,更反映了两种互相抗衡的文化权威。尽管诗歌在19世纪日益式微,读者们越来越多地投向小说和媒体的怀抱,至少在理论上,它仍然有着超凡的地位,是想象力的表达中最高级的形式。

  与此同时,在1848年,各类科学解释自然过程、并通过新兴技术使这些过程为人类所用的能力愈发强大,这让它们在英国文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我们可以轻易将诗性的想象力与科学知识视作相互敌对的关系,但正如罗伯特·亨特的职业生涯所展示的那样,它们同样可能和谐共存。

  亨特的第一份工作是外科医生学徒,之后他曾做过药剂师兼药商、地质测绘统计学家,也曾在伦敦矿业学院(the School of Mines in London)担任过教授。他是摄影师中的先驱,在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发表过摄影学研究。他也经常写作并发表诗歌,19世纪30年代,他还试图成为一位剧作家。

  亨特的兴趣爱好之广泛并非个案:19世纪数位声名甚于他的人物——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还有数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同样将专业研究和诗歌写作及他们各自科学理论的科普文章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职业范围之所以如此广博,得益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学科间开放的界限。各类教育或语言之间没有死板的壁垒,而到了20世纪,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之间、科学和文学之间都出现了这样生硬的屏障。


  英国书志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查尔斯·戴维斯·舍伯恩(Charles Davies Sherborn)的藏书票局部细节,由他父亲雕刻于1890年。图中可见莎士比亚的半身雕像与达尔文的肖像画并排而立,显微镜旁有一座断臂维纳斯的复制品。书架上的拉丁文意为“书为友,自然乃神”。图源:Wellcome Library

  这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可从《科学之诗》中亨特的文风和结构略见一斑。他和维多利亚时期绝大多数科学作家一样,经常在解释科学实验和理论的过程中引用诗句和诗歌段落。在维多利亚时期,科学著述中引用诗歌的案例繁多,很难框定具体的范围:作者们有时将诗歌的语言用作支持特定科学理论的证据,有时则作为给他们文章增添文采的修饰。有些诗句被用于总结科学的归纳推理的特性,也就是从观察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推出该现象的意义或重要性这类普遍结论;另一些诗句则被引用来展现归纳法之外的事物,它们暗示科学事实具有情感或精神上的效应。

  你也许会感到惊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文章和现代科普文章一样,频繁引用诗歌。例如,即使是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这样好斗到引起争议的科学理性主义忠实拥趸,也乐于引用诗歌来表达被他称作科学知识的“奇迹”的那些事物。但尽管引用诗歌这一惯例暗示着科学和诗歌在某些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要想完整而细致地理解物质宇宙,这两者都不可或缺——它同样在两者之间施加了一条界限,将事实性的、客观的科学知识和诗歌那纯然情感性的、主观的范畴划分开来。

  这种二元性在亨特讨论莎士比亚时格外明显——他同时对后者表达出了赞美和轻蔑。在引用了《暴风雨》(The Tempest)中那首精灵之歌“五寻深处”后(“这珍珠曾是他的双眼”),他提出,莎士比亚“不曾想到自己竟如此正确地描绘出了化学变化,动物残骸在经历这种变化后分解成为硅化物或钙化物” 。莎翁诗行那抒情的语言和亨特文章中的专业术语描述了同一种现象,但却出于本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角度。

  据亨特所说,诗人“能得到比哲学家更惊人的启示,哲学家要通过持续的辛劳,并和他周围一切时刻变化的元素作殊死搏斗,才能唤起启示” 。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通过对自然事实进行艰苦而克制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那种洞察力。相反地,莎士比亚的诗歌体现出了一种卓越的蒙昧,一种对于自然过程的直觉性认识——但并非对其起因或细节,而是对其本质真理。

  狄更斯并不认同这种拐弯抹角的赞美——“为什么亨特先生会认为莎士比亚‘不曾想到’自己有多么智慧,这点我们并不完全理解”——亨特在之后的再版中修改了这一段,但仍有些含糊其辞,他评论道,莎士比亚“以相当程度的正确描绘出了(珍珠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化学变化”。


  爱德蒙·杜拉克(Edmund Dulac)所绘的《五寻深处……》,来自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社于1915年出版的《暴风雨》。

  对狄更斯来说,这种引用隐约流露出屈尊俯就的态度,令莎士比亚的诗歌沦为科学智慧的华丽文饰。但在别处,亨特又提出诗歌能为实验科学中获得的知识积极提供佐证支持,甚至可能对其作出重要补充。论证这点时,他首先直接将两种不同的语言交织并列: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诗歌,他不时将它们插入《科学之诗》的论述中,好像它们是一位权威诗人的作品;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实验的细节性描述,这是19世纪科学文章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论述重力的章节中,亨特对一次实验做了详细叙述,其内容是橄榄油滴在与其重力相同的酒精-水混合物中会保持悬停,他是这样写的:油滴并不像“其他任何情况下”那样,被“地球的引力影响”所“碾平”,而是维持了“浑然圆满的形状”。“尽管这个例子是如此简单,”亨特写道,“它基本道出了那些极度平衡的内聚力和引力的奇妙秘密;从这平凡无奇的事实,我们可以上升得出一个伟大的哲学真理。”随后,他记下了这个实验的一种拓展方式:

