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富士康外迁东南亚，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

今年是富士康投资大陆三十周年，郭台铭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庆祝，这位老人强大、倔强而又温柔，最具魅力的瞬间自然是毫不眨眼地播撒奖金。在其企业公众号的报道中，有位女员工入职整整三十年，也是百万员工中的独苗，郭台铭亲自给予其100万的公司股票，言语中充满着慈爱和感恩，他是多希望年轻员工能够陪伴自己继续走下去，而富士康也能成为百年企业，但现实是残醋的，管理如此庞大数量的员工已然非常不容易，更何况，他们还要面对客户、竞争对手以及地方政府的要求，特别是工人、材料成本的快速上升，使得制造业经营环境越来越严峻，富士康曾经给深圳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在七、八年前，优惠政策相继消失，他们几乎是以“被驱赶”的状态离开了特区。

好在，中国地大物博，广袤的内陆地区依旧迷恋着富士康，郭台铭所到之处无不夹道欢迎，有一位省长竟然会亲自拎着饺子去酒店看望郭总裁，希望他能来自己的地盘投资，于是如你所见，郑州、贵阳、成都、鄂尔多斯，甚至连兰考、开封这样不是太有名的城市都出现了富士康园区，郭台铭和地方政府各取所需：前者需要士地、人力、廉价的生产资料；后者则需要大量的就业、税收以及由前者盘活的消费环境，这是一种天作之合，但随着互联网企业崛起，新一代员工心态变化，合作正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缝，连同富士康在内的整个制造业都不得不考虑产业链升级或者整体外迁的策略，东南亚、印度正近在咫尺。

iPhone Town:巨大的消费吞吐量

现在中国的电子代工业有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 iPhone业务展开的，除了富士康，还有上海昌硕、绿点科技以及其他一些“小型”的电子厂，之所以要把小型加上引号，是在于他们只是相对来说的小型，事实上，能在 iPhone产业链上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是狠角色，基本上都有几万人规模的现代化精密车间。西方媒体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将这些电子厂坐落的地方称之为 iPhone Town，这些镇子里的一切都与这个电子产品有关系，一切又和最基本的人性有关，充斥着青春、奋斗味道，也交织着汗水和泪水。

中国全部的 iPhone Town加起来的员工总数应该超过五十万之巨，如此庞大数量的员工已经能顶得上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单从数量上看，就足以对一个地区的就业、经济产生致命影响，更加微妙的好处是，基础电子制造业能包容几乎全部的人群。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职业教育并不完善，很多职业院校甚至高等院校只是一些集“住宿、餐饮、娱乐”的大型会所，真正提供的技能非常有限，一般的用人单位都不愿意招收应届毕业生，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但富士康和一些台湾企业则相对灵活，因师传于日本企业，他们擅长把复杂的工作，按照流程分解到最简单，如此工作对个人天赋和能力的要求就会被无限拉低，于是，这些企业招聘并不青睐清华、北大式的天之骄子，他们更喜欢邢台学院、西安工业等名气相对小一些院校里的应届毕业生，这些人被称叫做“新干班”，常作为储备管理干部，早先几年的培训过程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些人会按部就班地成为基层乃至中层管理者，有些人则把富士康的流程规划、系统建制等理念修炼成自己的固定技能，跳槽到其他小型企业，还有一部分人可以持续呆在基层做事直到退休，如此模式在全世界都罕见，但却十分符合中国普通大学的胃口。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就业群体，他们是来自于中专、技校的学生，中国的写字楼里虽然悲惨，却从未预留位置给这些人，就更不要说聋哑、肢体残疾人士，事实上，因用工量小，一些基础的清洁工、饭店服务员都不愿意聘用“残障人士”，唯有富士康或者其他规模上万的企业才有可能提供一份工作给到他们，总之，巨大的吞吐量会让人觉得电子制造业是无所不包的，当然，在这种状态下，也就没有办法谈“尊严、理想”之类的东西了。

iPhone Town带动就业远不止于提供一些直接岗位，更在于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衍生出大量的配套产业，比如饭店、超市、网吧、洗浴等等，相关数据统计，iPhone Town内直接岗位和间接岗位的比例是1比1.75，也就是说，每一个直接制造 iPhone的员工会拉动1.75个周边产业，而巨大的吞吐量又衍生出中介、派遣、人力咨询师等新兴行业，或许，中国电子制造业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但他们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非常立竿见影、不可或缺的效果。

外迁东南亚，中国社区会怎样？

现在，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变，新一代员工只愿意生活，不愿意谋生，且相比于父辈，他们的条件更加优渥，于是，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兢兢业业”的群体，加之，中国互联网快速崛起，催生出滴滴专车、外卖、快递等基础行业，他们同样能向低学历、低技能者提供一份工作。在这种状态下，使得富士康、和硕、比亚迪等电子制造业招募难度越来越大，用工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事实上，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第一次出现因缺工而不能完成订单的状况，此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同制造业都好像露水夫妻，毕竟，有关部门可选择的资源太多，深圳因腾龙换鸟已经不再需要基础制造业，而内陆城市在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内，也大抵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作为制造业的经营者，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提前做部署：要么产业链大幅度升级，实现自动化，要么提前外迁印度、东南亚。

相关数据显示，第三世界国家的用工成本比之中国内陆城市还要低30%，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诱惑，但依照目前眼下的状况，中国真地有勇气让富士康连或其他一些电子厂全面外迁吗?我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依然是劳动人口素质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电子制造业最利国利民的好处就是能向低学历、低技能，甚至残障人士提供工作，而且制造业相比互联网行业升级换代较慢，笔者预估外卖、快递这些工作的生命力不会太长久，一个会爬楼的机器人或者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就足以抢走外卖小哥的饭碗；再看中国现有的职业培训资源，很难照顾到普通家庭的孩子，这意味着未来的“二胎们”依旧无法成为精英，社会依旧需要大量低技能岗位，而电子制造业一旦大面积外迁，内陆地区的失业率肯定会大幅度上升，更关键的是，这些失业的人往往是社会中最不安定的因素。此外，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富士康能做到“按时发工资、从不拖欠加班费、按照法律给员工交齐五险一金”，这些是企业运营的基本要求，但有很多大陆企业都无法做到，富士康作为巨无霸，从不惧怕“劣币驱除良币”，甚至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一旦外迁，中国企业或将失去一个重要的标准；台湾人的敬业、奋斗精神，也在逐年渗透到大陆员工，再通过员工跳槽而实现扩散，给予中国职场注入一场强大的精神力量。

平心而论，富士康还算不上完美的企业，他们依旧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郭台铭绝对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富士康也是一个绝对努力、踏实、守法的企业，笔者更希望社会能帮助其快速完成产业链升级，而不是抛弃之，两败俱伤。（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