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日军香港“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研究

☆ 本文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2期。本文版权归《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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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郑欣：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夏泉：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

1941年12月25日发生于香港赤柱半岛的“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报复英军的顽强抵抗而蓄意制造的惨案，也是香港战役中日军针对英军俘虏制造的规模最大、最残忍的屠杀事件。日军无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基本权利，违反相关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准则，在圣士提反战时医院犯下杀害战俘和医务人员、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虐待俘虏等战争罪行，以致伤亡众多。战后，日军指挥官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通过梳理该案的发生背景、实施经过和战后追责等史实，不仅可以揭露日军的战争罪行，还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香港沦陷史的研究。

关键词

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

日军

香港战役

战争罪行

军事法庭

导言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圣土提反书院，对业已成为俘虏的英军士兵、伤病员及医务人员实施集体屠杀、强奸、抢劫和虐待，日军暴行持续了一整天，史称“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战后，检方在香港军事法庭上指称：“日军在圣士提反战时医院杀害受伤的盟军士兵、强奸和杀戮值班护士的行径，堪称是日本军队在香港战役中犯下的最严重的暴行。”对这场大屠杀的研究最早见于台湾出版的《日本军阀暴行录》。该书从日军屠杀战俘的角度简要介绍了这一慘案。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该惨案的研究开始增多，但主要侧重于史事考证，尚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2014年11月，国家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编辑出版了50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其中第22册收录了“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部分幸存者的书面陈述。另外，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英国陆军部档案藏有战后香港军事法庭审理相关日本战犯的详细记录，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收录了由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侵港日军战斗报告书。

本文以上述档案史料为基础，通过比照多方档案资料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的背景、实施经过和战后审判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旨在揭露日军战争罪行，深化和丰富香港沦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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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战役与赤柱激战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香港开始成为中国内地购买军械和接受外援最重要的港口。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本设法切断对中国的物资供应和国际援助。面对日本的武力威慑和外交干涉，英国政府在香港实施对华武器禁运政策，并封锁了滇缅公路。1941年8月，为解决美国石油禁运政策造成的能源危机和实施“南进”战略，日本决意向美英开战。同年9月，日军第23军占领广东大部分地区，对香港形成包围态势。11月30日，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正式宣布作战计划并下令备战，日军第38师团被指派为进攻香港的主力部队。由于英方认为香港没有能力长期抵御日军的攻势，加上德军在欧洲战场频频得手，英国政府最终决定只在香港部署有限兵力，拖延日军南进攻势以保卫其另一殖民地新加坡。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香港，香港战役爆发。这场战役虽然只持续了18天，却是香港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为惨重的战役。日军一边空袭启德机场以夺取制空权，一边以第38师团为主力从深圳发起陆上进攻。随着九龙半岛战事的推进，日军进展迅速。12月13日，九龙和新界均已沦陷，英军撤至香港岛。驻港英军总司令莫德庇少将重新部署港岛防御力量，瓦利斯准将指挥英军东部旅防守香港岛东部海岸线，即北角至柴湾大潭至赤柱及浅水湾一带，罗逊准将则率西部旅守卫西部海岸，多次击退企图登陆的日军。12月18日，日军登陆香港岛并重编部队。日军第38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被分为左右两翼，指挥官分别是田中良三郎和伊东武夫。12月20日，日军发动突袭，英军西部旅指挥官和主要军官阵亡。此时日军已攻至港岛西海岸中部,港岛英军余部遂退守赤柱半岛并构筑两道防线。日军从12月21日开始再度发起猛攻，次日即攻下英军的第一道防线，第三天攻陷英军在市区的据点。12月24日，日军左翼部队夜袭赤柱半岛，次日晨，圣士提反书院（部分建筑改为战时医院，又称圣士提反战时医院）被日军占领，25日晚7时，港英政府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稍后，日军下令停战并正式宣布占领香港。由于与驻港英军总部失联，英军东部旅直至26日晨才向日军投降，香港战役宣告结束。

香港战役期间，港英政府在赛马会、香港酒店和香港大学等地新设了一批医院，圣士提反书院大楼亦被紧急征用，礼堂（即主厅）和走廊被用来安置伤病员。1941年12月18日，医务人员基本就位，圣士提反战时医院正式开始运行。12月24日，日军进攻赤柱，当晚，不敌日军攻势的英军撤入圣士提反书院防守。随着日军步步进通，圣士提反书院周围发生激烈战斗，不敢入睡的医院职员和伤病员全都集中在大楼礼堂。25日晨，圣士提反战时医院为日军第229联队第2中队和第3中队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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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中的日军战争罪行

