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1)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I，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II，效率提高促进结构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2)促使增长阶段I向增长阶段II转型的三大主导因素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以及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的逐步形成；（3）东部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等已经进入经济减速通道，2016年后，随着全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结构服务化加快、人口红利的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持续提高，中国经济减速势成必然。

关键词：潜在增长 效率 平稳减速 结构调整

JEL Classification: C13，L80，O10

一、引言

本文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高增长（阶段I），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II，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进一步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种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增长路径的转换，符合发达国家经验事实和长期增长统计规律（袁富华，2012）。

本文基本结论来源于如下观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使得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处于高位且大幅波动；2000年以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大多数省市开始发生停滞或持续下降，工业化节奏放缓迹象显著。而且，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经济减速，在诸如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已经发生；结构服务化、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乏力等现象也在东部地区逐步出现。

我们也观察到，中国高增长阶段I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日益凸显：（1）由于区域投资分布不均衡，占全社会资本形成50%的东部地区的投资减速，在不能为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抵消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减速可能预示着中国整体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2）由于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拐点将于近几年出现，这会抑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而劳动力供给负增长的长期存在，则会进一步拉低潜在增长预期；（3）由于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问题的存在（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当产出的资本弹性由高增长阶段的0.6-0.7转换为0.6之下，或当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而导致劳动力报酬份额不可避免地持续拉升时，较低的增长速度将逐步变成事实；（4）由于服务业相对第二次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当这种效率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驱动路径、而须经由创新解决时，潜在增长降低预期也会发生。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调整的稳速增长阶段II会相应产生。本文试图勾勒出两个阶段接续转换的增长路径。

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文献较多，稍早一些的文献，如王小鲁、樊纲（2000）认为2001-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低于7%；林毅夫等（2003）的结论是，2004-2014年为8.5%，2014-2024年为7.1%；近年的文献，如高路易（Kuijs, 2009）、刘世锦与张军扩等（2011）、蔡昉与陆旸（2012）认为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至7%左右。本文的研究一方面立足于类似文献中常用的核算框架，另一方面，我们更注重于中国长期增长远景及问题分析，基本结论是：2016年之后，随着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潜在增长率将降到8%之下，但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引入长期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建立本文分析的一个事实基础，第三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问题和特征进行考察，第四部分对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和减速通道的构筑情景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小结。

二、长期经济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

本部分提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我们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证逻辑，都是围绕这些经验规律和事实展开。

（一）统计现象I：长期增长路径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

如果把增长当作一种结构演变过程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呈“钟型”演变路径的结论。以潜在增长率为观测变量，工业化先行国普遍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加速和城市化阶段的经济减速。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我们把这样的一条长期增长路径概括为“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两个阶段。上述结论来源于以下认识：相对于工业而言，服务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发达国家公共服务需求在第三产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如社会保障、教育等支撑高质量生活的部门，通常具有较低的产出增长速度。尽管如此，正如研究普遍认同的那样，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创新活力，这些日益扩大的部门又是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另一方面，从时间标定看，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减速现象，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如Eichengreen etc(2011) 通过统计分析对减速拐点进行了确认。

（二）统计现象II：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

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以及发达经济不同增长阶段的对比表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劳动或资本要素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会发生变化。即，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分配所占份额逐渐提高，要素弹性沿着长期增长曲线发生变化。

基于标准增长核算方程，我们可以将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规律描述为：资本/产

发生在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三、中国经济增长阶段I的问题和增长阶段II的特性

上述三个统计现象，有的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正在发生，有的即将发生。统计现象I在中国部分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已经出现；统计现象III在中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增长中已经发生；统计现象II随着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未来经济阶段中也将逐步变得显著。

（一）“干预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I的三个效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增长是在“干预型经济”模式下取得的：即，国有企业对资本资源的掌控，政府对投资领域和投资规模的调控，以及政府对资本、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压低。工业化起飞阶段，“干预型经济”在动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有其重要作用，这种力量也为经典发展理论所认同。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步入成熟及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增强，高速粗放式的资本驱动，也相应出现投资效率递减问题。我们认为，中国高增长阶段I的效率问题，可以归结为三方面：资本效率低下，分配效率低下，结构效率低下。

1.资本效率低下与投资驱动方式的不可持续

化速度逐步放缓，2030年达到约70%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服务业发展将由增长阶段I的工业化推动，转变为增长阶段II的城市化集聚效应推动。

对于不同城市化阶段上的服务业结构变化，我们认为综合前文关于增长阶段I的效率问题分析以及适当的统计计量推断，或许能澄清一些问题。第一，城市化率：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1996-2011年，城市化率以年均1.4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2011-2015年预期将维持这样的速度；根据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2016-2025年，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年均约为1个百分点。第二，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依据城市化逻辑曲线和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对2011年之后的基本看法是，城市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约提高0.7个百分点左右。第三，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中国城市化率与服务业的长期统计关系看，1978-2011年间，城市化率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服务业增加值上升约0.5个百分点①。对于第二、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

第二个统计结论是依据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城市化率提高1%推动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76%），预测值也采用了0.76这个系数项。结合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会发现，第三产业的劳动份额比就业份额增加快，这正是前文关于增长阶段I结构效率低下问题的简洁表达形式。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增长阶段I发生了显著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对效率差异问题，那么，论及未来服务业发展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些看法进行修正。因为第三产业效率低下以及“劳动力驱赶效应”的存在，在长期中是危险的，如果盲目推进城市化，那么，结果不仅是造就一个效率越来越低的服务业部门，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所谓城市化过度及类似于拉美结构服务化的增长缓慢和停滞问题。

因此，对于快速城市化到城市化成熟的增长阶段II，注重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扭转中国现阶段服务业的低效率，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增加要求有一个至少不低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速度。这种效率改善的逻辑，意味着长期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速度，至少要跟上城市化速度。

（3）东中西部地区省市进入减速通道的次序

根据前面的分析，2011-2015年若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且中短期内服务业效率不能得到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城市化率增长1%拉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增加0.5%），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升约3个百分点，依据2011年各省市服务业份额计，天津、浙江、广东和海南4个省市服务业份额有望达到50%水平。因此，投资减速效应，将在随后的时期里逐渐变得显著（表5提供了服务业份额的变动趋势的比较起始点）。2016-2025年若延续2011-2015年的服务业发展势头，从增长和服务业效率提高两方面考虑，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应该至少拉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从2011年服务业的份额看，这种情景可以推动全国2/3省市的服务业份额达到50%及以上水平（服务业份额偏低的省份，如河北、广西、山西、内蒙、安徽、江西、河南、四川、青海、新疆，其比重也可以提高到接近50%的水平），投资减速通道因此形成。

元左右的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表9中2016年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低，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稳速增长”的原因。

在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的抑制下，为了保持未来增长的稳速，技术进步为长期结构调整政策所关注。当然，表9的数据是从供给角度做出的平滑预期，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入，短期外部冲击有可能间断性地打破这种平滑趋势，所以，短期调控政策也是经济稳定所必须。

五、结论

从供给面看，有三种主要力量主导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型、要素弹性参数的逆转、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形成。中国分配调整力度的加大以及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结束持续三十年的高投资驱动模式。正是立足于这些长期增长因素变化的分析，本文对增长阶段II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归纳，结构服务化和减速预期下经济均衡持续发展的要求，迫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转到效率提高方向上来。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自然成为增长阶段II的重心。这就要求劳动、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的转变，民生改善引致增长福利目标函数的确立。因此，创新要素及经济活力的培育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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