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言杂谈】:辣手摧花惹人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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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山曼先生是一位民俗学家,学问好,散文写得也漂亮。他在世时,经常给报刊提供一些民俗散文小品,篇幅不大,却情景交融,读起来真是过瘾。

  我喜欢山曼的民俗小品,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是我的老乡,作品的内容,多是我耳熟能详的民间趣闻,许多风物经他妙手点化,立刻晶润剔透,像明清家具,质朴中蓄含着古韵,让人倍感亲切。

  

  最近看一部电视剧,有一个镜头是牧渔而归的弄潮儿呼喊渔家号子。曲调虽然熟悉,但词句都变成了特殊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觉得呕哑嘲哳难以足听,就想起读过的山曼的作品。找出来看,胶东海边一首渔家号子歌词原来是这样的:

  嗨哟,嗨哟!

  加把劲呀,

  好回家呀!

  小红鞋呀,

  在家等呀!

  又烫酒呀,

  又炒菜呀!

  搂着她呀,

  笑哈哈呀!

  嗨哟,嗨哟!

  我出生在海边。过去渔民下海捕鱼是脑袋别在腰带上的苦差事,比不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康生活,所以胶东的谚语有“能上南山当驴,不下北海打鱼”之说。汉子们出渤海,下黄海,一路追赶着鱼汛,在与狂风恶浪的搏斗中,最惦念的当然是心上人,即便没有,也要在梦幻中为自己制造一个“灯塔”,这样苦拼死打的生计才有了意义。在号子里呼喊梦中的“小红鞋”,就像在电影《红高粱》里庄稼人呼喊高粱酒,野性中透着劲烈,即便有些放浪,也为世情所宽容。

  

  也正因为如此,“小红鞋”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胶东渔家号子中。比如出海遇到丰收,归来时又是风平浪静的镜儿海,渔家汉子的心情格外愉快。这时岸上欢迎的人群中如果恰巧有很多大姑娘小媳妇,汉子们的心气会更高。摇橹号子由苍凉立刻变成戏曲小生般的假声,从里到外透着俏皮与煽情:

  小红鞋呀,

  嗨哟嗨,嗨哟嗨!

  花红果子樱桃鲜,

  嗨哟嗨,嗨哟嗨!

  花红果子樱桃鲜呀,

  嗨哟嗨,嗨哟嗨!

  ……

  至于以下的词句中还会出现什么内容,那就要看岸上“小红鞋”们的反应和汉子们的临场发挥了。

  闯海的汉子们思念着“小红鞋”,“小红鞋”们也惦念着浪尖上的汉子。海里浪大风硬,过去渔民下海时为防止自己被冻僵,需要准备些柞木炭烤火,这些柞木炭要自己到山上伐木烧制,因而远洋渔民也常被称为“打柞的”。每到海上风浪陡起,海边山崖上,就站满了盼望汉子归来的渔家妹子。一袭花巾,一双泪眼,打湿了多少人的芳菲心肠,于是就传出了这样的民谣:

  苦丁子发芽了,

  打柞的哥哥出海了。

  苦丁子开花呀,

  打柞的哥哥回家呀!

  一代代的渔家妹子就是在这样的念想中,在一遍遍念唱着这首歌谣中,将青丝熬成了白头。

  

  这才是原汤原汁的渔家歌谣。真实的人间情怀,一定像野草一样恣肆而粗朴,一定接近于人类最本初的欲望,那些生硬改删的人真是多事,真是不解风情,真是无趣。

  二

  我常常把胡乱删改民谣的行为称为辣手摧花。庭园中修剪齐整的灌木和原野上枝蔓横斜的疏林哪一方更雅致,更富有生机?两种艺术观念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在我看来,修剪不是不可以,但要修剪得好,达到巧夺天工之效,需要园丁具备极高的修养和技巧,缺乏韵致的修剪,倒还真不如放任自然勃发的原貌。

  

  案头有一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我就常常翻阅,这里有不少诙谐有趣的民间歌谣。比如在胶州一带,过去就有一首很好听的《赶集歌》:

  我那天去到东庄把集赶,

  遇见了情哥哥在买锄镰,

  我有心上前去说上几句话,

  怕的是那些赶集的人儿道闲言。

  他在那里朝着我使上几眼,

  我提着个小竹篮转到村后边,

  在村后柳树下将他来等

  我二人把知心的话儿说了好几言。

  我有些佩服这对小儿女的机智。在封建时代,男女私情被遮挡着层层的帷幕,但帷幕再厚,也会透出熹微的灯火。有情人的幽期私许,就在这束微光的照耀下找到了托付的去处。这样的灯火不仅在《红楼梦》、《西厢记》这些阳春白雪的经典中出现,也会在赶集睃目、庙会飞眸、野地私语的下里巴人的寻常期盼中闪烁。

  清明节就是乡土中国少年男女眉目传情、私心暗许的好时刻。清明节是重要的传统节日,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的习俗绵延千载。有趣的是,清明节到,花红柳绿,风柔霞媚,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邻家妹子们,这时被特许走出闺房,穿上最兴时的春装,娉娉婷婷地翻飞在秋千架下,游荡于水滨花坞,这怎能不惹得少年儿郎思绪蹁跹?

