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我握了一双艾滋病感染者的手

我握了一双艾滋病感染者的手。

这双手的主人有着略软糯的福建口音、怯生生的眼神，和22岁的年纪。

噩梦开始于一个隐瞒病史的性伴侣和一场高危同性性行为。他被引诱着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两个星期后，持续不断的低烧和皮疹找上了他。

这一年，他仅有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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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死亡通知单”

之前在艾滋病宣传活动中了解到的知识不断冒出来，他对比了病症，心里“咯噔”一下，那个可怕的想法又随即被他扼杀在脑海中。“不可能的，毕竟艾滋病听起来离我们那么远，对吧？”

但反复的心理建设并没有实际成效，带着恐慌和侥幸，他还是去了疾控中心检测，等待报告结果的那几天过得很慢又很快，他让自己不去在意，但有时候又忍不住想，如果没事，要好好计划生活。

检查报告按着预定日期来了，薄薄几页纸压在手中，结果残酷而冰冷，他的计划被打碎了。少年人只能迎头接受这记暴击。

“生活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会很痛恨自己以前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很想再活一次；有时候我又想得过且过吧，能活一天是一天，病发了就不治了。”

他丝毫不敢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远在农村的家庭，那里还有殷切盼他成材的父母。痛悔、自弃、恐惧、憋闷的情绪交织迸发，反复折磨着这个年轻的生命。恋人因为他的感染选择离开，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看不到光亮的生命里，他将手伸向了毒品。

这，是阿东的故事。

出生自1995年的阿东，是目前利康教育矫治所“爱之家”家园收治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爱之家”家园是北京最大的HIV人员集中治疗区域，同时也是全国监管场所第一家艾滋病集中治疗区。这里先后收治像阿东这样状况的人有800多名，他们有的是短期服刑人员，有的是强制戒毒人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艾滋病人员。

图源网络，对有些艾滋病患者来说，HIV抗体确证检测报告单不亚于一张“死亡通知单”。

B 我不想活了

“脏”，看到报告书上的“阳性”，陈木心里出现了这个字。

陈木是这些收治人员中的一员，与来到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经历了感染确诊-绝望吸毒-强戒（强制戒毒）收治的过程。

2013年，陈木确诊HIV感染，压力大到实在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向家里坦诚自己的情况，“家里没说什么，我想是因为血浓于水吧”。

尽管如此，陈木依旧觉得自己“敏感到近乎卑微”。

“敏感”，似乎是这个群体的通用标记，他们一面小心翼翼地对待社会眼光，一面又竖起尖刺期望自我保护。陈木总是本能拒绝与别人的握手和用餐，有时候他会“故意挑衅”，在身边放些尖锐物品，然后特意去观察别人的反应。阿东也因为“敏感”放弃过检测：第一次去疾控中心，复诊的时候医生问了一些私密问题，他不愿意回答，也不愿面对貌似指指点点的目光，于是临阵脱逃。

社会普遍的“恐艾”情绪让这些感染者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而对艾滋病的模糊认知、患病带来的心里不安又在这根弦上不断加码，随时可能崩盘。

“不活了”，这个想法在这时冒出来，于他们而言，反倒成了一种解脱。

图源中新网，“关艾联盟”志愿者扮演艾滋病患者，向过往的民众索取拥抱，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

C 我们还能活多久？

阿东的转机来自于一通电话，这通从海淀区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去测CD4（一种重要免疫细胞），疾控中心的医生告诉他，如果按时服用抗病毒药物，通过药物控制病情，感染者可以活二三十年，甚至可以获得正常寿命。阿东心中燃起了一点希望。

他加入了医院实验组接受抗病毒治疗，在这里阿东认识了几个河南大姐，她们的遭遇显然更加无常：因为家贫去卖血却不幸感染HIV。电影《最爱》里的场景原封不动发生在身上，阿东替她们抱不平，她们却依旧开朗积极，“有家有孩子，通过治疗有正常生活，也就知足了。”在几个大姐的照顾鼓励下，阿东鼓起勇气，主动去查询了艾滋病的更多知识，他了解了什么是病毒载量、什么是CD4，也慢慢接受了自己“只是患了一种需要药物控制的慢性病”的事实。

图源网络，电影《最爱》中，郭富城饰演的艾滋病患者因卖血感染。

陈木和更多的人则在进入“爱之家”家园之后才迎来转变，除了抗病毒治疗外，对疾病和生命的认知、心理情绪的调节、人际关系的建立都是陈木们在这里的必修课程，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熬过了最初的消沉恐慌，心里绷着的那根弦也终于放松下来。

陈木也在持续关注着艾滋病的发展，他了解国内外最前沿的病毒基本检测技术，“我听说在有些技术发达地区，（感染者）不用病毒阻断都可以生下正常孩子。现在这么发达，我可有信心了。”

“其实，一旦正视，这个病就没什么了。”

D 你看我像得病的吗？不像吧

如今，阿东坐在我对面，笑起来有些腼腆。除了我伸出手时他的略微踌躇，几乎察觉不到异样，更看不出他口中曾经的绝望。

他说自己现在常常和病友间互比CD4指数，陈木也时常和大家开玩笑：“糖尿病还得每天注射胰岛素呢，我们也不过就是吃吃药嘛。”

“其实和大家在一起氛围是最让我们这些感染者放松的。”

家园里年龄最大的老石马上就要强戒期满离开了，他最想做的是一名志愿者，希望可以现身说法，“我们都期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正确认识艾滋病，不歧视我们”。

阿东算了算，距自己离开的日子还有整整半年，他早就计划好了，出去之后，自己开一间小小的水果店，按时出摊收摊，“做个正常的人”。

（本文经利康教育矫治所同意发布，文中受访人均为化名）