  

  “如果我们将钢丝穿过其中一滴漂浮的油滴,并使其快速旋转,从而模仿行星沿其轴线的转动,那么油滴就会纵向变扁横向变鼓,我们就得到了地球的形状。若增加旋转速度,到一定速率时,油滴将延展成圆盘,一个环将与中心球体分开,并且在与其相距一定距离时仍围绕它旋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缩小的土星环模型。”

  

  在这些实验中,他总结道:“我们所得出的结果与行星的情形惊人地相似。”对亨特来说,实验和自然之间有着分形的关系:实验过程就是微型的自然过程。在这个例子中,从橄榄油的运动这一“平凡无奇的事实”,“我们(在尺度层面)上升”得到对崇高的天文现象的理解,且我们同样通过归纳推理,上升得出“一个伟大的哲学真理”,一种对塑造了宇宙万物的力的理论理解。

  到了下一段,亨特将万有引力称为大自然中的“支配之灵”,紧接着,他用一段诗文再次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并为该章节结尾,但强调的角度完全不同:

  最小的灰尘漂浮在风中

  印下了永恒心灵的强烈印记。

  在环绕它的神秘之中,细微的力翻滚;

  而引力束缚并引导着整体。

  在暴风雨席卷前的每一粒沙中,

  封锁着校准世界的力量,沉睡着,

  人类的思想可从每个原子里上升

  强力地刺穿天空的谜题——

  试图把握主宰经纬的每一股力量,

  那天命中有行星挪移,有人呼吸;

  从每颗土壤的秘密奇迹里,

  唤起真理,学习上帝的神力。

  与道金斯这种当代作者和丁达尔这类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可知论者(他引用诗歌是为了表达一种面对科学所揭露出的自然崇高时生出的世俗敬畏)相反,亨特引用诗歌来推广自然神学,即通过观察自然来展示基督教上帝之存在的理论模式。他宣称,对物质和作用于物质的力的研究,将心灵引向了真理,这种真理不仅是理论性的,更是神学的:当以“人类思想”为中介时,“每个原子”都能够启发“天空的谜题”。他这首诗的韵脚摆出了一系列对立(“风中”的“灰尘”和“永恒心灵”,“土壤”和“上帝”),但它们最后实际上都是彼此关联的连续体,因为它们之间的显著鸿沟被归纳性质的提升所抹平,这种(精神层面的提升所导致的消除隔阂)可与实验所能达到的程度相媲美。

  亨特所建立的这种科学和诗歌间的联系,对饱受时刻更新的科学真理困扰的维多利亚时期读者来说,一定十分令人心安:他的作品暗示,两者都可使用看似平凡无奇、微不足道的现象来解释宇宙。不过,总体而言,《科学之诗》印证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上存在的争论:诗歌和影响力日益重大的科学世界观之间是否有关联?

  亨特频繁引用诗歌说明了诗歌主要仍是用作对科学知识的装饰性例证,毕竟,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要比诗歌中传达的那类知识更精确、更细致。但他本人的诗歌写作中所传达的观点则颠覆了这一等级体系,认为诗歌拥有调和自然与神圣的力量。诗歌传递了一种对宇宙精神层面的、超然的理解,实验科学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点,却不能推翻乃至取代它。

  有关作者:格雷戈里·泰特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维多利亚文学讲师。他的首本著作《诗人的心灵:1830—1870年间维多利亚时期诗歌中的心理学》(The Poet’s Mind: The Psychology of Victorian Poetry 1830-1870)出版于2012年,书中审视了维多利亚时期诗人对于心理学在19世纪英国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如何回应,又对心理学学科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刚刚完成了第二本著作《诗的物质》(Poetical Matter),该书研究了19世纪诗歌和自然科学之间在方法、概念和语言层面的交流。

  编者有话说:就个人来说,并不是很同意本文作者文末的结论,即“亨特频繁引用诗歌说明了诗歌主要仍是用作对科学知识的装饰性例证,毕竟,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要比诗歌中传达的那类知识更精确、更细致”。这话让人总有一种“诗服务于科学”、“诗是科学的副产品和陪衬”的感觉。

  当然,就一个特定时期而言,总会有诗歌文本会“服务”于某一个科学主题——但这种“服务”,本质上是对现象/话题的处理,如同当年但丁处理《神曲》,且理应不影响诗歌内在审美的独立性。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何科学家要用诗歌的方式来描述和阐释科学?按照常理,他们明明有一套逻辑严谨、措辞缜密的科学术语/语汇,然而在某些时刻,他们却采用了诗这种特有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下面有首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写的诗《虚粒子》(Virtual Particles),各位感受一下科学之思与诗歌语言的融会贯通:

  Beware of thinking nothing’s there—

  Remove what you can;despite your care

  Behind remains a restless seething

  Of mindless clones beyond conceiving.

  They come in a wink, and dance about;

  Whatever they touch is seized by doubt:

  What am I doing here? What should I weigh?

  Such thoughts often lead to rapid decay.

  Fear not!The terminology’s misleading;

  Decay is virtual particle breeding

  And seething, though mindless, can serve noble ends,

  The clone-stuff, exchanged, makes a bond between friends.

  To be or not? The choice seems clear enough,

  But Hamlet oscillated. So does this s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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