  出门荡秋千,即墨的小媳妇嫌衣装不够华丽,平添了几分烦恼:

  年年都有个三月三,

  十八的媳妇去耍秋千,

  个个打扮得真是周全,

  奴要去耍无有什么穿,

  奴要去借谁肯借给俺。

  我的娘呀,

  无其那个俺要早打算。

  面对一群衣着光鲜、油头粉面的大姑娘,难怪惠民的小伙子眼睛有点发花:

  清明三月三,

  姑娘来打秋千,

  送了送秋千两脚踮一踮,

  绣花的鞋儿上了踏板。

  姑娘飞上天,

  红绸子衣裳呼啦啦地扇,

  好像那仙女驾云端。

  还是人家胶州儿郎性格憨直,逛庙会,看上“花姑娘”就直抒胸臆:

  从那边来了一位花大姐,

  刚刚十七八。

  梳着油头,

  戴着绒绒花,

  黑黑的油头绒绒网扎。

  粉红的脸蛋羞答答,

  看看大姐你来吧,

  谁也不娶就要她。

  

  看看,生发于民间的歌谣多有趣。套用一句俗语“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少年男女之间的情思艳想,像春天溪畔的野花一样生发自然,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像道学先生对待《诗经》那样遮遮掩掩。反倒是封建时代那些迎合某些权贵“高级趣味”的“命题歌”生硬拗口,令人生厌。

  三

  文人雅士在提到山东普通乡民的品行时,常常用“质朴少文”来形容,我真是不大能够同意。山东地处北地,山雄海阔,山东汉子质朴归质朴,但所谓的“少文”,不过是阴柔文人的一种误解或曲解。

  我们可以做一番有趣的地域文化的比较。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发生于江南,在江南的民间叙事中,梁山伯生得细皮嫩肉,柔弱无骨,活脱脱一位女性化的白面书生形象。但到了我们山东,梁山伯就可能变成一位食咸鱼吃虾酱的豪客。在武松打虎的阳谷县,有一首有名的劳动号子,歌词是这样的:

  太阳一出红彤彤,

  一对学生下山来。

  头里走的梁山伯,

  后边紧跟祝英台。

  天到中午正当阳,

  乡里妈妈做饭忙。

  大锅蒸的是干饭,

  小锅煮的咸鱼汤。

  ……

  在山东,讲的是臭鱼烂虾吃饱饭,即便才高八斗、貌比潘安的在下,也是把小米干饭、咸鱼片片当成人间上品饮食,一个江南的穷书生到我们山东,入乡随俗,吃吃咸鱼干饭又有何不可?何以见得就是“少文”了?在阳谷,如果因为咸鱼干饭不雅,硬把歌词改成“大锅蒸的是太湖米,小锅煮的是莲子羹” 倒还真有点不伦不类让人费解呢。

  

  说到底,雅俗之辩,断不可仅以文字是否雅驯、内容是否“入流”为唯一标准,还要看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生活场景和精神指向。以元明时期的散曲、歌谣为例,这里既可有马致远辈“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霁”的清俊,又可有冯梦龙辈《山歌》中“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拚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的淳俗。用顾颉刚在《山歌》序言中的话说,“如此热情,如此刚勇,真使人觉得这一字一句里都蕴藏着热的血泪”。

  同样的道理,出于某种需要,将民间自然形成的歌谣进行修改加工也必须十分谨慎,改好了叫艺术,改坏了叫糟蹋。这里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战争年代惠民地区八路军改编的《等我郎哥来》,就很有生活情趣:

  大辫子甩三甩,

  甩到那小河崖。

  拎上那开水等,

  等我的郎哥来。

  哥哥为老百姓,

  参军他保家乡。

  队伍路过这儿,

  才呀回家来望。

  改得不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这里就不再枚举了。特别是近几年来时常出现的电视“神剧”,胡乱删改的就不仅仅是民谣了,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仅仅是“少文”,而是挑战人们的道德良心,这就让人有吃下苍蝇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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