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2.3—1966.8.24),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人民艺术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家谱不可考,只知道是舒穆禄部的后裔。”老舍的满姓全称用汉语音译是“舒穆禄”,老舍应该叫“舒穆禄庆春”,老舍的先辈只取了“舒”字。
清末旗兵(左三个)
1899年2月3日出生于满族正红旗下一个贫寒的“马甲”(清八旗制下的兵丁)之家,出生时是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庆贺春来之意。
八国联军侵华
次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父亲是满族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老舍的家曾遭意大利军人劫掠,当时才一岁半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母亲浆洗衣服为生
父亡后,老舍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清贫,全靠母亲给别人缝补、浆洗衣服过活。老母亲经常被肉铺、酒馆送来的衣服熏得吃不下东西,即使日夜不停地劳作,也无法解决一家子的温饱。
清末街市老照片
家里的墙垛子上母亲用瓦片画了很多白色道道,那是母亲买水和买烧饼欠下的账单。在老舍的记忆里,每逢年关就是讨债人上门的时候,也是母亲最为艰难的时候。所以,老舍一辈子都不喜欢过年。
1908年老舍直到9岁的时候,由满族贵族刘寿绵(宗月大师)资助,才得以入私塾读书。
老舍在《宗月大师》中回忆写道:“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宗月大师
老舍喜欢祖宗月的小女儿,富小姐和胡同贫儿,身份相差太远。
“她家里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粉白的雪球”,“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他想在死后,葬在海棠树下,或者……他什么也做不了。
等老舍海外学成归来,这位大善人已散尽家财剃度出家后去世了。他的女儿削发为尼,但成了最下等的暗娼。这是老舍一生最痛心的事,后来他笔下的月牙儿、小福子都有她的影子。
北京师范学校
1913年,老舍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学费全免,学校招生50名,却有1000多人报名,14岁的老舍被录取了。
青年老舍
1918年老舍毕业,1918年至1924年间,老舍做了国文教员,文书,劝学员,当了校长,勤勤恳恳。
五四运动
1919年,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
1922年8月,老舍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合影,前排左二为老舍
1922年23岁的老舍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补习英文,受礼加入基督教。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
“规规矩矩、全心全力地干了四年小学校长,考绩特优,深得众人好评。一来无负于孔孟之道,二来于上于下终是一团和气,不曾开罪于谁,也未曾奉承于谁。总之,既无投石下井之心,又无攀龙附贵之念。”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原东方学院)
大概因为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老舍开始搞创作,以“老舍”的笔名发表文章。
圣詹姆斯教堂与花园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震动文坛。接着,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伦敦故居,圣詹姆斯花园31号
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教过5年书,其间住在圣詹姆斯花园31号,现挂有英国专门用来标记故居的蓝色门牌,受英国政府保护。
1924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时的照片
老舍旅居英国5年后,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1930年6月老舍(左二)与好友在中南海合影,左起王向辰、老舍、杨云竹、白涤洲、祁伯文、何容
1930年,回国任齐鲁大学教授,边写作边教学。
齐鲁大学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朋友罗常培的安排之下,老舍与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的胡絜青相识相恋。
胡絜青
老舍回济南教书,放寒假时,他给胡絜青去信,信中说:“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少女,你不爱吭声……你我都是满族人,生活习惯一样。你很好学,我对外国名著、外国地理、历史、文学史也很了解,彼此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
寄给胡絜青的照片
老舍还在信中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老舍还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此后,老舍一天去一封信,连续写了一百多封信。
婚礼的照片
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婚后的第二天,老舍对胡絜青说:“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清,平日,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希望你别打扰我。”他又说:“咱们要和睦相处,决不能吵架拌嘴。”(他们共同生活了35年)
婚后半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
1933年在济南得长女舒济。转过年来,在南新街寓所中照了一张相片,并题诗一首,名曰:“全家福”。
“爸笑妈随女扯书,
一家三口乐安居;
济南山水充名士,
篮里猫球盆里鱼。”
1933年底,老舍创作了一篇爱情小说《微神》,以自己的初恋为创作题材。
他一直记得她。她是为弟弟们给虎妞下跪的小福子,祥子爱过她,这爱情不因为一个是车夫一个是暗娼,而稍减其美或者震撼。她也是月牙儿,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走另一条路,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她是他的记忆,一点点地融入到他的文学作品中。
老舍的散文《无题》写道,“对了,我记得她的眼。她死了好多年了,她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她,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的一闪,像归燕的翅儿,只须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
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
老舍1936年冬在青岛留影
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专心从事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大明湖》《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全家福
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1月,他只身奔赴武汉。胡絜青则带着孩子去北京照顾老舍的母亲。
1938年初,老舍以团结抗日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手稿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担任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职务,后来随文协迁往重庆,两夫妻两地分居。
这期间,老舍将《金瓶梅》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译名为TheGoldenLotus,此版是为西方比较权威的《金瓶梅》译本,先后发行四次。