日军极度蔑视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准则，无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基本权利。在18天战斗期间，日军在香港多家临时医院犯下大肆屠杀战俘、强奸妇女和搜刮财物等累累暴行。1941年12月25日的“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即是日军针对战俘和医务人员制造的规模最大、最为残忍的屠杀事件。在这场屠杀中，日军的战争罪行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杀害战俘和医务人员。12月25日晨，日军第229联队占领圣士提反战时医院，随即屠杀驻守在附近的香港义勇军及圣约翰救护队成员。早上7时许，两三百名日军冲进医院主厅，开始肆意杀害伤病员和医务人员。布莱克上校和威特尼上尉劝阻无果后被日军枪杀，尸体被“刺得支离破碎”。医院职员和尚能走动的伤病员慌乱中争相离开主厅，而相当一部分卧床不起、伤势严重的伤员不是在病床上被日本兵刺死，就是被肢解凌辱而死，整个过程持续了两小时左右，到处“都是尸体和鲜血”。加拿大随军牧师詹姆斯·巴尼特上尉估计约有70名伤员被当场刺死，他们的尸体“都没了胳膊”。护士费多夫人的证词亦证实了日军的屠杀：“很多尸体上有二十到三十处伤口”。

12月25日约下午2时，香港赤柱守军再度发起反攻，试图夺回圣士提反书院。为迫使英军投降，口军开始新一轮杀俘行动。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日本人每次只带走两三个人，在杀死他们之前砍去他们的手指、割去耳朵、切掉舌头、挖去眼睛，关押在二楼的战俘都可以听见他们死前的惨叫”。亨德森、麦凯等俘虏死前遭受残酷折磨,证人詹姆斯·巴尼特上尉证实：“尸体严重残缺不全，眼睛、耳朵和舌头均被切掉”。当天下午4时，日军再度击退英军进攻。随着赤柱战线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遂将犯罪目标转向医院女性。史密斯太太、贝格太太和巴克斯顿太太等3名志愿护士及5名英国士兵的华籍妻子都在当天夜间被轮流带走，惨遭杀害。3名护士的尸体于次日上午被发现，“她们全身赤裸……贝格太太的头部有枪伤，另外两具尸体的喉咙被割开”。其中贝格太太死状尤为惨烈，“她的脖子儿乎被砍断了”。当贝格上士试图查明妻子死因时，一个日本军官朝他大发雷霆：“你的妻子很坏，她昨晚试图逃走,士兵才开枪的。这就是战争”！

第二，抢劫财物。根据国际公约，不得没收战俘的私人财物，也不能侵占医疗机构的设备和物资。然而日军依然在圣士提反战时医院内大肆抢劫，武器装备和医疗设备堆满了整个主厅，就连书院的桌椅也被口军拆卸，用来纵火焚尸。最后日军将搜刮到的物资设备乃至伤病员使用的床垫和毯子都用卡车一并运走。另外，日军多次对俘虏搜身，夺走现金、钱包、手表和戒指。俘虏动作稍有迟疑就遭到殴打和掌捆，根本不敢反抗。

第三，强奸妇女和虐待俘虏。“在战争中，强奸是回击敌方的一种重要手段。”日军对圣士提反战时医院的女性实施轮奸。从25日下午4时30分开始，他们三五人一群，将12名女俘分三批带走强奸。在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幸存的戈登小姐、费多太太、西蒙斯太太以及安德鲁莱文琦太太揭露了骇人的细节，包括日军要求她们躺在尸体上供其淫乐等。这场恐怖的性犯罪直持续到26日凌晨。

日本兵还以虐待和凌辱英军俘虏取乐。关押俘虏的房间极度拥挤,条件恶劣，有一间“长12.3英尺、宽9英尺的房间”居然关进近百人。由于空间狭小，俘虏们只能轮流坐下休息，因此不断有伤病员因病情严重或体力不支晕厥。日军还命令俘虏向站在囚室门口的日本兵下跪，伤病员因行动不便、动作迟缓而被殴打。日本兵还经常威胁要杀死所有俘虏。直到港英政府宣布投降，日军的态度才渐趋缓和，俘虏们的境遇才有所改善。

