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中美贸易谈判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这个武器更多是伤害自己而不是伤害对方，所以现在不需要中国采取非常强的反制措施，我认为谈判和回旋的余地很大”

（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表达出一种冷静的认识。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江玮/文 袁雪/编辑

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表达出一种冷静的认识。事实上，他不赞同“贸易战”的说法。在他看来，贸易是交流、对话、谈判、妥协的过程，特朗普有权利对中国发起贸易政策行动，中国也做出了回应。

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将削减贸易赤字作为他的优先事项。按照美方公布的数字，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760亿美元。特朗普提出要求，要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如此涉及具体数字的削减赤字要求在贸易谈判中并不多见。

“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是可以逐渐减少的。”龙永图说。他同时指出，削减贸易逆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采取行政化的方法或者强硬的贸易政策措施将欲速则不达。

面对当前将特朗普的贸易战视为洪水猛兽的舆论氛围，龙永图还提醒，不应把这一次强硬的贸易措施，看成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不然我们今后就没有做工作的余地了，而且会使全世界感到中国的崛起就是对世界的威胁，特别是对美国的威胁”。

《财经》：您如何判断目前的形势？在特朗普签署对华301调查的总统备忘录之后，对“贸易战”的担忧立刻涌现出来，但在数日内，又出现了中美双方已经开始谈判的消息。

龙永图：我长期从事国际贸易谈判，我不太喜欢“贸易战”这个词。贸易本身就是一种交流、一种对话、一种谈判、一种妥协，而且谈判大部分的结果都是以妥协而告终。所以我们不要把当前的经贸关系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过分戏剧化，轻易使用“贸易战”这样的词。

这样的用词可能使老百姓困惑，使产业界人士感到担忧，给资本市场带来恐慌，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资本市场的冲击以及产业界一些投资决策的冲击，也许比贸易本身还大。

用国际贸易行业的话来讲，美国是采取了一些贸易政策行动，包括贸易补救措施，或者是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保护其国内的产业。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是因为他们觉得贸易不公平。这不是打贸易战，是启动一次贸易谈判，我认为这样更加准确一点。判断这一次贸易行动所带来的冲击恐怕为之尚早，因为还需要看很多具体的措施内容。

而当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采取贸易措施，当事国家一般来说要采取反制措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反应是很有节制的，说明我们想为今后一系列的贸易谈判留下更大的谈判空间。这是在贸易谈判中需要掌握的非常重要的原则，特别是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这样重大的国际经贸问题时，要特别慎重。

有一种说法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一定会落入到所谓“陷阱”当中去。我觉得现在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美国对中国整体的看法，我认为还没有最后形成，对特朗普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也还没有形成共识。不要把这一次强硬的贸易措施，看成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判断对我们很重要。也许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不能完全这样看，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我们一直在做美国的工作，一直在向全世界说，中国的崛起不是对世界的威胁，也不是对美国的威胁。这样一个观点，今后还要花大力气讲清楚。这样我们才可能不把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措施，看成是美国整体战略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一个比较慎重的态度，不然我们今后就没有做工作的余地了，而且会使全世界感到中国的崛起就是对世界的威胁，特别是对美国的威胁。

不要因为一次贸易纠纷就动摇了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动摇，在很多问题上就会做出误判。

《财经》：具体来说，商务部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发布了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大部分为农业产品。在针对301调查的反制措施中，停止进口美国大豆也有很大呼声。作为回应，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龙永图：美国最敏感的领域就是农业领域。当时我们在入世谈判时最困难的也是农业，美国要求我们为美国的农产品开放市场。现在如果要让美国感到比较痛，就要打它的农业市场，对它的农产品进口增加关税，使它的农产品出口比较困难。但我们不到不得已，不会这样做。还是尽力把双方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当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比较单纯的情况下，关税是比较重要的武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关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了1995年1月1日改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因为世界贸易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关税的领域。

特朗普没有看到全球贸易发展的整体形势，还在用关税这样的老武器。他提出高关税后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消费者。美国45个零售和消费业协会，联合给特朗普写信反对提高关税，其中包括科技、农业消费者协会，也包括很多公司，比如Google、IBM、沃尔玛。如果特朗普对这些产业征收高关税，这些产品在美国的价格一下会增长很多，真正受到伤害的是美国消费者。