金瓶梅英译本
日军偷袭重庆,大家纷纷准备再次撤退。萧伯青问老舍:“你怎么办?”老舍回答说:“北面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他的朋友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他说:“交的是朋友,而不是党派。执政党的他不尽意巴结,在野党的他也从不挤兑。这是做人的规矩。”
老舍四十自拟小传:
舒庆春,字舍予,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时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黠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也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收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老舍好古,爱收藏古董及字画
1942年,老舍的母亲去世,老舍没能回去奔丧。胡絜青很想带着儿女跟老舍团聚,但当时大半个中国都被日军占领,很多地方炮火纷飞、危险重重。
1943年秋,夫人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由沦陷的北平出逃,他们一共走了一个多月,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盘问、恐吓、危险、空袭,辗转50余天,到了重庆北碚,和老舍先生团聚。
一家人到达重庆以后,老舍却没有表现得很欣喜,只是跟朋友说了一句:“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
夫妻俩与小女儿
老舍当时在重庆有个公开同居的情人赵清阁(他秘书),两个人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后来,胡潔青得到消息,万里迢迢,到重庆冲散了这对野鸳鸯。
赵清阁
胡絜青到重庆后,赵清阁便逃离重庆去了上海。老舍不舍也到了上海。一个月后,胡絜青不甘心也到了上海,家庭虽未破裂,但胡心存芥蒂。
抗战结束后,1946年老舍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
老舍赴美后,曾写信给赵清阁:“我在马尼拉(菲律宾)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赵清阁没有答应,她给他回了八个字:“各据一城,永不相见。”
1947年秋老舍(前排右一)和朋友聚会,老舍和朱启平在划圈
1949年12月,应周恩来委托文艺界之邀回从美国回到北京,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老舍(中)在中国作协院内与赵树理(左)杨朔(右)合影
195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任副理事长。
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953年,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
1953年10月4日,赴朝鲜慰问,老舍(右4)等慰问团成员,中为贺龙
老舍(右一)在家中与友人聊天
舒乙:“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老舍爱养花,晚年养了一百多种花
老舍热情好客,友人众多,他很爱给友人送伴手礼。老舍送东西的“理由”颇多,自己家树上的柿子熟了,或者枣儿红了,摘下来,装一小筐,或者包上一条手帕,这叫做“送树熟儿”。菊花开了,您无意之中说了两句夸奖的话,第二天,老舍抱着两盆顶好看的给您送上门来。出远门,给您送行,送个小玩意儿作临别纪念。搬了家,等您安顿好了,拿一幅小画来,给您装饰墙壁……
与家人在家中
老舍的好客和他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1957年,《茶馆》发表于《收获》第一期。
《茶馆》剧照
1960年7月毛主席接见全国文学艺术工作代表,毛主席和老舍握手,旁为梅兰芳、田汉
1962年开始,许多文艺作品遭到中共当局批判,老舍被迫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创作。
1964年春天老舍在京郊密云县满族、蒙古自治村体验生活,时年65岁
1965年3月至4月,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到中国后,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没有被获准发表,老舍只得被迫停笔。
晚年爱种花,养猫,与太太在院子里,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也能恩爱白头
和妻子胡潔青一起赏画,胡当时从学于齐白石
此后老舍曾试图参加文艺工作队,想通过写竹板快书、相声等,来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但是也未获批准。
1966年春季,老舍独自前往北京郊区顺义县以养猪而闻名的陈各庄,跟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写了一篇科学养猪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成为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时代的悲剧)
1966年,文化大革命,老舍遭到批斗。
妻子写大字报揭发他,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絜青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就是老舍出轨,大难临头更能考验夫妻感情。钱钟书和杨绛的《干校六记》感情甚笃,而张伯驹与潘素在文革期间也是相互扶持度过了难关。
老舍与舒乙、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当时盲目的红卫兵
在舒乙的《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中,舒乙写了父亲最后的“坎儿”:“8月23日(1966年)这天,老舍病后第一天去上班参加劳动,恰好碰见几个中等学校的学生们预定在孔庙焚烧京戏的戏装。狂热的少年们点起了熊熊大火,强迫北京市几十名文化名人顶着烈日围火而跪,并用刀枪剑戟等道具抽打他们。纯属被偶然卷入这场暴虐的老舍首当其冲,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伤势严重。”
后来,老舍总算一个人被先期送回了北京市文联,谁知,一场更残酷的折磨在等待着他,几百名无知少年被煽动起来,专门针对老舍一个人……批斗中,老舍不再说话,不再低头,他使足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手中举着的牌子狠狠扔了出去……老舍的举动,无疑使批斗升级,他被轮番毒打到深夜,直到凌晨,夫人才被允许接他回家……
夫人胡潔青回忆,“夜里两点钟,我把他接回家里来,他的头部被打破,满脸是血,身上更是青一处紫一处,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那一夜,他回到家很少说话,眼睛里流露出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他见我十分伤心,反而安慰我,说:‘你不必害怕,不用难过,毛主席是了解我的。’”
与孙女在一起
第二天,老舍出门前,把三岁的孙女叫出来,跟孙女说:“小月,跟爷爷说再见。”
1966年8月24日老舍静坐沉思了一天后,入夜步入了太平湖。巴金曾说,老舍是一个勇敢者,一个以自杀反抗的勇敢者。
次日清晨,人们发现了他那漂浮在湖中的遗体。市文联叫舒乙去一趟,给了他一张证明信:“我舒舍予自决于人民,特此证明。”
后来舒乙去火葬场领取父亲的骨灰,却被告知上面不允许留骨灰。老舍就这样死了,象征性的骨灰盒里面,放着老舍使用过的钢笔、毛笔、眼镜、一支手笔、一筒茉莉茶花和一小片被保留下来属于他的血衣残片。
老舍墓位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
上面刻写着老舍抗战爆发前所写的《入会誓词》中的一句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他曾经说过:“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却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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