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日本制造”神话，古代中国商人远比日本人有信誉

作者：王子铭（复旦大学）

“日本制造”向来以做工精良，工匠精神和诚信至上文明于世，但近来接连爆出神户制钢所涉嫌篡改铜铝产品检测数据，涉及波音飞机、新干线等等钢材造假；三菱汽车燃油经济性检测违规操作，美化排放水平；东芝公司财务造假长达七年等等一系列丑闻。日本制造似乎正在走下神坛。

小编对于这些新闻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历史上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商人制假售假，诚信缺失早已见怪不怪，反而中国商人的信誉堪称业界的一股清流。

神户制钢所总裁川崎博也就数据造假问题道歉

最狡猾的日本人

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带着四艘“黑船”撞开了日本的国门。西方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做生意，那么日本的商人就成为西方人最先接触的一批人，也是西方人认识日本的窗口。不过这些日本商人给西方人的印象可是大大得不好。

当时与西方人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往往一包丝绢只在外面包几束质地优良的产品，里面就掺杂着非常粗糙的布料，“以最狡猾的方式和良品混在一起”。卖樟脑也是一样，一罐樟脑只有上面一层是真货，下面全部是面粉；一桶油下面一半是水……

英国驻日总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在1862年回国后写了一部记录幕末日本风土人情的书目——《大君之都》，其中记载：“如果把日本人的缺点列一个清单，那么说谎要排在第一位……东方人中最不诚实、最奸诈者无过于日本商人。”纽约商人兼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德·哈里斯多次谴责日本商人欺诈，并评论道：“日本人集体如此热衷于说谎，而无人抱怨谎言带来的不便，可见日本人一定能从说谎中找到乐趣。”他在日记中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明治维新之后，西方人眼中日本人的诚信问题并没有解决。

1910年前后，在西方商人圈内广泛流传着一则谣言：说日本国内所有银行的出纳员均由中国员工担任，该岗位从不雇用日本人，因为日本员工完全管不住自己的手脚。其实这则谣言可能是因为英国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刚刚开始在日本开办业务，还来不及雇用和培训日籍员工，就把在华员工派遣到日本经营业务。在日本的西方人发现银行里办理业务的员工都是中国人而无日本人，这引发的误会。

由此可见，西方商人对日本人的诚信度评价很低。

没有契约精神的日本人

明治维新后，大批日本人开始向北美移民。19世纪末再继“排华浪潮”之后，美国又掀起来“排日浪潮”。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日本人的道德堪忧。传教士西德尼·古里克称：“几乎尽人皆知的批评是，日本人从不信守诺言，他们在立下誓约后会毫不犹豫地毁约。”

当时在美国农场工作的日本工人，签约之后一旦听说其他雇主开价更高，就会集体跑掉，完全不考虑签没签合同；做家政的日本人也会经常不辞而别，撂下雇主不管。

在美日本人非常愿意抱团，遇事往往会集体行动，常会集体毁约或反抗不公平的合同。当时加州某地生产大米，大量日本稻农涌入该地从事生产，然而不久米价迅速跌至每磅3.5美分，低于生产成本。稻农们一看无利可图就不愿收割，集体逃离当地，这造成贷款给他们购买生产工具的当地银行蒙受巨额损失，几近破产。

诚信有口皆碑的华商

与日本人相比，当时中国人特别是华商的诚信水平可谓有口皆碑。20世纪初，在华经商多年的汇丰银行经理艾文·卡梅伦爵士承认，他的银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过去25年间，经手白银达到几亿两，却从来未见过一个拖欠债务的中国客户。

美国排华时期，美国人处心积虑地编排污蔑华人形象的材料，却没有人敢质疑华人的商业信誉。他们甚至通过声称“中国商人的商业信誉无需质疑，华商有自己的圈子，不与其他华人相互来往。”来合理化自己矛盾的逻辑。

大阪商人出身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也承认：“唐人（中国人）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表里一色，药材不掺假。木是木，金是金，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缝衣针越来越短，布匹面儿越来越窄，纸伞不上油，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不管退换。”

出身町人的日本文学大师井原西鹤

日本学人也开始反驳西方人的这种看法，他们说中国人所谓忠厚笃信不过是麻木软弱、唯利是图而已。

他们举例，同样是黄包车夫，日本车夫如果跑得慢了被外国乘客谩骂鞭打，一定会停下车来与对方理论一番，哪怕收不到车费；而中国车夫只会逆来顺受，卖力去跑，一心想要赚更多的钱，反而得到“老实人”的名号。做生意也是一样，日本商人遭受不公待遇，会一怒之下撕毁合约，而中国商人只会默默忍受洋商的无理与颐指气使，这样日本商人自然落下了不守诚信的恶名。

明治年间的长崎街景

不诚信的根源：町人根性

但实际上，日本商人制假售假、不重合同、诚信堪忧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相比中国社会，封建时代的日本社会，社会阶层之间的封闭极为严重。这些商人群体，在江户时代被称为“町人”，处在“士农工商”等级序列下的最下级。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经验，让他们养成了思维灵活、精于算计、重利轻义、不择手段的生活习性，戴季陶的《日本论》中称之为“町人根性”。

挑布的女性

一方面，底层商人无法获得社会阶层晋升，另一方面，江户时代商品货币经济飞速发展，这些“町人”手里获得的大量金钱难以转化成地位提升的社会资本，于是奢侈和享乐就成为“町人文化”的主题。

江户时代非凡的元禄文化，包括浮世绘、小说、俳谐、净琉璃戏等等都是由町人创造。这种市井文化，更加深了“町人”好算计、短视、下流的形象，武士们骂商人“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明治维新之后，虽然实行四民平等，各阶层都可以经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商业依然由“町人”主导。并且他们将这种商人习气逐渐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町人根性”也就在社会中弥漫开来。

菱川师宣的《歌舞伎图》屏风，元禄文化代表

另一方面，现代商业的契约概念本来就来自于西方，日本商人在刚刚接触契约观念时还是表现出极大的不适。西方奸商往往会在合同上挖空心思做文章，让对方掉入陷阱；而日本人则会先签合同再说，如果发现不利于自己的地方，会立刻毁约，毫不顾忌违约后果。日本商人其时尚未建立契约意识，因而被西方人认为缺乏诚信。

以上因素，也就难怪当时的西方人会认为虽然日本商人会有误时、撒谎、违约等等毛病，但是主要由武士阶层掌管的公共部门和政务机关还是廉洁可信的。

江户时期的町人形象

无论是“町人根性”还是缺乏契约意识都只能解释日本刚刚开放时代诚信缺乏的现象，至于今天“日本制造”神话的破灭，可能与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企业亏损有关。面对新的诚信危机，日本企业还需从自身入手，升级转型，重塑“日本制造”的形象。

参考文献：

张小龙，《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以“町人根性”为中心》，《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

李均洋，《金钱+享乐=模范町人——〈日本永代藏〉的町人道德文明观建构》，《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