12月26日。日军又强迫大屠杀的幸存者“收集和焚化尸体、清除楼梯和走廊上的血迹，将步枪、钢盔和防毒面只放置到庭院。”俘虏们趁机统计医院的伤亡情况：遇害的医务人员大约25人，分别是“香港志愿保卫队的布莱克中校，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威特尼上尉和帕金中士，香港义勇军护理分队的巴克斯顿太太、史密斯太太和贝格太太以及圣约翰救护队的全体成员”；被屠杀的伤病员约60至70人，主要来自“加拿大团、皇家苏格兰团和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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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对施暴者的审判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同盟国设立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鉴于日军在香港战役期间犯下多宗针对伤病员、俘虏和医务人员的罪行，香港军事法庭遂以“普通战争罪”起诉时任日军第38师团长的伊东武夫、第229联队长的田中良三郎以及第230联队长的东海林俊成，而众多下级军官和士兵因证据不足逃脱了审判。

根据有关战争法的规定，伊东武夫和田中良三郎等人身为部队指挥官，必须“透过控制、管理战时行动，以避免违法行为发生，并对下属的行为负有一定责任”。“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惨案的发生，说明他们“并没有履行司令的职责，控制下属的行动，而是允许他们犯罪，以致有关暴行广泛地发生，是为违法”。因此，伊东武夫被控“不人道地对待战俘和投降人员，导致他们死亡和遭难；杀害和虐待盟军的伤员和病人；杀害和虐待盟军中的参与收集运输物资、照顾伤病员的医疗管理机构和组织，还有香港平民”；田中良三郎也因纵容“其属下以非人道行为对待英俘”和“英、加及盟国投降军队”被起诉。尽管证据确凿，此二人仍拒绝认罪并提出上诉。伊东武夫极力为自己开脱，声称自己在战争期间曾多次提醒部下要遵守陆战规则和国际公约，对部属在香港战役中的暴行一概不知。具体到“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一案，伊东武夫认为自己在港岛战事爆发后已不再担任日军第38师团长，因此不必为下属部队在赤柱战事中的行为负责。而田中良三郎则更为无耻，否认法庭提出的有关日军在港的战争暴行及其他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最终，法庭认定伊东武夫和田中良三郎须对其部属杀害战俘、投降者和医务人员的战争罪行负责，分别判处其12年和20年有期徒刑。

另外，时任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也须对“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负责。1941年香港战役期间，他纵容部属实施大屠杀，以致虐杀战俘和医务人员、残害平民及强奸妇女等暴行频繁发生。战后，酒井隆交山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因牵涉甚广，调查证据侦查等,曾煞费苦心”香港战犯调查团曾专门派代表赴南京，提交“关于酒井隆指挥下攻占香港日军之一切证据”。尽管酒井隆否认检方“唆纵部属违反人道以及违反国际条约与惯例实施种种暴行”的指控，但他最终还是因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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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的原因分析

1941年12月25日，侵港日军占领圣士提反书院后，公然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准则，在医院犯下杀害战俘和医务人员、强奸妇女、抢劫财物和虐待俘虏等战争罪行，以致死伤众多。“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作为日军在香港战役期间制造的最大惨案，探究其发生原因有助于深化香港沦陷史研究。

首先，面对军纪败坏的日军，“圣土提反书院大屠杀”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根据日内瓦公约，圣上提反书院作为战地医院理应得到战争各方的尊重和保护。但日军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熏陶，极度蔑视投降人士，根本没有保护医院和善待战俘的观念。他们无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基本权利，公然命令侵港部队屠杀俘虏。战后，加拿大军医队的班菲路少校在香港军事法庭上证实，侵港日军接到上级命令：“一切俘虏必须处死”。大屠杀的幸存者也多次提到当时日军企图杀死所有俘虏。

其次，圣士提反战时医院的俘虏无疑沦为日军报复英军顽强抵抗和迫使其投降的牺牲品。在港岛战役中，日军伤亡惨重，负责进攻赤柱半岛的第229联队的伤亡率儿乎是日军总伤亡率的3倍。在战争中，士兵经常会在战友战死后屠杀战俘或平民，“圣土提反书院大屠杀”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日军的复仇心理。另外，日军在圣士提反书院残杀战俘亦是为了威慑赤柱守军，迫使其放弃抵抗，尽早投降。

时光易逝,岁月无声。“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面消失”。2008年10月，香港圣士提反书院被列为校内历史遗迹，对外开放，由学生为参观者讲解书院历史和香港抗战史实；2011年12月，香港古物事务监督又将“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的现场——书院大楼列为法定古迹。

本期编辑：潘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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