以往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最为积极的是美国国会，总统比较收敛一点；但这次美国很多国会议员也站出来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措施，这是美国政治上出现的重要变化。

这说明特朗普选错了武器来进行这样一场贸易谈判或者是舆论上讲的贸易战，这个武器更多是伤害自己而不是伤害对方。所以现在不需要中国采取非常强的反制措施，我认为谈判和回旋的余地很大。

如果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站在我们这边，由他们向政府施压，这是最简便的办法，是谈判当中最有利的形势。如果对方的企业全部站在政府一边，我们就比较麻烦。例如，入世谈判比较难的领域包括电影、音像产业，因为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制造商都站在政府一边。我们在北京谈判的时候，好莱坞一大帮生产电影还有音像制品的老板们全住在国贸饭店，和他们的谈判代表沟通。

还有一点，在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中，零部件是从很多国家进口的，包括美国。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会着急。如果对中国的最终产品征收高关税，中国在进口零部件时也要加同样的关税，才能够保持生产成本的平衡。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从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来看，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会站在我们这边，这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财经》：特朗普把减少贸易赤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贸易赤字并不一定都是坏事，他对减少贸易赤字是否太过纠结？

龙永图：我们希望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看待贸易赤字问题。我们长期的观点是，一般来说，世界上凡是有贸易赤字的国家，产业都比较强大，国家比较富裕，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所以对于全球消费品从最高档到最低档都有需求。

实际上，就国际贸易理论而言，国际贸易最大的受益者是进口方，而不是出口方。进口方占据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它想买哪个国家的产品、想以什么样的价格买入，基本上都掌握在进口方的手上。那些具有强大贸易赤字的国家常常是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最有发言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美国有这样大的贸易赤字，主要是美国长期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结果。再加上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使得美国贸易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现在中美贸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反映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方面。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由于放开了贸易经营权，中国贸易的力量一下突然释放，所以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出口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加。

在出口迅速扩张的情况下，美国作为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贸易井喷的受益者，使得美国中低收入群体能够享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美国最想推动的农产品出口方面，也能找到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总体上，中美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是很有利的，都是双方需要的。

现在中美贸易逆差从数字上看起来不好看，我也理解。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赤字虽然有历史发展的逻辑、有市场的逻辑，但毕竟两国之间长期如此规模的贸易逆差，确实需要解决。我也赞同中国采取一些措施削减贸易逆差。但这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采取行政化的方法或者强硬的贸易政策措施来解决将欲速则不达。

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是可以逐渐减少的。随着中国收入群体的增加，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庞大，中国对于美国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对美国的进口也会越来越强劲。

此外，中国产业开始升级，对美国中低端产品出口会逐渐减少，被其他新兴国家比如越南、巴基斯坦的出口所代替。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问题是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采取控制的手段。如果美国能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美国的出口就会增加25％－40％。总之，还是有解决办法的，但这需要坐下来商量，大家都要有耐心和真诚的意愿。

《财经》：从贸易的角度出发，目前中美的贸易争端是否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

龙永图：特朗普这个人是做生意的，他对数字特别敏感，提出要让美方减少1000亿美元逆差。很少有哪个国家谈判代表提出来你要减1000亿的贸易逆差，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政府定一个指标，但特朗普就是这样的风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白给美国1000亿美元，是我们要多购买美国1000亿美元的产品。现在中国人消费升级，也很需要美国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在牛肉的问题上，过去谈判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让而现在有所让步的原因，中国现在需要高端消费品。现在我们购买美国的高档消费品，包括牛肉、农产品、机电产品是完全可能的，老百姓有需求。

对贸易纠纷也好，处理贸易逆差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度，采取一些具体的开放市场的措施。

中国入世为什么取得很大的成就？一方面是我们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措施是在一个健康的外来压力背景下采取的。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外来压力，有时候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还没有这样的紧迫感。

如果我们把这一场中美或者国际经贸关系出现的一些对中国的压力，转化成改革或者说加快改革的动力，那可能变成一件好事情。各个部门逐渐落实，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中国的市场是在逐步开放的。

（本文首刊于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